颜真卿--中华士大夫以道抗势精神的楷模
傅永聚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鲁理工学院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原曲阜师范大学校长，首任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国际《尚书》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员，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专家。发表论文170篇，出版专著19部，代表作有《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21卷1047万字），《中华伦理范畴》（590万字），《儒家政治理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中华书局出版，《孔子赞歌》。获“第29届纪录片长片好作品”奖的《孔子母亲颜徵在》惟一学术顾问。
电视片《颜真卿》观后，受教良多，感人之深，至热泪盈眶。影片突出了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下颜真卿忠于朝廷、为国捐躯的“忠烈节义”精神。这既是历史上的官方评价，也是一般人的认知。
然而，我们毕竟是在现代语境下，在今天倡导“文化两创”的要求下，去弘扬颜真卿精神的。创造性转换、创新型发展，就不能只是把前人的思想搬过来加以强调复述而已。因为局限于吟诵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忠君意识，显然是不够的。
从中华士大夫道义观的视域去挖掘、去深化，解读中华士大夫道尊于势、以道抗势的价值，是否属于新发现呢？下面仅提出个人浅见，盼方家时彦教正。
一、道尊于势、以道抗势是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人文精神。
“道”，就是真理。以道自任，以道为尊，以道抗势，以身殉道，以道改制或革命，是“士”即中华士大夫最可宝贵的性格。《论语》中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苟志于仁，无恶矣。”（《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宪问》）“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故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道（仁）具有人生真理与人生价值意蕴。
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以道自任者与专制执政者之间微妙而紧张的关系，即道与势之间孰尊孰卑、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关系。孔子从不“枉道而从彼势”，（《滕文公》）或“曲学而阿世”。孔子倡导的道尊于势的精神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成为真儒的精神传统的信念。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同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之大丈夫。”（《滕文公下》）士不论在顺境与逆境、不论穷与达，都以道（仁或义）为依归，不因权势所威逼与利诱而“枉道而从彼势，”进而慨然提出以德抗位，以道抗势的观念。
二、颜真卿是中华士大夫“以道抗势”精神的楷模。
颜真卿的“以道抗势”精神可以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登进士后，历任县尉、监察御史，劾罢县令，不屈权贵、平反冤狱。但因开罪权相杨国忠，被排挤贬为平原太守。第二阶段，安史乱发，虽有“首唱大顺”“长城”之功，但以道自尊，刚正不阿，意在整肃朝纲，“奖善伐恶”，屡屡触及权贵利益，弹劾奸佞，甚至冒犯天子，故连续遭到权宦李辅国、元载、杨炎和卢杞等妒忌迫害，“几经奸佞，几遭馋沮，终为奸馋所陷。”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淮西李希烈叛乱，宰相卢杞故意使坏，建议朝廷：“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结果被杀害。身后被谥为“文忠”。历代帝王大加褒扬，主旨突出了对帝王的一个“忠”字。颜真卿对皇帝确实是忠心耿耿，但皇帝对他怎么样呢？后人也有冷静观察的，说“（颜真卿）其贤似魏征，天下非贞观”（徐俯）；原因在于“德宗内信奸佞，外斥良善，几致危亡。”（《新唐书》）。颜真卿对皇帝忠心耿耿，皇帝对颜真卿这样的大忠臣却不能给予起码的信任，所谓“当时亦不能尽信于君”，得不到起码的保护，任由奸臣设坑陷害，专制政权下君臣权利责任义务的不对称可见一斑。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的专治体制下，君主的权利不受任何监督，片面要求臣子效忠，而真正的忠臣往往代表着吏治的清流，“立朝正色，刚而有礼”（康熙语），往往会以道劝君，制止皇帝身边结党营私、损害国家大义的小人。这就自然会为那些小人所不容，遭到他们处心积虑的阻挠、妒忌和陷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还有，出于掌控政权的需要，传统社会中的专制君主往往会同时使用忠臣和奸臣。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忠臣，国家的风气就会崩塌，纪纲就会解纽；而刚直不阿的忠臣太多，皇帝又会感到被监督，被限制。君主总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忠臣一般不会昧着良心去迎合。而奸佞宵小多会揣摩迎合，讨尽君主欢颜，从而恒通官场。奸臣多了，杀掉几个，皇帝又重新博得明君的美誉。但在传统社会中，专制帝王统治下，奸臣是杀不完的，原因是专制帝王需要他们。忠臣的下场则多有不幸，那是因为道与势的博弈终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颜真卿不过是为道殉身的中华士大夫的清流之一罢了。
三、“道尊于势”“以道抗势”精神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秦汉以来，孔子、曾子、孟子所倡导的以道抗势、以德抗位的精神信念，他们所揭出的“道尊于势”的价值准则，一直为身体力行仁学的真儒所继承与弘扬。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势，可以表现为拥有无上权利的专制君主，也可以是势焰熏天的权臣乃至叛臣。就前者来说，君国是对立的，屈原就是例子；后者君国虽一致，但君权有限发挥，奸佞专权，表现为“挟天子以令诸侯”，迫害忠良。面对恶势力，“道尊于势”、“以德抗位”、“以道抗势”的精神，不仅成为儒家以道为价值尺度批判历代黑暗政治、形成儒家抗议精神的思想源泉，而且也是历代儒家为改变“天下无道”的政治局面而倡导改制与革命的精神动力。除了我们今天纪念的颜真卿，再如公羊家以三世大同说为政治理想的尺度对当时现实中霸道、苛政的批判；东汉末年太学生的抗议运动；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顾炎武等对虚伪的社会礼俗、腐败的科举考试制度以至官僚制度的批判；还有宋明谏议官的犯颜直谏；东林党人的正义精神；黄宗羲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再如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谭嗣同的殉身变法，孙中山摧毁封建专制王朝的革命，五四运动，全民族抗战等等，都是道尊于势、以道抗势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易传·革卦》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改制立度，思易天下。”不论是“革命”或者“改制”其目的都是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道尊于势，以道抗势、以道抗位的精神，哺育了历代先进的中国人，是他们批判当时腐朽势力和黑暗统治的精神动力。民族长青的基因，在于道之弘扬。“道尊于势、以道抗势、以道抗位”，挺起了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而峥嵘不屈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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