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是怎么回事？

© Matriyoshka/iStock/Getty

作者：Wudan Yan

转自：利维坦（ID：liweitan2014）

一对年轻夫妇疑惑地看着这些标语，然后走向奈特。

他们问道：“你们是在呼吁不要繁育猫狗吗？”

奈特微微一笑，蓝灰色的眼睛目光锐利，眼角也向上翘起：“是不要繁育所有家养动物，特别是人类。”

奈特身材高挑，七十出头，满头银发。他是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简称VHEMT）的领导人——这是一项自愿不育的全球性运动，至少有9000人参与。VHEMT背后的理念是，智人已对地球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唯一能恢复平衡的方法就是让人类灭绝，而唯一人道的方式就是拒绝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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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这种希望人类大规模自我毁灭的想法非常激进且令人不安，以至于人们会怀疑其支持者要么穷途末路，要么愤世嫉俗，或者至少对人生中的奇迹和可能性视而不见。但奈特坚称自己并非消极厌世，没有不愉快的童年，觉得熊猫很可爱，并不认为人性本恶，也看到了孕育生命的美。对他来说，人类自愿灭绝是在追求权衡——尤其因为人类无意中导致了其他物种的死亡和消逝。

“我们只是和生物圈格格不入，”奈特说道，“VHEMT能存在并得到许多认可，说明我们确实富有同情心且关心其他物种。我们没权利把孩子带到一个让他们受苦的世界。”

去年冬天，我第一次接触VHEMT时，恰巧一直在想生孩子的事。和许多育龄期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会纠结是否想要孩子、什么时候想要、甚至为什么想要。有次，一位热爱环保的朋友给我发短信说“我对‘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很感兴趣，这个运动真的有用”，然后他还从某本书中摘抄了一段文字给我，当时我很好奇。这个理念看起来很反主流，充满挑衅的意味，但是奈特的论证方式逻辑清晰、简单易懂、又很有趣，至少让我愿意倾听。

所以我联系了奈特。我们在他位于波特兰的家中见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在去年5月，另一次则是今年父亲节过后（很讽刺吧！）。但对奈特而言，那天不过是普通的一天，他25岁时就做了输精管结扎术。

我们之间的对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莱斯·U·奈特并不是他的真名，但却传达了他对人类的希冀：团结起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校对注：Les U. Knight与let’s unite谐音）。我不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与VHEMT的联系可能会招致“专业人士”的报复（原因且看下文）。

奈特在俄勒冈州中部的小镇出生，家中人丁兴旺。尽管他坚决不生孩子，但从未因为兄弟姐妹过多而为难父母。他认为人们在二战过后就是想生孩子。他们需要婴儿。作为老三，哥哥和姐姐一起玩，两个妹妹一起玩，所以奈特经常独自一人。但他并不介意；奈特享受着孤独和自由。他在半沙漠化的小镇长大，林场也无法掩盖环境恶化的事实，他深刻意识到人类在破坏地球。

奈特12岁时第一次有了希望人类灭绝的想法。当时他参加了一个家庭野餐会，家人在谈论需要丢掉或更换哪些已经过时的东西。奈特回忆道：“二战后，所有人都想除旧迎新。一次性用品开始崛起。”在这场讨论中，“一向出人意料的”爵士音乐家叔叔理查德站起来说：“从经济角度来看，我认为人类应该被淘汰了！”

除了奈特，没人把理查德叔叔的怪言怪语放在心上。多年来，他一直认为人类应该逐步灭绝。

奈特高中毕业时，正逢越南战争的高潮。在参军和上大学之间，他选择了上大学。他总喜欢开玩笑说，自己学了两年“逃避兵役专业”后，因挂科退学了。他说：“其实我没做好读书的准备，当时我完全不知所措。”后来奈特入伍了。他没有被派往越南，他所在的连队以支援人员的身份去了德国和印第安纳州。那段工作经历快把他逼疯了。他说：“我们只是在盲目地服从，被迫屈辱地做不想做的事。”

奈特在军队待了快两年，退役后靠《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保障生活。他重返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Oregon College of Education）攻读了中学教育学学位（主要侧重于社会科学），那是一所师范类学校，今称西俄勒冈大学（Western Oregon University）。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为何要生育的问题，令他十分着迷。他认为，生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大学毕业后，奈特在俄勒冈州胡德里弗的一所中途之家担任住家顾问，帮助四个男孩、四个女孩度过了人生中的艰难时刻。在那里短暂停留后，奈特开始转做代课老师。起初，他只是想骑驴找马，但不久后却意识到自己喜欢教书，在集体之家与孩子们相处的经历使他想起学校里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生活不顺。

1986年，奈特在一家工业企业兼职写广告语，公司给了他一台带有出版工具的台式电脑。他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并没有减少他对无人世界的痴迷，五年后，他用假名出版了第一期与VHEMT有关的时事通讯，名为《这些退出世界的时刻》（These Exit Times）。在通讯中，他预计，如果承诺不生育的人足够多，人口增长速率可能在21世纪初就可以下降。奈特写道：“选择让人类逐渐消失，就是在为所有物种创造更好的生活。”

“人类消失会让世界更美好”的想法并不新鲜，但奈特是第一个想组织运动的人。（事实上，他组织VHEMT的部分原因在于担心有人会抢先一步）自发起运动后，会员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他不认为他或这场运动一定可以说服人们不要孩子，但那些本身就不想生育的人确实被吸引了。他说：“与其说人们加入了这场运动，倒不如说这场运动把他们汇聚了起来。”

时至今日，奈特仍在波特兰公立学校担任代课老师。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教育孩子与VHEMT的理念背道而驰，但他不这样认为。“VHEMT主要旨在照顾已经出生的人类。不继续生孩子，就有能力更好照顾在世的人”。

他避免鼓励学生生育，因为这样做会促进人口增长。“但我也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们。我会试着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观念，”奈特说道，“如果有学生表示‘我永远不会生孩子’，那我也要回复一句‘确实没必要生，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别人不会对他们说这样的话。”

让某个物种死心塌地地追求灭亡当然没那么容易。奈特提出的概念比较极端，即使是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也难以接受。韦斯曼曾写过一本非小说书籍《没有我们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描绘了一个没有人类的未来世界。他说：“人类自愿灭绝就像是在鼓励集体自杀。一想到所有人都要跳下悬崖，我们就不寒而栗。”

把手稿交给编辑的前几周，韦斯曼一直在考虑是否要采纳别人（即积极倡导无人世界的人）的观点作为补充。他偶然发现了VHEMT并与奈特取得了联系。韦斯曼说：“与奈特交谈后，我突然发现我写这本书不是因为我希望人类消失，而是因为我想要一个有人类的世界，我想要人们看到：如果我们现在停止破坏环境，这个世界将变得非常可爱。怎样做人类才能继续与地球共存呢？”

某些哲学家认为，没有人类的世界将无甚价值。譬如，只有人类才能推理、成立研究机构、发展复杂的技术，并制定利于地球发展的长期计划与项目。斯德哥尔摩未来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哲学家朱莉娅·莫斯克拉（Julia Mosquera）说：“人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利用人类的能力，创造更好的环境。这可能是一项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

撇开哲学和道德上的争论不谈，实际上，研究人员发现，不管是否打算灭绝人类，不生孩子可能都是最环保的行为。去年，研究生赛斯·温尼斯（Seth Wynes）和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的气候科学家金伯利·尼古拉斯（Kimberly Nicholas）发表了一项研究，比较了各类个人行为减少环境足迹的效用。尼古拉斯称，不生二胎全球平均每年可以少排放58.6吨二氧化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排名第二的行为——无车出行——每年只能减少2.5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a7541）

尽管有这些研究结果支持其论据，温尼斯和尼古拉斯并不希望他们的研究结果侵犯任何人的生育权。尼古拉斯认为，自愿是VHEMT运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她说：“过去那些非自愿或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我一直试图表明，我的研究目的不是制定人口控制政策，而是为个体提供选择。”

三位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于1994年发表的研究显示，理想的世界人口总数应该在15至20亿之间。而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量预测则表明，我们不仅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甚至还会渐行渐远。现今，世界人口有76亿，2050年将增至98亿，2100年将增至112亿。韦斯曼称：“如果每个人只要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降至20亿。如果人类想拥有未来，就不得不减少人口数量。要么人类主动解决问题，要么自然解决人类”。

（news.stanford.edu/pr/94/940711Arc4189.html）

当我接触VHEMT时，快27岁了，我的社交平台上满是订婚、婚礼和婴儿的照片。那时我还单身，看到这些照片时，我不禁会想：如果我想生孩子的话，我开始约会的需求有多迫切？（我并不是特别想生，孩子甚至不重要。我只是理所应当地认为我需要生。）我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时间表。如果我想在30岁出头要一胎，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我就得找一个伴侣，这样我们就可以先恋爱几年，然后再结婚生子。

奈特可能会说，我所制定的计划恰恰证明了人类繁殖本性的力量——有孩子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甚至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他表示，所有社会都进化成了以繁殖为目的的社会，那些没有成功进化的会被淘汰并消失。奈特相信，这就是人口为何会泛滥的原因。他说：“生育的压力如此之大，种种假设的影响如此之强，以至于人们必须仔细考虑是否要生孩子。这么多人决定不生着实令人惊讶。”

我第一次和奈特通话时，跟他说我从未想过不要孩子。他回复到：“你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这是默认的人生设定。繁殖本性非常强大，就像父权制一样，无处不在，隐于无形。”

在我的人生里，繁殖本性的力量随处可见。我母亲27岁时在中国生下了我，她觉得我还没生孩子对她而言是不孝。我两岁半时搬到了美国。幼年时，我的祖父母视我如己出，对我百般照顾，见过我迈出第一步、帮我记汉诗、教我骑自行车。我母亲也是祖父母养大的。在我的家乡，照顾家里的孩子是理所当然的。

几年前，我和认真相处过的前任分手时，我母亲悲叹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当外婆哟？”我跟她讲我还年轻，她却对我说为时已晚。这种女人有生物钟，应该加以遵循的想法，进一步印证了繁殖文化的强势性。

当我最终见到奈特本人时，我发现自己正处于恋爱的新阶段——即思考“我们能不能携手一生？”我还在想自己是否能一直与爱人目标一致。这是一个独特的时刻，我乐意接受新的观点，我的思想和信仰也不受爱人的影响。

奈特信仰坚定，但不会对不认可他的人咆哮或加以谴责。人们争论个不停，他却以理性对抗情感和自我，这让我觉得耳目一新。譬如，在VHEMT网站上，奈特发布了一张名为“为何要生育”的图表。他仔细研究了所有想生孩子的原因，挖掘出了背后的真正动机，并提出了替代方案。

他建议那些希望通过生育延续家族的人，借献血来传递血统；那些了解生态现状但依旧想生育的人，仔细想想在生态崩溃之时，掌控无辜者生死是否道德；对想借孩子获得永生感的人，奈特劝解他们“接受死亡。传播精神而非基因。苏格拉底没有继承人，但他的思想却千古流芳”。

（www.vhemt.org/whybreed.pdf）

从某种程度说，奈特把运动视为控制人口增长的一种方式；例如，集市上的人看到宣传后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想要孩子。他说：“我喜欢想象很多人听了我的宣传，决定不生孩子的画面。”虽然他知道这场运动可能永远不会实现人类灭绝的目标，至少在他有生之年不会，但他认为VHEMT会逐渐壮大起来，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会认为故意多生孩子是不合理的。他说：“不生孩子并不像过去那样遭人非议。年轻人正在逐步了解生育对个人、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我和奈特的谈话让我意识到，我找不到能说服自己生孩子的个人理由，生孩子也并非我所愿。与其问自己“为什么生？”倒不如问自己“为什么不生？”首先，婴儿会哭闹，我再也无法在清晨安静地写作。我没法在周末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法长时间去国外采访。我可以带着孩子坐飞机，但受折磨的肯定不只是我，还有其他乘客。尽管我和孩子一直待在一起，但没人能保证他们长大后会变成“对社会有用的好人”。养孩子、送他们上大学花费高昂，几乎令人望而却步，作为记者，我的收入和工作都不算稳定，养孩子更是难上加难。生孩子可能意味着要放弃我热爱的、有意义的工作。这些不想要孩子的理由很自私吗？也许吧，但至少我就是这样想的。

此外，作为一名科学与生态记者，我希望基于现有事实为地球做些许贡献。

基于以上原因，我决定不要孩子。

我每年会少排放56.8吨的二氧化碳，但如果另一个家庭决定要三个孩子，我的努力是不是就付之一炬了呢？我会为此烦恼不已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奈特说，不要小看个体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因为每个了解这项运动的人都可以教育他人。正如他在第一期《这些退出世界的时刻》中所写的那样：“每当有人决定不再给被十几亿人蹂躏的地球增加负担时，黑暗中就会多出一缕希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