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山西师范大学）行国通：习近平文化思想三维审思：理论之源·历史之脉·现实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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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中国研究论丛》第2卷第3号

（投稿邮箱jcs11@foxmail.com）

Ⅰ.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深入探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之源、历史之脉、现实之基，对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之源

任何科学的理论都不是凭空生成的，都是在立足新的实践基础上的对前人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共同构筑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之源。

2.1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魂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化”虽然没有直接进行过系统阐释，但从其散见于各篇章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探明其文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出发探明了文化产生的根源。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对文化的错误理解，首次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文化，剖析了文化产生的根源——社会实践，揭示了千百年来人尽皆知的普遍真理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马克思 & 恩格斯，2009: 459）并以此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在马克思看来，文化的产生、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的每一次丰富都会推动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在自然界中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人化的自然界”即“文化的世界”。承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品格，习近平从文化实践的视角出发推动文化发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将人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放到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考量，针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作出具体部署，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出发阐明了文化的作用。一方面，社会意识是一定时期社会主体基于一定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思想和观念的集合，要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 & 恩格斯，2012a: 2）这说明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的根源并不是人们理念中的世界，而是源于现实的世界并受现实世界的支配。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必然推动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文化的每一次跃迁都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根源。另一方面，基于一定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意识对物质生产方式起着能动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马克思 & 恩格斯，2012b: 598）。社会意识的“第二性的作用”表明社会意识并不是完全被动受社会存在支配的，它在受到社会存在支配的同时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够对社会存在起能动的反作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出发推动文化发展，在重视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建设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文化的反作用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充分发挥了“思想领域”对“物质存在方式”的“第二性的作用”。

2.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又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指导。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并依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根源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指导现实并随着现实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突出表现在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上三个维度。

首先，在思想内容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及哲学、伦理、政治、文学等各个方面，是各个时代精神精华的结晶，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天地之大，黎元为先”的敬民思想、“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的廉政思想以及“‘礼’‘法’并重”的治理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依法治国”等思想内生契合，不仅为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借鉴和指引，而且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孕育于大一统社会和农耕文明的中华文化展现出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特点，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和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等思维方法并将其运用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为推动中华文化复兴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科学指导。

最后，在价值理念上，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国人民对于人的本质和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思考，体现了中华民族思想的深刻性，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价值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天下大同”等价值理念结合中国当前实际和时代要求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指引。

2.3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镜鉴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它不仅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而且以宽广宏大的视野和胸怀天下的格局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并将其转化为契合中国国情的文明因子，在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互动中推动中华文化立于时代发展的潮头。

第一，在对待人类文明的态度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平等、包容。平等是开展文化交流的前提。文明没有高低之别、优劣之分，“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习近平，2022b: 22）与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努力推动各个文明平等基础上的交流和发展。包容是共享文化交流成果的基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它们既矛盾对立又包容统一，只有经过不断的交融和学习，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正是文明的多样赋予了文明以活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在尊重文明的差异中不断深化文明交流，充分借鉴吸收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第二，在共塑人类文明的实践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交流互鉴。交流和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一千多年前，“东学西渐”的文明之风为身处黑暗中世纪的欧洲带来曙光，来自东方文明的科技和思想改变了欧洲人民的日常生活、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一百多年前，“西学东渐”的文明之风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西方文明用枪炮和蒸汽机打开了清王朝的国门，将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古老的东方大地。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各个国家、民族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文明交流借鉴的重要意义，推动部署了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中国成功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交流互鉴对话会等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前进。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近平，2022a: 102）。

Ⅲ.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之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其承继了党的历届领导人的文化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思想的一脉相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文化思想的继承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文化思想的接续延展，新时代以来党的文化思想的凝练升华。

3.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思想的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 190），自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文化工作。建党初期，鉴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党的文化工作主要集中在宣传思想工作上。中国共产党继承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思想并将其与中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致力于用无产阶级新文化来实现对旧中国的改造。党早期的文化工作主要体现于利用文化宣传实现对军队的改造、对干部的改造和对人民的改造上。

首先，实现文化对军队的改造。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提出“枪杆子”与“笔杆子”相结合的经典论断，致力于打造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毛泽东，1991: 847)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党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 320）彼时，党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而早期党的军队成分复杂，混杂着农民、小资产者、民族资本家等诸多阶级，难以形成统一的思想。是故，为了建立一支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对军队的文化改造。故此，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建设中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在军队中建立宣传兵制度并不断完善，成功实现了对军队的文化改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党对军队文化建设的经验，在新时代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和文化建设，推动了强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其次，实现文化对干部的改造。国民党对革命的背叛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致使大革命最终走向失败，此次失败几近将中国共产党推向毁灭的深渊，给我党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思想动荡不一，一度弥漫着悲观消极的失败主义和迫切复仇的激进主义情绪，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实现党员干部的思想改造。为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将“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毛泽东，1993a: 94）作为党的重要任务，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学校、兴办报刊等方式来实现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改造，不断提升他们的理论素养和文化素养。通过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中国共产党将自己打造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的坚强组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党的组织建设经验，将政治标准放在干部素质考察的首位，培养了一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干部。

最后，实现文化对人民的改造。广大的人民群众始终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1993b: 348）。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把宣传发动群众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彼时，党对人民的文化改造主要体现在宣传工作上，以实现对群众的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为主要目的。在文化的宣传内容上，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联系实际进行宣传，使党的宣传工作“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毛泽东，1993a: 98）。在文化的宣传方式上，介于当时中国民众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党要求宣传手段尽可能通俗化，要求“把党的政策口号编成咏语山歌”（中共中央宣传部，2022: 56），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党通过对群众的文化改造，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党用文化改造人民的经验，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导向，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解决人民“急难愁盼”的文化问题，让人民切实享受到了文化发展的成果。

3.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文化思想的继承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不仅面临着物质的匮乏、经济的落后，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也面临着重重困境，包括但不限于文化设施的损毁、文化遗产的流失、文化教育的落后等等。针对当时文化工作存在的问题，党适时提出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即把“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 283）。

面对文化工作的现状，毛泽东同志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发展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发展方针，发动广大知识分子立足社会主义实践和人民立场创作文艺作品，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双百”方针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指引。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工作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党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改造人民思想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一方面，通过全国范围的扫盲运动从整体上提升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整体较低，“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2: 178），基于此，党领导人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通过兴办“扫盲班”，推行“速成识字法”等措施推动扫盲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切实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对广大民众特别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彼时的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和帝国主义思想仍有残存，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而要想彻底扫除旧的思想，最根本的办法是在头脑中树立新的思想。是故，党十分注重思想教育。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注重对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教育，将他们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与社会主义建设相匹配的高度，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这一时期党对文化素养和思想教育的重视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文化和思想建设的作用提供了指导。

第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党在领导人民扫除旧社会旧风陋习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一方面，党十分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将思想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刘少奇，1985: 82）。另一方面，围绕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领导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的工作导向创作文艺作品，创作出诸如《草原儿女》《我为祖国献石油》等优秀文艺作品，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党大力宣传“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等先进精神，鼓足了广大人民的干劲，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这一时期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地位和开展新时代的文艺工作提供了指引。

3.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文化思想的接续延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的文化建设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在促进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给我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市场化潮流的冲击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想不断蔓延滋生。面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同志迫切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1994: 367）邓小平在继承“双百”方针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明确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和任务，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科学方向和基本遵循。

20世纪90年代后，历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苏联解体后，我国身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身处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承受着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巨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故技重施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我国的文化建设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为此，江泽民同志立足“三位一体”布局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指出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江泽民，2006: 559），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标和任务，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工作方针上，江泽民指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江泽民，2001: 503），厘清了文化的社会建设与个人建设的关系，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人”提供了理论指导。

进入新世纪，历经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重要成就，但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仍显滞后。这个阶段我国文化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文化的发展难以满足人民日益旺盛的精神需求。为此，胡锦涛同志立足“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兴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在发展内容上，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8: 660），以“和谐”赋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崭新内涵，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思想指引。

3.4新时代以来党的文化思想的凝练升华

承继历届领导人的文化思想，在东西方文化不断交融碰撞、意识形态领域交锋日益激烈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代中国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党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新时代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建设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和工作实践的不断延深而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的。

在对文化建设理论问题的思考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承担文化传承者和建设者的责任，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与时俱进推动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具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四个自信”，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2017: 36），筑牢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根基，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2023: 483），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延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两创”方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文化使命等文化理论，以长远的眼光推动党的文化理论不断丰富发展，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文化建设工作的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新时代我国的文化建设作出部署，将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考量，对思想道德建设、文艺发展、宣传思想等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在思想道德建设上，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倡导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不断深入；在文艺发展上，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谈及关于文化建设的“五个问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在宣传思想工作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为新时代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廉政文化、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文化体制改革等文化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不断走向深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时代脉搏、正确总结党的文化建设经验、深刻认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孕育成熟的。

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之基

思想的花朵盛开于现实的土壤,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新时代以来，我国国民综合素质显著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稳步增长，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4.1个人层面：国民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人在塑造文化的同时也被文化所“塑造”。人的发展是文化发展最终的目的和归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习近平，2017: 314）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此前的全部社会历史，显然也包括文化的历史。是故，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始终是文化建设的主体，而人民的综合素质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基础，而且直接关乎文化建设的成效。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部署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文化强国战略等重大战略和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文化惠民工程等重大工程，推动我国国民综合素质快速提升。具言之，我国国民综合素质的提升主要表现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三个维度。

第一，新时代以来，我国国民思想道德素质总体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毋须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的滋生，加之彼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曾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扶不扶”“小悦悦”等事件一度引发国民热议，映射了我国快速发展背后的道德危机。面对公民道德生活的失范，党和国家正视社会转型发展期的道德阵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颁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不断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推动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新时代我国思想道德领域展现出崭新风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广为弘扬，崇尚英雄、学习先进成为风尚，人民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呈现积极健康的良好态势。

第二，新时代以来，我国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总体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从纵向维度来看，我国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获得了大幅提升。在国民的科学素质上，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12.93%，相较于2020年的调查提升了2.37个百分点。”（中国政府网，2023）科学素质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不断提升意味着我国正由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在国民的文化素质上，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信息显示，“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国家统计局，2021）新时代，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第三，新时代以来，我国国民身心健康素质总体呈现积极健康的趋向。身心健康直接关乎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2022c: 48-49），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得到了全面保障。我国人民身心健康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在生理健康上，随着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全面覆盖，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加普惠的医疗服务，我国国民身体素质显著提高，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大幅延长；在心理健康上，随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的推进，心理咨询和治疗机构日益增多，线上线下的心理咨询服务更加便捷，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得到了良好保障，人民正大步迈向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

4.2社会层面：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社会文明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部署推进，我国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社会公德、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三个维度。

第一，新时代我国培育了文明有礼的社会公德。社会公德是公民道德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社会的文明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文明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表现出多元、多变的特点，在道德领域呈现出高尚与低劣交织、有序与失范同在的图景，从高铁喧哗到公交“动手”，违反公德的事件屡次引发热议。面对社会公德的失范，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22: 193），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入实施，我国的社会公德建设驶上了“快车道”。新时代以来，不断涌现的道德楷模彰显了我国社会公德建设的成效，从市民自发设立并守护“爱心冰箱”到网友留言鼓励拯救轻生女孩，一件件暖心事激发了向上向善的道德热情，我国社会公德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整体呈现向上向善的良好态势。

第二，新时代我国形成了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社会风尚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中道德品行的社会样态呈现，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作为社会意识层面的重要内容，社会风尚在受到社会存在制约的同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良好的社会风尚可以缓解社会矛盾，达成个体之间的规范和共识。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物质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一度使得人们价值迷失，社会曾一度弥漫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不良风气。面对我国社会风尚建设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把明德贯穿在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从国家之德、社会之德和个人之德三个层面来加强社会风尚建设，推动形成了崇尚奉献、尊老爱幼、尊师重教、互爱互助、讲信求睦的良好风尚，成功扭转了我国社会过去存在的不良风气。

第三，新时代我国形成了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社会文明的前提和基础，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拥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程，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要经历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期。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实现了社会的长期稳定。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秩序的建构，注重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大力推广“枫桥经验”，努力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人民的安居乐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续写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新篇章。

4.3国家层面：文化软实力稳步增长

文化软实力是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对于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为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上的竞争，而且表现为制度、文化等“软实力”上的竞争，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言：“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 208）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不仅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到战略高度，而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和丰硕成果。文化软实力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文化的物质软实力、制度软实力和价值软实力三个维度。

第一，新时代我国文化的物质软实力显著提升。文化的物质软实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体现着人类“人化”自然的力量，突出表现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在文化产品的创造上，我国文化产品种类更加丰富、质量更加精良。我国的文化产品正从过去传统的书画、影视领域向新型的动漫、游戏领域转向，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新型文化产品，赢得了海内外人民的热烈追捧；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文化市场发展繁荣，文化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53782亿元，比上年增长2.7%，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4.46%”（国家统计局，2023）文化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新时代我国文化的制度软实力不断提高。制度文化软实力是文化发展的制度化规定，区别于制度软实力通过制度的优越性所展现出的软实力，文化的制度软实力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体制机制上。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深入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着重推进文化管理机制改革，不断克服制度规范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不断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和文艺工作者创造力，创建了社会效益为先、经济和社会效益兼顾的文化体制机制。同时，针对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展开专项治理，不断壮大文化产业管理队伍，推动文化市场监督管理常态化，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有效扭转了我国文化领域存在的乱象。

第三，新时代我国文化的价值软实力稳步提升。价值软实力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部分，体现了人类对于文化的深层次追求，突出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上。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坚定贯彻“走出去”的全球化战略，积极推动对外文化交流，以包容并蓄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丰富的文化活动和持久的文化浸染，我国有效传播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使其跨越地域界限，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我国在文化建设上的努力有力推动了中国故事的传播和中国形象的塑造，使得诸如和谐共生、仁爱宽容、和平发展等饱含东方智慧的中国价值观念逐渐被世界各国理解和接纳，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价值软实力正在稳步增长，将在全球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Three-dimensional Reflection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he Theoretical Origin, Historical Vein and Realistic Basis

Guotong Xing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the action guide of China'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deeply study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e must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source, historical vein and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s far as the source of its theory is concerne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akes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as the “soul”,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root”, and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the mirror.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ve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comes down in a continuous line from the CPC’s cultural thought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CPC’s cultural though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continues to extend the CPC’s cultural thought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succinctly sublimates the CPC’s cultural thought since the new era. As far as the basis of its reality is concerned, the form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hinese peopl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steady growth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he theoretical origin; The historical vein; The realistic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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