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改革：残唐中央的挽救财政计划
文摘
2024-09-25 17:3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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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世纪末，垂垂老矣的唐朝正从神坛快速跌落。尽管长安城内的天子仍受天下供奉，却已没法将抽税触角延伸至地方基层。以至于国库空虚，常常处在入不敷出的糟糕境地。若听任窘况长久持续，那么中央权威的崩盘只是时间问题。正因如此，忠于李氏的官员们寄出两税法改革，企图用轰轰烈烈的全面货币化运动来重振财政。奈何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在各类反面势力的抵制下悄然烂尾。早在王朝建立之初，李唐基本遵照北朝和隋朝旧俗，用今人很难理解的租庸调制获得赋税。简而言之就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实物供奉，货币仅仅起到辅助作用。其中：租就是单位面积的田产收入，每年至少要缴纳以小米为主的二石谷物。庸是徭役的代名词，意味着个人每年要为朝廷提供20天义务劳动。调则为手工产出，通常是绢、绵、布、麻等纺织品，可以在流通领域充当货币替代品。 从表面上看，这种机械且单调的小农式税制，在强调男耕女织的时代并无任何不妥。若考虑到实物贡赋的汲取和物流成本，就能清楚其效率有多么低下。即便沿途没有遭遇任何损毁，也经常要付出好几倍的征收成本。等到需要投放实用，又必须将完全类似的过程重演一遍。相比之下，货币在唐朝中前期的地位就更加尴尬。由于各类纺织品在支付领域大行其道，铜钱的发行数目始终难以追上经济总量。随之而来的“钱贵物轻”怪象，就是非常典型的流动性不足。虽然常以赏赐、交易和借贷手段投放出去，终究受限于使用场景偏少，容易被世家富户们囤积储藏。于是，广袤的乡村区域几乎可以做到理论上与钱绝缘，严重阻碍帝国的经济发展。仅仅是因为产能自然增加，才没有在王朝的中前期酿成恶果。 然而，过于稀有的铜钱流通，很快对脆弱的小农经济构成冲击。因为钱的价值虚高、其他生产要素的估值过低，就会刺激出非常惨烈的土地兼并。那些地方豪强或公家白手套，往往可以用极低成本来收取田产。要么本人亲自下场经营，要么将原主人变为替自己劳作的佃户，用数量效应抵消长期固定的征税成本。若是还能攀上宗亲关系，便可一步到位的享受免税待遇，成为只进不出的顶级赢家。另一方面，唐朝中前期的君主们热衷于开疆拓土，前线可从朝鲜半岛延伸至撒马尔罕。但作为服役人口基础的府兵军户们，往往依托于额定份地收入，根本经不住如此漫长的频繁外调。故而大批量破产逃亡，转而寻求地方豪强的有偿庇护。随着皇帝决定以募兵制加之替代，投放出去的货币又为土地恶性兼并创造出舒适温床。毕竟，有权招兵买马的将领永远是少数，而客死异乡的士卒还有遗孀需要供养。 公元755年，破坏力巨大的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唐朝中前期的表面繁华被彻底揭开伤疤。随着内战持续多年，包括幽燕、河东、中原和江淮在内的多个重要区域遭到破坏。除洛阳、扬州两大商业城市衰退，广袤的乡村更是人口流失严重，支撑租庸调税制的社会基础消亡过半。虽然皇室还能保有巴蜀和江东的新兴产粮区，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弥补巨额损失。更为糟糕的是，地方藩镇与士族地主集团乘势崛起。这主要是因为朝廷在平叛行动中的拙劣表现，动摇到部分藩镇的忠诚度,推动其独立自主倾向。而且士族阶层本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占据紧要地位，如今又积极同军头们建立联系，不愿意再将自己捞取的好处乖乖上缴。最后是握有货币资源的商人群体加盟，彻底将中央的影响力降至最低。运行多年的租庸调制，纷纷在这些强藩地界内自动瓦解。 面对困局，重返长安的李唐中央自然不愿坐以待毙。他们起初采用拉帮结派、挑拨冲突的做法，希望逐步消除藩镇割据的负面影响。结果还是受限于囊中羞涩，始终停留于小打小闹的初级阶段。任何新将领奉命前往地方主持工作，都必须在同流合污或卷铺盖滚蛋之间做抉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过去的租庸调税制没有废黜，依旧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只不过以实物为主的贡赋，无需再大批量转运京畿，而是被就地截流后供本土士绅、官商、军阀消费。事已至此，税制改革就成为当务之急。 公元780年，登基不久的唐德宗在宰相杨炎建议下推出两税法改革。简单来说，就是不在将谷物、布匹等实物作为征税载体，转而要求以征收金钱为主，且每年开征两次。相比过去那种与人口绑定的租庸调，完全基于田产价值的额定模式无疑更加合理。朝廷不必再为自耕农逃亡担忧，吸纳流民的豪强们则必须为增产所得买单。此外，两税法还有利于朝廷重新掌握财政主导权。因为地方赋税皆由货币替代实物，无限中将各类流通于民间的铜钱集中到自己手里。然后重新铸造为面值更大或数量更多的新钱，人为稀释掉地方豪强们的财富积累。皇帝本人的腰杆子也硬朗起来，无需再为府库不足感到自惭形秽。副作用就是包括粮食在内的必需品涨价，形成“富人通缩、穷人通胀”的旷世奇观。 当然，李唐中央要长时间维持两税机制，就必须向流通领域投放充足货币。稍有迟疑就要重回“钱贵物轻”的大通缩状态。于是，不得不将冒头对准寺庙，用成堆收缴来的铜钟、雕像融铸新钱，与继续吞噬流动性的士族富户们形成对冲。同时，将清算出来的土地充当补充税基，交由官府或藩镇经营。至于被迫还俗的僧侣，则要继续为帝国的财政运转提供劳力。虽规模不及后来的会昌灭佛运动，内核思维确实如出一辙。最后，唐朝还秉持先前各代传统，拒绝把真金白银等贵金属拿出来用于内部流通。无论是走丝绸之路抵达长安的中亚商贾，还是驾船登陆广州的南洋海商，都必须到官方制定的机构兑换铜钱，否则就没法把生意推广至洛阳或洪州。因为交通要隘往往很容易吸引到人口群聚，他们的劳动所得势必以铜钱为主，算是在无限中将使用货币交换的理念扩散出去。 平心而论，自两税法获得全面推广后，唐朝的中央财政的确大为好转。前后几代皇帝能以经济优势压制藩镇，使对方无论如何都不敢有取而代之野心。然而，蒙受损失的豪强富户们都不是傻子，很清楚改革的杀猪刀就是对准自己。他们利用与藩镇军阀合作关系，采取一系列相应的仿制手段。首先就是利用自己在朝中的人脉，不断催促皇帝恢复旧制。这是由于入朝为官的士大夫们往往就来自地方，甚至能长期获得本乡父老的持续孝敬。以至于经常用物价上涨为借口，强调“祖宗之法不可轻易变动”。或是针对杨炎等改革派标杆，不断刁难其存有收贿等不法行径，迫使皇帝将他们贬官流放。乃至策动京畿周围的小军阀叛变，以武力胁迫君主收回决定。结果，这些顶层斗争都以失败告终，朝廷仍然我行我素的享用铜钱收割成果。 其次，地方藩镇会利用自己在辖区内的独断专权，发行各自版本的铜钱。他们一面将中央货币储藏起来，只用于向朝廷直属区域的集中投放。同时还纵容假币泛滥，用大量添加锡的废钱搅乱价格。接着诱导本地居民必须自己私铸的铜钱交易、纳税，丝毫不给外人渗透空间。受此影响，过量廉价铜钱开始在朝廷直辖的州县泛滥，酿成惨不忍睹的恶性通胀。反过来，又加深藩镇人口对中央货币的不信任，可谓杀人诛心的一石二鸟之策。最终，影响深远的两税法改革持续不过三十栽，就被身心俱疲的唐德宗下令废止。然而，原先维系租庸调制度的社会基础已完全消失，仰仗实物税的结果就是财政愈发吃紧。为此，李唐中央继续滥伐铜钱，顶着通胀压力苦苦支撑，企图完美借用双轨制的漏洞牟利。以至于天怒人怨，被包括藩镇、士绅、百姓在内的所有人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