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的上海，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金融爆雷的威力

1883年，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金融爆雷的威力

作者 | 竟陵        编辑 | 谈史

1883年，一场由于货币恐慌而引起的金融风潮席卷上海，波及全国。这次金融风潮导致的后果十分严重，它不仅使上海78家钱庄最终只剩10家，行号受牵累而停业者达三四百家，而且连累北京、浙江、福建、湖北等地的钱庄也大批倒闭，连长江中游的金融中心武汉也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机。上海南北市有钱庄七十八家，到了年终只剩下十家，以至于“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二一。”

这一次沉重的经济打击，不仅是上海商业史上的大事，甚至对晚清历史的进程也影响深远。它不但削弱了华商们可能与洋商竞争的资力，而且使新倡的“官督商办”制度改变形态，使企业精神较高、技术知识较多的商人对政府倡办的企业失去信心，而官督商办也就沦为官僚化的畸形体制。

在近代中国历史中，1883年上海经济危机的原因及其后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该年的金融风潮发生在中法战争和华北连续自然灾害的大背景下。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风潮暴露了晚清商业和金融业的内在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对晚清洋务运动的负面影响。

从整个近代史角度看，这一年的经济危机对晚清中国的新兴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阻碍了它们的正常发展和壮大。

而在当时，钱庄和行号们资金实力普遍较弱，其对外放款主要依赖于各地的票号、汇款以及大户存款。一旦市场出现负面消息，票号和大户便会迅速提取存款，导致钱庄面临流动性风险，资金链断裂，最终不得不宣布倒闭。

而这些不幸倒闭的“金融机构”老板们可能万万没有想到，140多年后，国内相似的行业也会经历与他们相似的倒闭命运，这反映了金融行业在某些方面的周期性和历史重复性。

01 危机从制造业开始

上海金融业的不稳定状况，最迟在70年代初期就已经显著。1871年起就常有严重的银根紧张现象，迫使钱庄倒闭。1873年有五六十家钱庄(约为全数之半)于冬间倒歇。到了1878年底，受波及的钱庄有二三十家。而1879年中也有类似的恐慌。但是1883年的风潮较70年代尤为严重。这一年上海78家钱庄到年底竟倒闭了68家。南、北市行号被累停业者有三四百家，波及许多其他通商口岸如镇江、汉口、宁波的金融市场，在资本和制度两方面，影响也都极深巨。

1883年的上海金融危机，年初就已经有征象。

在1月12日，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损达到56万两而突然宣布破产。加上正值农历年关，票号钱庄年终结算，纷纷催还贷款，商人借贷无着而倒账，最终又造成20 家钱庄倒闭。至2月中旬，上海99家钱庄中有44家停业。到了2月初，已有20余家商号宣布倒闭，涉及丝茶栈、杂货行、糖行、沙船号、洋布号、铁号、棉花行等多个行业。

2月12日，过了春节，钱业开市时，在南市的钱庄只剩下23家，较去年少了一半；北市剩下35家，较去年少三分之一。10月上旬又有新的恐慌，钱庄、商号接着纷纷倒闭。1883年终，南北市钱庄一共只剩下10家，一向靠钱庄周转的商业，陷于停滞状态。

而在北方的另一处民生危机，也在发生着影响。

1876年开始的华北大饥荒使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省份的购买力减低，影响到舶来品和许多国产品的销路。《申报》回溯1883年上海市面不振的缘由，曾说：“自光绪丙子（即1876年）以来，七、八年间风气大坏，丝茶两项之外，他业均平常，无甚出色，……市面萧索，大非同治间（即1862—1874年）可比。”这一年中法冲突已在越南开始，对商人投资商品贸易的计划，据许多人的观察，是有影响的。到了6月底，云南、广西军队进入越南，使中法战事有扩大的可能。但是据《申报》和《北华捷报》，1883年上海似乎还没有法舰袭沪的谣言。

探求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主因，不能不论到当时华商商业和金融机构本身的弱点。上海开埠40年后，华商商业还是倚赖一些底本不厚的钱庄放款周转，这是中国近代史极重要的事实。据目前所知，80年代初期极少数自己掌握有庞大钱庄资本的商人（如胡雪岩）外，一般商人购售洋货和采办丝茶等国产品，多倚赖规模较大的所谓“汇划钱庄”借给款项。

此外，实体经济与商业上的萧条，也导致传统金融机构钱庄纷纷出现倒账的情况。技术因素的推动，导致中国传统贸易主要领域生丝、茶叶等竞争不复存在。技术因素主要体现在通讯和机械化方面。上海与伦敦之间的海底电缆在 1871 年接通，中欧之间信息传播速度大幅缩减。由于海底电缆的架设导致生丝买卖能够在迅速完成交易，从而避免买卖过程在时间上的分离形成大量存货风险。欧洲商人开始不再使用代理人收购生丝，而是利用生丝期货和押汇的方式。而茶叶方面，由于通讯技术发展导致外国商人在中国的代理商能够迅速掌握中国市场需求情况。传统行业的机械化也导致中国传统贸易领域竞争力不复存在。

随后，倒账风潮蔓延到上海。1882 年，上海市场茶叶、生丝、洋布、土货等市场销售状况均不好，导致大量倒账事件发生。据记载，当时行号倒账的规模大约在 150 万两左右。

  （图片来自网络）

02 外交交恶的深层影响

1883年之前，金融风潮早已埋下了伏笔。

由于政府所收厘金（实质为流转税，形式是过路费）高昂，国内实业、农业均不景气，加上前几年的大荒，更使经济雪上加霜。股市的疯牛，对应的却是经济的持续下行。而钱庄等金融机构以及商人、市民等过度参与股票投机，不断加大杠杆，导致上海滩现银存量极为稀缺，用今天的话说则是流动性高度紧张。在这种状况下，只需要最后一根稻草，即可压垮市场。

关于中法战争可能开打的消息，可能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清廷此时只管向钱庄加紧追回官款，对民款则不闻不问，而且将恶果全推到商民头上承担，可说是加速了倒账的危机。与此同时，上海股票应声而落，几个月时间股票总市值跌去七成以上。房地产也直接腰斩以上。

1883年1月，丝商金嘉记源号倒闭时，被波及的钱庄高达40家，就是一个例证。上海钱庄很多是商人合伙创办的，也有人原来专营钱庄，后来又兼营贸易。这时这些钱庄向欠他们款的行号追还欠款，见诸记载的20余家行号大多经营国产生意。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上海的钱庄中，如宁波帮的方家、李家等一些历史悠久的钱庄，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从事钱业经营。然而，它们的资本规模似乎并不大，很少超过2万两。后来兴起的汇划钱庄，其最大的资本金也不过5万两左右，但它们放出的贷款却常常高达数十万两。这些钱庄的营业资本主要来源之一是各户的存款，包括上海周边地区以及各商埠商号的存款。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钱庄之所以能够拥有大量资金，与洋行（包括外商银行）和山西票号的业务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联系为上海钱庄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资金来源和业务网络。

根据《申报》一位编辑的追忆：

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社会财富都是藏富于官。票号结交官场，积累了海量财富。到太平天国平定，1864年左右，上海商埠日盛，票号已有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这二三百万两当然是中国人的资本。但是，山西票号此时已经缺乏进取精神，也很少有和外国竞争的意向，对于生产发展，也很少有直接贡献。

03 金融业的自身缺陷

自60年代开始，上海钱庄又有一个资本来源，就是洋行（包括外商银行）对钱庄的短期贷款，专门名词叫做“拆放”（choploan）。这种贷款以钱庄的庄票为抵押，“二日一转，利息比市场挂牌略小，买办及钱庄都在差额中博取一些利润。外商银行需要时即通知收回”。钱庄有了票号的长期贷款，再加上洋行、银行的拆放以资周转，就可以做很大的放款生意，“招揽往来户头百十，所放之帐辄盈数十万”，以取“拆息”之利。

因为有这一种得来容易的信用贷款，钱庄放款取利的机会增多。而钱庄本来就有官、商等存户，存款都要按期付息。“店中之款既起息以予人，不得不放出以牟拆息，而缓急之间，又有外国银行、西帮票号以为之援。”因此钱庄对放款之是否有可靠抵押品，也放宽标准，争取借户。

1883年金融风潮的根源，从内部因素分析，是因为清朝政府为了筹集对抗太平天国的军费，催生了厘金制度，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厘金制度不仅体系复杂，而且种类繁多。在这样沉重的税收环境下，商品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想要盈利变得极其困难，几乎可以说是难如登天。

实体经济的萧条也使金融部门开始受到影响。当时国内金融机构主要以传统钱庄、票号为主，外资金融机构为辅。其中，钱庄与这些倒账商号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钱庄投资人主要是两类：一是商人；二是买办。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镇海方家和李家的钱庄均与商业有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买办作为洋行的代理人在开埠之后收入大增，将其转化后也纷纷投向钱庄。而从钱庄业务构成看主要包括庄票、汇票以及贷款三类。其中，前两项与贸易繁荣程度相关，最后一项主要与贸易和商业景气度相关。而中国贸易地位的下降以及当时商业萧条导致许多钱庄纷纷出现倒闭等情况。

同时，上海各钱庄自身运营管理的缺陷，也在这一轮金融爆雷风潮中凸显。不同于现代银行等金融机构，清末钱庄虽起到类似银行的作用，但事实上却做着高利贷这样一本万利的风险业务。放款时缺乏风险审核体系，往往“看人下菜碟”，并且基本以信用贷款为主，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

从外部因素来看，中法战争的爆发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紧张气氛。特别是当时有传言称法军计划攻占上海，这使得上海工商业界对于可能遭受战火波及的担忧加剧，因而在投资决策上变得格外谨慎。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风暴的扩散。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883年，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规模的金融风暴正式拉开序幕。

 （图片来自网络）

04 金融海啸从实业爆雷开始 

上面所说的上海钱庄外强中干的情形，可以说是1883年金融风潮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探讨风潮的近因，则不能不指出，这一年秋季钱庄纷纷倒闭和晚清工商业本身的弱点也有关系。

这是因为当时各省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备的采矿企业，效仿了官督商办模式下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的做法，在上海进行股份招募。由于内地利率较高，而且愿意投资于新式企业的人士并不多，矿局的管理者认为，如果能够在华商财富集中的上海成功募集到股金，许多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1882年李鸿章创办、由商人唐廷枢主持的开平矿务局已经开始出煤，在上海招足了股份100万两。各省新办矿业因有北洋大臣或南洋大臣的奏准，又有许多道台、知府等官员来沪设局，联络商人，一时许多煤、铁或其他金属矿，至少有十四五家在上海卖股票，有些卖得很多。然而各省新矿局的弱点终于暴露，成为1883年秋天上海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上海商人购买新创矿局的股票，就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本来是极可喜的现象。1882年8月《申报》说：“现在上海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

次年1月，《字林沪报》又说：“自春徂冬，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稟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1882年有许多洋务企业的股票，在上海市价都很高。

在1883年初，主要的股票价格仍处于高位，但部分股票已经开始出现价格波动。到了8月份，股市整体呈现下跌趋势。例如，开平矿务局在1883年煤炭产量增加，盈利丰厚，同年5月，该公司的股票每股价格超过210两，而且供不应求，难以购得。

但是到了8月就只能卖120两。8月初怡和洋行上海经理在一封信里说：“我相信他（唐廷枢）有开平股票三千股，抵押在钱庄里来借巨款。六个月到八个月前他在市场上买（开平）股票，中国人马上跟着他买，结果一时市价坚硬而高昂。前几天他从英国打电报来，要买（开平）股票来稳定市场。有人替他每股一百二十两购进五百股左右。但是中国人不但不跟着买，而且最后愿意以一百一十五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

这一年8月至10月间，开平和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价格都涨落无常，而其他华商企业股票，尤其是矿局股票，则大为跌价。到了10月间，开平每股只值70两，招商局每股只值90两，而许多矿局的股票则“简直一文不值了”。股票的涨落一部分是因为上海商人以股票为投机工具，同时也因为这些新办的矿局缺点很多，免不了被人看穿。

说起上海商人，他们一向有买空卖空的气习，过去常常利用银两和银元兑换率的差别，和这两种货币存借利息的差别，一买一卖，做所谓“吊盘空盘”的生意。有些大钱庄的经理大规模囤积银两或洋元，以左右市价；又有掮客逐日打听涨落情形，兜收兜卖。

关于银两和洋元的投机活动，江苏巡抚、上海道等官吏都曾下今严禁。但是近年新办的矿务企业，曾经“禀请奉批开局”。很多人只知道“中堂（李鸿章等）之准之也，而又知总办之为某观察、某太守也，以为其事之可信矣”。

过了一年半载，商人虽然不知道各省矿局到底有没有技术、管理、运输等问题，但是有时他们听说某矿局开工不久，“资本不敷，即须续招，因而疑为事无成效，纷纷谣诼，而股份遽尔跌价”。据《申报》编辑的观察，各矿局派到上海招股的人，“公正诚实者居其半；而志不在矿，借端招者亦杂出其间”。

这就是说，矿局派到上海的人和上海本地的一些商人和钱庄伙友两方面都有时欺骗买股票的人。但买股票的人是不能老受骗的。买了坏股票的人起初还舍不得卖，但“久之而如本以售亦无人问矣”。疑心一普遍，股票就惨跌了。股票惨跌所以导致钱庄倒闭，部分原因是1882年年初以来，各庄在放款上彼此竞争，接受了许多新办矿局的股票，以代替通常需要的抵押财产。

是年9月，因丝业搁置资金，上海市场的银根已十分紧缺,急需大量资金周转。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外国银行却“拒绝办理它们多年来习惯于举办的短期信用贷款”(((海关领事报告》1883年上海232页)这一举动非同小可，立即引起连锁反应。票号敏锐地意识到此举后果，为保自身利益,跟着向钱庄催讨贷款，钱庄因此向商号索款。于是，到“九月底期、银行、钱庄一律催收，急如星火，以致沪上商局大没，凡往来庄欲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通，如倒帐。”(((上海钱庄史料》,第51页)及至11月底，终因阜康周转失灵引发明潮。

据当时《字林沪报》的继续调查，商号倒账越来越多，常常是因为商号的职员用向钱庄借得的款来投机。“今所收股银，大抵皆钱庄汇划之银”。到了股票价值惨跌时，“一旦债主催逼，无地容身；为伙者亏空店本，为东者累及他人。倒闭纷纷，逋逃累累，而市面不可问矣。”（《字林沪报》原文）

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钱庄债主的山西票号和洋行、银行当然很快就采取行动。洋商决定立即停止拆放。山西票号至迟于10月20日限各庄于阴历九月底（西历10月底）前清还所谓长期借款。《申报》10月24日说：“近闻晋帮票号已以本月（即阴历九月）为限，将放出市面之银百数十万，一齐收回，闭不再放。”

《字林沪报》在11月1日的报道中指出，由于九月底的期限到期，银号和钱庄纷纷紧急催收账款，情况紧急如同火烧眉毛，导致上海商界大幅震动，所有与钱庄有业务往来的商家都处于危险之中；尽管他们手中有物资可以抵押，有本金可以偿还，但却无法提取现金。钱庄的逼迫，就如同破产一样。10月29日，怡和洋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就华商贸易几乎停滞的现象，致信给怡和洋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信中写道：“中国人认为，害怕与法国开战是导致目前贸易停滞的原因，但根据我的看法，最主要的原因是所有外国资本从香港和上海的中国钱庄中撤出。近年来，外国资本借给钱庄的总额，平均随时都有二百万两。在中国商人在这里（香港）投机地产，在你那里（上海）投机矿务企业失败之后，随着这一批外国资本的撤出，这就足以解释生意为何会一蹶不振了。”这段话揭示了外国资本的撤离对当时中国商业活动的巨大影响。

  （图片来自网络）

05 商人集体灰心了

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同时撤出借给上海钱庄的巨款，使中国商人和钱庄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但是，这一行动是否和中法在越南作战有关？1883年12月底镇江英国领事在他的商务报告里说：“因为一般人相信战事就要来临，殷富的山西票号把银两自上海钱庄撤出。”这位领事也许说得太简单。

《申报》1883年12月6日说：“山西票号全赖放债。一钱庄初开，苟其东声名素著，家资殷实，则票号夤缘放银，并有大宗之外，更作小宗。其大宗之利稍轻，小宗则必略重。……而一至偶有支绌，则彼必并大小宗立索以去。又有官宦存银累十百千万，存入庄内；该庄有此存项，则又辗转放出，以觅余利。设或庄中稍有拮据即各存项一时并提，庄上应接不暇，未有不为逼倒者。”这一段话表示山西票号随时注意各庄支绌的情形，准备索还借款。而票号与官有勾结，我们可以悬测票号因有官之存款，可借官势逼还款项。据同日《申报》：“去年金嘉记闻因某宦提去存项二十余万，以至不能支持。今年泰来庄亦以票号立索存欠，以致倒闭。”

中法在越南的战事可能扩大，使这一年放款给钱庄的债主们都存有戒心。1884年1月《申报》说：“今年（即1883年）法越构衅，久而不定；存资于人者深恐扰及商埠，皆思捆载而归，市面为之一紧。山西票号留银不放，市面为之更紧。泰西银行复不通借拆票，市面遂一朝決裂。”这一段话虽然没有指明山西票号限期于阴历九月底收回所有放款和中法战事有直接关系，但却道出当时“存资于人者”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的一般心理。这样说来，中法在越南的战事确为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助因。

就各省矿局到上海卖股票的事来说，有些矿局在技术管理等问题还未能掌握之前，便到上海来招股，自然有他们的苦衷。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股票卖出之后，会因为矿务进展缓慢而贬值，如《申报》所说的“矿中寂无消息，兴办无期，有股者疑虑百端，争相贬价，忽而大跌”等事。也许他们不知道上海市场有投机的气习，而“空盘之外，顿有股票买卖之事，其弊适均”——股票竟成为投机的工具。上海北市仁元钱庄的庄主经元善1880年曾参加上海机器织布局招股的事，1882年又投资于中国电报局，为该局上海总办。

1880年经元善、郑观应等商人主张织布局招股要公开登报，使企业详情让购股者知道。织布局招股很快很多，使经元善有中国“商务联群机缄，已将萌芽勃发”的印象。但是后来有些矿局招股，并没有将真正情况公开，他认为有“鱼目混珠”的遗憾：“事事登报悬为成例，则癸未、甲申（1883—1884）年间各项公司招股，何致鱼目混珠？是闭塞中国商务孔窍，实种毒于此。”

1883年上海股票和钱庄的风潮使各省热心办矿的人灰心，到80年代末尚未恢复。至风潮后，倒帐的恐俱多少还滞留在人们心里，致使多数人不敢贸然投资民用企业。有钱的人或把钱投资于外资企业，或持观望态度。几家准备开办的企业在上海的集资活动遇到了与前截然不同的冷淡反映。云南铜矿1884年在沪招股，适遇“市道式微，银根堵塞”难集股资，”山东平度金矿原拟广集私股，结果成效不著；漠河金矿原想集资20万两，因“商情固敝”，只得由李鸿章从天津商人和库款中借资.凑足20万两。熟悉矿务的李金镛1887年说：“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而矿尤甚。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闻。”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追忆：“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价倒银号多家，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官置之不理。”清廷没有彻底支持，使此后官督商办企业更难招股了。

这一年的经济恐慌，不但使此后筹创新企业较前困难，而且使一些已经或可能投资于新式企业的中国商人大受损失；同时影响到少数已经相当成功，或成功可能性极大的新兴企业，使官督商办制度逐渐改变性质。

06 首富的陨落

可上海的风暴远未结束,接下来的厄运轮到了号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

当时资力雄厚的商人兼金融家胡雪岩就有一点接受新式工商业的倾向。胡氏和左宗棠及其他官吏，关系很深，本来是利用官僚的关系而致富的。60年代初，左宗棠与太平天国交战时候，他为左办粮。后来左宗棠在西北作战，收复新疆，胡雪岩驻在上海，为后路粮台，替左宗棠收解各省协款，举借大批洋债，购买军火，并订购甘肃织呢厂的机器，从中赚了许多佣金。

他后来虽然回到杭州居住，但在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汉口、北京开设钱庄，收达官贵人和商号存款，一时信用极好。他又在各商埠设海关银号，收存洋人税务司课定的货税，再由清廷向这些银号调取。同时他又经营丝业。因为过去丝价大多由洋商决定，胡雪岩于1881年下决心大量囤积生丝，迫其涨价，使洋人不得不以高价收购。

遗憾的是，胡雪岩没有获取到关于外国市场的可靠信息。在1882年9月，伦敦市场上每包上等生丝的售价仅为16先令3便士，然而由于胡雪岩的操作，上海的生丝价格竟然被推高到折合17先令4便士的英镑价格。到了1883年5月，胡雪岩囤积了15000包生丝。考虑到当年浙江气候不佳，蚕桑业受到虫害的影响，预计春夏两季的生丝供应量将少于去年。胡雪岩继续采购生丝，但在销售时却不愿降价。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那一年意大利的生丝产量大丰收（与之前的传说相悖），暂时满足了欧洲市场的需求。上海的洋商由于消息灵通，不愿意提高价格购买生丝。

 （图片来自网络）

在1883年10月上海金融风暴席卷之后，胡雪岩不得已开始考虑割肉抛盘，将生丝转手给外国商人。至11月底，他大量抛售，据传共计销售了2万包生丝。胡雪岩囤积了大量的生丝，加之浙江地区的生丝产量减少，这一行为给丝业同行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成为当年上海经济萧条的关键因素之一。于是，到了1884年，生丝的价格进一步下跌，只好再次让外国商人占据了上风。

胡雪岩的损失不限于丝业。1883年秋季，上海金融风潮益趋严重。在胡雪岩的钱庄里存款的官、绅、商号都来取款，他的海关银号应交清廷的款项，各海关道也都来催取，使胡的钱庄无法应付。12月1日他在上海开的阜康雪记大钱庄宣告倒闭，各地的胡氏钱庄和海关银号继之。

胡雪岩在1885年年末离世时，尚欠清政府白银6万两。尽管他积累了巨额财富，据称超过1000万两，但这些资金并未投入到现代化生产中。

在与外国商人争夺丝价市场时，胡雪岩曾表现出对新式企业的关注。1881年初，他曾向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提出，愿意独自出资修建长江电报线路。然而，由于他当时正专注于生丝的囤积与销售，苏、浙、闽、粤电报线路以及长江电报线路的建设，自1883年起便由中国电报局在盛宣怀的领导下逐步实施。

即使勉强渡过难关的一些企业，也大多因经费不足又无从招徕。只能坐股耗资或停办。有的企业还被迫走上问外国银行借债维持生计的路，如轮船招商局，风潮之后，钱庄为渡过危机向其索讨贷款。无奈之下，招商局只得将码头仓栈向天祥等洋行抵押，以偿还欠款。二年后，又因抵押期满无力偿还，不得不再次以局产向汇丰银行借款。

招商局渡过中法战争的危机之后，就由官场地位重要的盛宣怀出任“督办”。1883年郑观应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用中国棉花纺纱、织布的技术问题已经初步解决，特别“改造”的机器陆续运到。布厂就要建造，纱厂也在筹办中，但因为郑个人资本的损失，整个企业停顿。这些事实在洋务企业史上极为重要。因为承办的商人，如唐、徐、郑等和盛宣怀等官僚，经济基础不同，经营政策也不一样。

在当时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下，即便是在财富集中的上海，传统的金融机构也仍无法为新式企业提供坚实的支持。换句话说，官督商办的企业试图依赖根基不牢的商业资本作为支撑，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这场金融恐慌，在1883年冬终于以空前的规模席卷整个上海市场，南北市大钱庄从年初的78家到年终只剩下10家。而南北市行号栈铺受拖累而闭歇的也不下三四百家。

1883年的金融爆雷风潮，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金融爆雷的威力，让中国初兴的商品市场感受到自身的脆弱。这场风潮，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有人一败涂地，有人东山再起，有人青史留名，有人泯然众人。风潮过后，《字林沪报》即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钱市之衰》的评论，认为开设之多、放账之滥、宕账之巨、风气之漓等，“凡此皆钱业近10年来之弊病，积而至于今日之大衰也，此非所谓木必自腐而后蛀虫生焉者乎？”

更加令人唏嘘的是，三十年后，又一场股灾再度席卷上海，并间接摧垮了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清朝。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上海又一次爆发了金融风潮。此次金融风潮因与橡皮股票的发行与抢购有关，故被称为“橡皮股票风潮”，随后引发的保路运动，便连带着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大清国终于就此被彻底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