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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人文社科研究论丛》第2卷第2号

（投稿邮箱jhss11@foxmail.com）

Ⅰ.引言

红娘形象萌生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完善于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西厢故事演变过程中，既有情节的删减，又有人物的重塑，笔者通过对比分析红娘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异同，管窥导致其变化的深层原因，探讨红娘形象变化的文本意义以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

Ⅱ.红娘形象从单薄到丰满

2.1面容从模糊到清晰

元稹《莺莺传》写“崔之婢曰红娘”，并无对于红娘外貌的具体描写，因此在读者心中红娘的面目是模糊而无关宏旨的。“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红娘通过传递消息使崔张二人交好，仅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必要元素或形式符号被描述。

而王《西厢记》中具体叙述了红娘的容貌风度，充分体现其美丽、端庄、伶俐。《借厢》一折中借张生之眼初见红娘：

大人家举止端详，全没那半点儿轻狂。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

可喜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胡伶渌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论气度，红娘端庄大方、深谙礼数；论扮相，她素面讨喜，穿着朴素简洁；更难得的是她目有华光，顾盼生姿，寥寥数笔，描摹出其绰约风姿。对红娘容貌描写的篇幅增多，一方面以丫鬟的不俗姿态衬托莺莺的秀逸非凡，另一方面突出了红娘的角色地位，为更好地塑造红娘形象、突出其伶俐的性格，容貌描写必不可少。

2.2性格由单一到多元

《莺莺传》中红娘的性格特征并不明显，但仍能窥得她腼腆的一面。张生苦于男女之防不能见面莺莺而求助于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红娘第一次出场就被张生叩头作揖、吐露衷肠的做派惊吓到了，她入世未深又受规矩约束，不知如何应对，因此紧张而惶恐；直白突兀地听到陌生男子情意绵绵地衷诉，因此腼腆羞涩，她的反应合乎情理。

而《西厢记》中王实甫把红娘的戏份写足，尽可能使她活灵活现，金圣叹（1986: 190）也评注说“写红娘既不失轻，又不失重，分明是一位极滑脱问官、最是轻快之笔”，红娘在崔张爱情承启转合处多方周旋，衬得她性格鲜明。

其一，率真泼辣。王骥德（2009: 170）校注评论说“记中红娘诸曲，大都掉弄文词，而文理每不甚妥帖，正以模写婢子情态”，正是她言语犀利，才使得形象更贴现实。

《借厢》中张生自报家门，红娘直截了当地打断他，更是以“先生是读书君子”、“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一顿抢白，张生自诩满腹文章竟也难对一辞。后在《问病》一折中，张生将与莺莺共赴云雨，但房中只有一条布衾、一个高枕，好不寒酸，红娘奚落暗讽张生：“至如你不脱解和衣儿更怕甚？不强如手执定指尖儿恁。”

对自己人尚且这般，在《争婚》一折中对行迹鄙陋的郑恒更是言辞犀利“君瑞是君子清贤，郑恒是小人浊民”、“萤火焉能比月轮？”红娘以乡野浑话反唇相讥，替崔家毁约进行辩护。然而郑恒百般无赖，欲以武力相逼，此时红娘直接嘲讽：“你这般颓嘴脸，只好偷韩寿下风头香，傅何郎左壁厢粉。”争论过程中虽然言语俗鄙，但尽显她不惧恶霸的泼辣志勇，使郑恒节节败退。

其二，伶俐机敏。“胡伶渌老”写尽红娘容止端肃之下的千伶百俐，她心知张生钟情于小姐，便迂回试探小姐的态度，绘声绘色地将其“傻角”行径加以模仿，言态娇憨，既伶俐又风趣，果然莺莺不羞不气，反而笑云：“休对夫人说。”寺警过后婚约作罢，她不忍有情人自此分离，端的是玲珑心思，献计给张生以一曲凤求凰倾诉情深。

红娘的聪明伶俐更体现在《拷红》一折。红娘在被传唤前就设想将遭受何种形式的拷问，权衡利弊后决定“便索与他个‘知情’的犯由”，一开始就直言不讳的将事件全盘供认，转被动为主动。老夫人果然迁怒红娘，红娘陈明实情，娓娓相劝，进而指出正是老夫人失信且治家不严，导致怨女旷夫共处一室萌发私情。红娘逻辑严谨，环环相扣，帮助莺莺和张生的爱情迎来一线生机。

其三，细腻体贴。红娘作为莺莺的贴身侍女，知其所想、投其所好，《锦字传情》中张生害相思病，请求红娘传简给莺莺。她太理解莺莺的心思，止不住地想象莺莺拿到书信后的言行，想尽可能地照顾其矛盾的情绪。因此《闹简》中趁莺莺春睡方醒、尚未梳妆时体贴地“则将这简帖儿放在妆盒儿上”，等待其查看。如此关怀备至却还是不免遭到莺莺羞愤的责骂。

《赖简》和《佳期》中也可看出红娘对莺莺的爱护与关怀。崔张二人好事将成，她担心小姐面薄娇羞，于是悉心叮嘱张生要“性儿温存，话儿摩弄，意儿谦洽”，不能鲁莽草率，唐突了莺莺。等到崔张二人书房相会时，红娘更是千叮咛万嘱咐“你放轻者，休唬了他”，一切就绪后便守在室外，“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为莺莺放风观望。

2.3形象从守礼到侠义

红娘在《莺莺传》中被塑造为守礼婢女。《唐律疏议》（长孙无忌，1983: 132）卷六“名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由此可见唐代婢女低下的地位。红娘身份卑微，所承受的思想桎梏最严重，遵守礼法是必然生存之道。张生求红娘传信，红娘惺惺惶、不敢言泄，只得惊慌逃走，又基于礼法提出：“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她认为张生救护崔家于兵乱中，大可执羔雁邀媒、献币帛问肯，但张生以“索我于枯鱼之肆”的理由推绝了，于是她唯一能做且不违礼法的就是将小姐善属文告诉张生，请他为喻情诗以乱之。

《西厢记》中红娘不再是道法的捍卫者，而是见义勇为、成人之美的侠义婢女。红娘本对张生多有奚落，但白马解围之后便钦敬张生，一改往日态度，真正热心善意地帮助张生，表现出诚信守义的价值观念。张生递简时想“以金帛拜酬”来委托红娘，但红娘并不是因为有利可图才帮助张生，而是出于对张生侠义救护的敬重和对老夫人背信弃义的不忿，自愿为崔张二人的情谊而奔走，因此喊出“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她不吝被金钱驱使，重义轻利有铮铮侠骨。

红娘作为侠义婢女的仗义执言更体现在《拷红》一折，东窗事发却先安慰莺莺道：“月圆便有阴云蔽，花发须教急雨催”，独自一人代替莺莺和张生去遭受老夫人的拷问。她义愤填膺地指出是老夫人自己的失信而导致有情人分离，用冠冕堂皇的教条压得老夫人争辩不得，以礼法教条来反击封建桎梏，红娘是缘情反礼的侠义女使。

Ⅲ.红娘角色功能的强化

西厢故事对人物的重塑，使红娘成为了戏剧冲突的核心。《莺莺传》中红娘仅寥寥几笔，但《西厢记》五本二十折,由红娘主唱便有七折；全剧共有三百一十六曲，红娘主唱便有一百零六曲，占比大大增加。红娘在剧中角色功能不断强化，金圣叹（1986: 19）也感慨道：“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令题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出题目也。”

3.1增强对崔张感情进展的影响

《莺莺传》中红娘为莺莺和张生的结合穿针引线。她知晓小姐喜好诗文，因感张生情深，便引导他投其所好，使崔张的爱情故事有了发展的可能。她代二人互传书信，后期崔张二人的爱情水到渠成，其仅作为剧情需要伴在莺莺身旁，在崔张二人欢好时“携枕而至”“捧崔氏而至”，在传书时“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之后便销声匿迹，角色地位实在无关紧要。

不同于《莺莺传》可有可无的线人作用，《西厢记》大半篇幅都有红娘出场，红娘对莺莺与张生感情进展的影响程度加深。她奔走在崔张之间，为他们互诉情愫，搭建沟通的桥梁，忍受主人的斥责猜疑，保护捍卫二人的爱情，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首先，红娘替崔张二人牵线搭桥，使他们心意相通。老夫人治家森严，没有红娘的帮助，张生甚至不能近莺莺身边一步。她在每晚例行烧香时创造时机，通过诗句酬韵使莺莺、张生互通情谊，对彼此更加欣赏。

其次，红娘充当了二人交流的信使。寺警后红娘在两人之间传书递帖、传情达意，更在莺莺赖简时出面打圆场，向小姐表明自己维护之心，自此莺莺终于不再防备，在红娘殷勤催促之下，这对有情人打破了规矩约束与礼仪桎梏，最终幽会西厢、心属彼此。

再者，红娘是二人爱情的保护者，她抵挡了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使其在崔张相恋的事实下妥协。郑恒争婚时也维护了崔张婚姻的合理性，并解开了张生另娶的误会，戳破了郑恒诡计。

3.2女性意识觉醒的外化表现

文学是基于现实的创作，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中国古代社会奉行男权至上，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笔者通过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分析探寻女性主体意识的变化。

《莺莺传》写于唐贞元年间，中唐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开化程度空前，尤其武则天时期的女性地位得到进一步彰显。唐朝女性具有自由开放的意识，爱情婚姻观念较前期有很大进步，崔莺莺作为家境殷实的贵女受其影响，是有一定反叛精神的。一方面她对于张生虽有好感，却压抑与禁锢内心情感，表现为故作矜持保守；另一方面她在确定心意后，为情而动，和张生约会西厢。但红娘仅作为崔莺莺的附属出现，刻画较少、地位低下。作为仆人，她跟随着主人的意志行动，在主人“端服严容”时，问询张生“郎何以至”，在主人“娇羞融冶”时，捧其至张生房中，不必有过多言语。

《西厢记》写于元代，程朱理学的影响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冲击逐步减弱，对于女性的束缚也略有放松，“元代女子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暂时的、有限的‘解放’，元人爱情剧里的女子常常带着‘野性’，富有胆识、敢作敢为，少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负担，应是这一时代社会现实状况的真实反映。”（么书仪，1997: 46）红娘代表的是广大底层女性劳动者，她敢于帮助崔张走向自由恋爱的道路，正是那个时代女性追求情理、反抗封建礼教的表现。红娘从刚开始的“行监坐守”到后来密切关注崔张的情感进度，她的身份从监视者转变为了帮助者，从侍女职能来看这样做不太符合，但正是为“情”所感，她愿意帮助有情人追求自由解放。与老夫人的交锋正是她的反抗意识觉醒由暗到明的转折点，红娘站在封建礼教的道德制高点上论是非、陈利弊，看似是维护封建礼法道德，实则立于封建礼教的对立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红娘自我觉醒的叛逆斗争为崔张二人的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也显现了那个时代女性对封建礼教荼毒的反抗，敢于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付出实际行动。王实甫塑造的红娘形象有着崭新的生命力，代表的是女性对爱情自由的向往，敢于反抗封建天理的勇气。

Ⅳ.红娘形象变化的原因

4.1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

文学作品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莺莺传》与《西厢记》分别来自唐、元两个朝代，其中相间隔五百余年，不同社会背景必定对红娘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

唐代拥有相对开放的婚恋观，李唐王朝受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礼法较为松弛，此时封建婚姻制度已有了雏形，于是显现了相对开放的婚恋观。唐代婚律体现了以夫权为中心的思想，但有些条款也显现出当时开放的社会风气，如法律承认那些未经家长许可而私自结成的婚约，“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长孙无忌，1983: 267）；同意夫妻和离且不连坐，“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谐者，不坐”（长孙无忌，1983: 183），法律为妇女婚姻自由创造了一定条件。由于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女性贞洁观念也产生了变化，不再有男女大妨，妇女有一定的离婚自由，并且有法律鼓励离异的女性改嫁，“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乃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已除，并须申以媒妁，令其好合”（董诰，2002: 54）。在唐代婚姻开放自由的社会背景下，莺莺在接收到红娘传送的信简后，先顾及伦理制度，数落张生不合规矩的行径，但她并没有克制自己内心的情感，不久后主动前往张生处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作为婢女，红娘的一切行为都围绕莺莺开展，在二人相处之际铺好枕裘，服侍莺莺翩然来去，起到了侍从的本职作用。

元代矛盾的礼教观。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后，对于儒家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同的观念必然发生碰撞，在此基础上大一统局面形成，各民族文化呈现一种交融之态。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婚姻的原始性，将迎娶寡母寡嫂的收继婚姻带入中原，这解开了封建制度对于妇女贞洁的重重束缚，伦理规范处于松弛状态；同时城市经济发展繁荣，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市民阶层文化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对于由宋入元的大多文人来说，市民思潮已然成为社会主流，外族入侵又使汉族的礼法道德遭到强烈抨击，他们在只得退缩在儒家礼教价值观上，坚守儒家传统思想以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那么就此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礼教观念：既向往回归礼教，又在市民阶级的思想潮流下追求情的解放（刘代霞，2009）。王实甫创作的红娘形象就表现了这矛盾的一点，初见张生时，红娘表现出了不符合她阶级的文化水平，用儒家礼教斥责张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且她认可白马解围之约，诚信守义，这表明红娘倾向于坚守礼教秩序。可是在确认崔张两人心有灵犀后，红娘又热心的推进二人情感发展，鼓励张生奏琴、逾墙，更忍受莺莺的扭捏态度，替她传简、探病，成为了莺莺叛逆封建礼教、追求真爱的支持者，转变为“情”的化身。红娘在这样的矛盾下，展现出了更立体、更真实的一面。

4.2唐传奇到元杂剧文体的演变

不同文体的特点会影响红娘形象的塑造，从唐传奇到元杂剧，文体的演变使红娘形象更加丰满。

作为唐传奇文，《莺莺传》在继承魏晋志怪小说的基础上突破窠臼，不再写鬼怪奇闻，转而细腻地描写现实情爱。传奇是文言短篇小说，篇幅短小，《莺莺传》全篇尚不足三千字，自然着重刻画二人微妙的关系，表现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短篇小说的框架内，力求脉络清晰，主干明了，对于次要人物的出场则能简就简，红娘在其中仅起到功能性作用，自然不必有太多笔墨描写，因此其形象单薄也是可以理解的。

经历过《董西厢》说唱文学的升华后，红娘形象在元杂剧中大放异彩，这就要归功于戏曲形式的叙事性。王实甫打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一本四折的演唱方式与体制模式，采用多人主唱，共有五本二十折，每本四折各加一个楔子，较传统杂剧背景更阔大，内容情节更丰富，其中《请宴》《传简》《闹简》《赖简》《问病》《争婚》《拷红》皆由红娘主唱，旦末主唱时还穿插着红娘的科诨，她的戏份几乎与崔张二人等同。杂剧的舞台表演由一人主唱，这就使人物角色可以尽情演绎内心世界、表现其魅力特征，红娘以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促进“文章魁首”“仕女班头”美满相恋，戏剧主角崔莺莺、张生与她的互动也进一步丰满了红娘形象，在这过程中可以窥见红娘鲜明性格和成人之美的优秀品质，红娘形象因此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

4.3作者的情感、理想寄寓倾向

《莺莺传》的创作充分体现了元稹的思想倾向，“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鲁迅，2006: 90），作者有意识地把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阶层的理想、追求、情感、兴趣等融入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之中，借小说予以寄托和传达。元稹为追求功名门第，娶尚书仆射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若张生即元稹的化身，他既想追求真爱，又不能避免社会礼俗的制约，因此刻画出莺莺“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这样妥协顺从的性格，以逃避自己的责任。红娘除了牵线作用外，无法挽救这短暂的恋情，元稹也没有重视婢女的文学价值，红娘在剧中不会过多的发挥作用，便早早下场了。

元代有“九儒十丐之说”，因科举制度的终止，士农工商的秩序遭到扰乱，文人进仕无门，王实甫的处境与广大下层民众极其接近，所以他的愤懑很大程度上就是下层民众的愤懑，他同广大民众占到了同一条战线上。《西厢记》中红娘是反抗封建礼教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正是在她的帮助下，莺莺和张生冲破了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阻碍，他们的恋爱过程无不凸显着红娘作为下层劳动者的作用，说明了下层人民对自己的力量有所认识。红娘之所以撮合崔张二人，是因为她本身赞同情投意合的自由恋爱，自觉向往与维护真情，从刚开始不着痕迹的帮助崔张，到后来自觉缘情反礼，协助崔张冲破礼教的藩篱，这种积极主动的转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市民阶级越来越重视个人情感，人民群众对于“情”的追求成为了自觉要求。王实甫深刻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端，在文学作品中着重强调“情”的自觉主动，借助红娘之口说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思想主旨，反映出进步的社会思潮对于封建礼教的强烈抨击。红娘身上有着王实甫的理想寄寓，有着民主的光辉。

Ⅴ.红娘形象变化的意义

5.1完善情节结构

总览《西厢记》剧目，红娘成为了贯穿全剧的线索，她一人串联起整剧的主要故事情节。此外红娘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能够充当针线关锁来推动情节发展，她以侍女的身份在各主角间奔走游回，推波助澜，凸显矛盾冲突。

莺莺和张生情感进程的每一步，红娘都在旁严丝合缝地撮合，串联起了剧情发展。《借厢》中红娘听到了张生爱慕的请求，接着于《酬唱》妙手发端，使莺莺明了心意，吟联时点明张生身份，使崔张二人惺惺相惜。《寺警》时伴在莺莺身边见证秦晋约定，《赖婚》时是红娘前去宴请张生，又出谋月下奏琴。《张君瑞害相思杂剧》中特借红娘视角雕镂小儿女相思情状，在这段情节中，红娘替张生仗义传简，又觑尽莺莺女儿心思，鼓励张生越墙相见；在莺莺变卦后恨其假意，恼张生不争，却还是维护二人颜面，最终劝得这对情侣幽会西厢。事情一波三折，红娘作用于各人物间，使剧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正是她悉心劝导与极力撮合，才有了崔张二人自由恋爱的实情。

私会事发后，戏剧冲突在《拷红》中爆发，封建礼教与反叛礼法的矛盾一触即发，老夫人与青年三人对峙一方。面对老夫人的拷问，红娘以封建礼教之乎者也的一番话让老夫人妥协退让，情节跌宕起伏，过程酣畅淋漓。就连郑恒前来争婚，也先寻红娘，认为“这一件事，都在红娘身上”；张生考取功名归来，准备迎娶莺莺，也心想“这一桩事都在红娘身上”。剧情节外生枝，波澜横生，而红娘起转承合，一一开解。

5.2转换作品主题

红娘形象的变化与作品主题的变化紧密关联，对比两部作品，王实甫笔下的红娘直接改变了西厢故事最初的主题。

《莺莺传》带有元稹自叙传的性质，“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他将自己的风流韵事公之于众，鼓吹尤物论，以此作为将莺莺始乱终弃的借口。红娘作为婢女，替小姐传情达意，帮助崔张私订终身，而张生变心后莺莺惨遭抛弃，酿成了爱情悲剧。作品主题唾弃男性始乱终弃的行为，由此彰显出批判薄情男子、同情女性的主旨。

《西厢记》中红娘身上具有突破时代桎梏的反叛精神。在封建压力面前，才子佳人要想突破世俗礼法的道德约束，就要依靠外力帮助。白马解围后红娘不再监管、规束莺莺的活动，转而支持张生与莺莺的自由爱恋，大胆鼓励他们追求真爱，她认为真挚的爱情应该超越封建压迫、礼法道德、门第观念，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于是她周旋在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纲常之间，以礼反道，面对郑恒时维护崔张婚姻的合法性。红娘的行为表现出反对封建礼教、歌颂自由恋爱、追求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

5.3推动后世婢女形象的丰富化

唐传奇刻画了很多婢女形象，“纵观中国的小说史，唐代小说第一次把婢女统为一类人进行了较全面的反映”（汤明，2001），但都略显单薄没有神采，作为背景或为才子佳人牵线搭桥的工具出现。青衣是婢女的代称，白居易诗中提到“青衣报平旦”“两角青衣扶老身”，《莺莺传》中的红娘在这里同青衣别无二般，其形象指向性单一。但是在西厢故事的变化中，《西厢记》充实了红娘的形象，且其媒介作用被进一步强化。

《西厢记》中的红娘集若干美好品质于一身。她助力才子佳人喜结良缘，因而成为了一种特定的形象，人们把帮助别人结成美好姻缘的人称之为红娘，这种叫法经久不衰。红娘形象一经问世，对后世作家塑造婢女群像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作品对红娘的个性特征多有借鉴，有力地推动了后世婢女形象的丰富化。

首先，后世婢女形象被赋予了红娘媒介的功能。如《红楼梦》中黛玉的贴身婢女紫鹃，对宝黛的爱情倾力相助。贾母欲意让宝琴与宝玉定亲，紫鹃在意识到黛玉除此无他的痴情后，忧心宝玉是否也如此情深，于是故意试探。先是假意冷淡宝玉，又言说黛玉要回苏州，冒着被诘问责骂的风险，上演了一出“情辞试莽玉”的妙剧，试出了宝玉的真情，唬得宝玉怔怔发痴，大闹一番。这一闹惊动了太太们，紫鹃将宝黛之间的情愫摆在了明处，她的举动体现了对黛玉的赤诚相助。

其次，后世婢女形象是红娘反抗封建、追求解放精神内涵的延伸。《牡丹亭》中春香以自然本性顶撞迂腐的老学究陈最良，使被严格管制的杜丽娘向往自由解放的生活状态；也正是春香带着杜丽娘走进了大花园，在这里杜丽娘感受到了春意盎然，感叹生命的美好、爱情的美妙，进而“游园惊梦”。作品借助春香对杜丽娘的启蒙与帮助宣扬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主旨。

再者，后世婢女形象传承了红娘忠勇侠义的性格特征。婢女多作为佳人身边的心腹助手，她们出谋划策、自我牺牲、耐心规劝、解决矛盾，如《定情人》中的彩云，双星与蕊珠虽以兄妹相称，实则互有情谊，彩云心念主人情深，不顾及“若做过继子，再做女婿便是乱伦”的言论，毅然为之传情，并帮助蕊珠考验对方是否专情持久；蕊珠进宫前嘱托彩云代其完成与双星的姻缘，于是彩云甘愿自我牺牲，代替小姐嫁给双星，分塌而居，又在小姐归来时悄然返蜀。

由此，文学作品中的婢女形象更加丰富，但从艺术上还是思想上始终都没有超越红娘。

Ⅵ.结语

综上所述，红娘的形象受到时代背景、文体演变、作者的理想、情感寄寓等方面的影响，经过元稹、王实甫的刻画，从大众化的角色成为了形象鲜明、具有深刻思想艺术高度的文学形象。王实甫所塑造的红娘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完善了作品结构，使西厢故事的主题得以深化。《西厢记》中的红娘形象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作品借鉴红娘这一形象来塑造有情有义的婢女形象。

参考文献

[1]董诰等.全唐文.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2002.

[2]蒋星煜.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刘代霞.由唐至元婚姻观念的演进对崔张故事流变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贵阳:贵州大学,2009.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么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汤明.略论唐人小说中的婢女.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2):50-52+60-128.

[7]王实甫.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

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Matchmaker: Centered on Biography of Yingying and The West Chamber 

Boya Gao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of matchmaker has undergone earth-shaking changes from Biography of Yingying to The West Chamber. It has changed from an insignificant matchmaker to a full-fledged plot promoter, and has broken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image of slaves in previous novel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red lady in the two works, so as to clarify the change of the latter 's image, summarize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the red lady’s image from the social background, stylistic evolution and the author 's ideal sustenance, and then probes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ange of the red lady’s image.

Key words: Biography of Yingying; The West Chamber; The matchmaker; Imag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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