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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危局中的白衣山人
范西园
少年时，李泌的才华就名动长安，堪称京城第一才子。他出身名门，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弼之后，因为才名被李隆基听说，于是便安排李泌与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一起交游，从此他们便成了一对至交好友。只是李泌的存在被当时的宰相杨国忠所忌惮，被迫离开了朝堂，四处拜访名山大川，求仙问道，成为了云游四海的方外之人。潼关失陷，皇帝弃守，正在山中隐居的李泌不知外面发生的变化，直到李亨的使者到来，请他出山，李泌才意识到局势的危急。当李亨初到灵武，在城中一座简陋的小楼上登基时，这个刚刚建立的新中央朝廷百废待兴、诸事待举，国库空空如也、一穷二白。人才、兵力都是极度匮乏，连主掌朝廷的宰相都需要从巴蜀中央调来，李亨本人几乎是个光杆司令。就在这个帝国最为黑暗的时刻，李泌一身道袍，以布衣白丁的身份，应召来到了灵武觐见新皇李亨。他不要官爵，不要封赏，只是要为这个新的朝廷尽一份力。从此李泌便成为了李亨的首席顾问，像在当年的东宫时那样，他们出则并马而行，寝则对榻而眠。不管是朝廷的大事小事，李亨都要先征求李泌的意见，而且言听计从。从此以后，灵武的大军中便都知道了白衣山人李泌，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整日与皇帝形影不离的神秘人。李泌为何要坚决推辞担任宰相呢？是因为他“鄙肃宗之乘危自立，紊大伦而耻与翼戴之列”，还是因为他个人“洁身高尚”，淡泊名利？或许都不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分析相当深刻——李泌以白衣之身参谋军事，其实是“唐室兴亡之大机”，是关系到陷入“安史之乱”中的李唐王朝能否走出危机的关键。唐玄宗即位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谁立了功就给他加官晋爵，用官位来报答立功的人。这一套奖励机制让群臣有了立功是为了升官的期待心理。官位有限，无法满足投机立功之人的需求，立功的机会越多，积累的矛盾就越大。如同李林甫当宰相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杜绝了边疆节度使入朝任相之路，朝廷对那些边帅的安置办法就是不断扩大其地盘。安禄山的实力就是在此背景下不断壮大的，进而激起了反叛的野心。李泌到达灵武辅佐李亨以后，对平叛充满信心，他跳出眼前的危机，看到了平叛成功后功臣利益分配困难的问题。唐廷要平定叛乱，一定会产生大量功臣，而且需要有再建国家的重量级功臣，等到收复长安以后，将会面临如何平衡和驾驭功臣的难题。李泌提醒肃宗，在危急关头更应避免盲目用人、避免随意封官许愿。李泌坚持以白衣宾友自居，推辞皇帝授予的相位，做出了表率。作为从小就身处于宦海浮沉中的局内人，李泌已经看透了这些年长安政局里的本质。那些一时紫袍金带、掌握生杀大权、春风得意的重臣们，哪个有好下场？反倒是像贺知章那样，还能得到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安详晚年。所以，李泌推辞宰相之位，也是在风云诡谲的危局中全身避祸的选择。他以白衣为宾友，身体力行，用行动做表率，更是为规避皇帝平叛面临的御臣之被动局面做出了积极努力。至德元载（756年）八月，郭子仪、李光弼来到灵武，随后被皇帝任命为宰相。郭子仪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光弼是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时之间权力赫赫。但封赏之后，皇帝便在与李泌商议时袒露了自己内心的担忧：等到叛乱彻底平定之后，郭、李的功劳更大了，已经没有比宰相更大的官可以赏功了，该怎么安置他们呢？封无可封，那就要么被杀，要么反，自古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时，李泌就提出了“官以任能，爵以酬功”的原则。他对皇帝奏道：“以官来赏功，有二害：若赐官后不称职，则会败坏政事；若赐官后位高权重，则难以节制。所以，那些身居高官之位的功臣们，都只不过是乘一时之权来谋利，目光短浅至极。倘若安禄山当年不是授以高官，而是封他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那他也必然会小心珍惜，想要传给子孙，绝不会铤而走险地造反了。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不如以爵位封土以赏功臣。对于朝廷，即使封一个大国，也不过二三百里疆土，可比如今一个小郡，岂难制哉！而对于人臣，则是万世之利了。”作为皇帝的第一宠臣，李泌参与了灵武中央所有重要的决策，甚至连宰相的任免，皇帝都要听一听他的意见，然而此时的李泌，还只是个没有任何官职的道士而已。他虽无官职，但却超然于朝中所有高官之上。后来皇帝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和李泌商量，虽然尊重李泌本人“出家人不做官”的意志，但非常时期，为了避免众人的猜疑，还是请他暂时穿上紫袍。李泌于是便穿上了三品官员才有资格穿的紫袍金带，进宫晋见。看着终于穿上了一袭紫袍的李泌，李亨也许想起了多年前他们在东宫时的那些豪言壮语，一时间欣慰不已，对李泌说道：“既然已经穿上这身衣服，便不能不没有相称的名份。”笑着拿出了早已经草拟好的敕文，封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坚决不能接受，李亨也只好宽慰道：“朕不敢以宰相一职难为卿，只是眼下实在艰难，需要你出山。等平定叛乱后，便任凭你是走是留。”李泌这才答应。从此，李亨便在灵武的行宫中设置了元帅府，由长子广平王李俶挂名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李泌为总揽整个元帅府的长史，统领各路兵马。此时在灵武的唐廷，从房琯以下的宰相们几乎都是从巴蜀中央派来的，以房琯为首的文臣集团把持着朝政。太上皇李隆基虽然仍在成都，但依靠着派往灵武的宰相高官们，巴蜀中央的意志始终影响着唐廷的决策。这个局势终于随着元帅府的建立而开始扭转，皇帝下令，各地奏疏全部送往元帅府处理，实际上就是在元帅府设立了一个由皇帝直接掌控的中枢机构，逐渐架空以房琯为首的文臣集团。太上皇李隆基君临天下四五十载，纵然因为安禄山之乱而威望受损，但他对各路大军、各处州郡官员的影响力，仍然不可估量。灵武的新朝，只能依靠着李亨君臣一点一点的经营和耕耘，来逐步建立起对大唐的掌控。陈涛斜之战惨败后，大唐的中央军近乎全军覆没，叛军又掀起了新的一轮攻势，史思明、张忠志、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大将四处出击，攻打河东、睢阳、南阳、颍川各地，大唐再度陷入防守的苦战。连皇帝李亨也渐渐对最终的胜利失去了完全的信心。他这时已经进军到彭原，纠集西北边镇前来支援的各路大军，却始终顿兵不进，只能向李泌感叹道：“如今敌军如此势大，究竟何时才能平定？”只听李泌侃侃而谈：“臣看到叛军把抢掠的子女与财物都运往老巢范阳，这岂有雄据天下的志向？叛军中的勇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几人。现在我们如果命令李光弼率兵从太原出井陉，郭子仪率兵从关中进入河东，这样史思明便不敢离开范阳，张忠志便不敢离开常山，安守忠与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以两支军队拖住了叛军的四员骁将，跟随安禄山的只有阿史那承庆了。”而后，李泌提出了他的部署：“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使叛军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道路畅通。陛下率领所征召的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东西呼应，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头，就攻击他们的那头；如果救援那头，就攻击这头，使叛军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往来，疲于奔命，我们则以逸待劳，叛军如果来交战，就避开他的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来往的道路。等到明年春天，再任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迅速攻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样叛军想要撤退则归路已断，要留在两京则不得安宁。到那时候，便可以让各路大军四面合击，一定能够平息叛军！”一是帝国应该把最精锐的部队主要投入到山西战场，让郭子仪率军从冯翊攻占河东，李光弼部不惜一切镇守太原，最好还能攻占大同；至于其他战场，尤其是两京（洛阳和长安），帝国可以暂时不用理会。二是皇帝率所征之军坐镇关中平原最西边的凤翔，以山西为根基，与郭子仪、李光弼一起，不断攻击长安、洛阳、常山，及叛军老巢范阳，但这个过程中绝不与叛军的主力决战。三是在唐军反复的骚扰之下，燕军必然疲于奔命，人困马乏。然后唐军几路大军同时出击，并联合回纥部队从塞北发动进攻，彻底攻占燕帝国的老巢，一劳永逸的解决燕帝国。可以看出，李泌对策的核心，就是唐帝国先全力占据山西，然后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与安史叛军打游击战，最后等到敌人被拖得精疲力尽之际，再几路大军同时出击，直取燕帝国的老巢范阳。在后世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战略。当年诸葛亮献上“隆中对”，为刘备定下王霸之策；如今李泌的方略，同样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为李亨策划了一条平定叛乱的路线图，是可堪对标“隆中对”的“彭原对”。“彭原对”的关键，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先平定河东、河北，切断叛军幽燕大本营与洛阳长安之间的通道，然后逐个击破。对于李亨来说，他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剿灭叛军，更重要的还有在两个中央之间的竞争中如何占据主导。至德元载，真的是大唐的多事之秋，除了安禄山的叛军来犯以外，大唐一直以来的宿敌吐蕃也趁着大唐内乱之际，攻取了陇右的多个城池。威戎、神威、定戎、宣威等十余个要塞均被吐蕃攻破，连当年以数万精锐唐军为代价攻占的石堡城，也被吐蕃趁乱夺去。陇右城池的失陷，让李亨作为新君的威望大大减损。更何况，李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得失，而是整个帝国的维持。打仗对经济的消耗极大，所以在分析肃宗的选择时，也应该考虑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唐帝国的经济状况十分不乐观，由于长安和洛阳的失守，让帝国失去了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税收；至于河北地区，是安禄山的地盘；川蜀地区的税收被“巴蜀中央”截留；山西地区位于交战的前线，也无法正常征税。此时，唯一稳定的税收来源，就只有暂时还没有被战争波及的江淮地区。但由于两京失守导致漕运也被迫中断，政府已无力再将江淮地区的粮食运送到关中地区。所以李亨继位后不久即派第五琦担任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负责筹措军需。按照唐帝国的规定，大致能算出，第五琦在江淮一带可以收到的税收，最多也就是每年 200万匹绢左右。当时唐廷每年需要花费的钱，至少在400万匹绢左右。而第五琦从江淮收到的近200万匹绢的税收，恐怕也就够撑个大半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第五琦所征税款，也就刚好支撑了半年时间。而李泌战略的核心是帝国把主力作战方向选在贫瘠的山西，然后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不断骚扰燕军，等到对方疲敝后再出击。这个战略看起来切中要害，但奏效时间遥遥无期。另外，帝国当时的财政，只能支撑半年时间，且倘若按照李泌的战略一直待在山西，而不去收复关中、洛阳等地，打通黄河漕运线，这也就意味着每年的财政收入极度依赖江淮这每年的 200万匹绢，这显然不足以支撑帝国军队长期作战。半年之后会如何？“灵武中央”就只能到江淮提前征收下一年的税，而这也只能再支撑半年；那等到第二年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不断提前征收下去，江淮地区的经济恐怕也会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叛乱响应安史叛军，如果唐帝国失去江淮这块稳定的大后方，后果会更严重。在这种背景下，李亨想要继续执行李泌的战略，就只能把军队的后勤交给军队自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供养自己，这也就意味着帝国政府允许军队介入地方上的经济和行政领域。一旦军队介入地方上的经济和行政领域，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军队，而是军阀了。而长此以往任其发展，“灵武中央”必定难以控制他们。更何况，“灵武中央”赖以剿灭安史叛军的西北诸军，其后勤严重依赖唐帝国原有的“民产-商运-政府收-河东运-朔方转-朔方支-河西陇右诸军收”体系，但此时，因为河东河西和陇右各部都元气大伤，山西几乎成为朔方军的天下，而“灵武中央”朝廷此时又百废待兴，收粮的系统和监察系统都接近瘫痪，这也就造成现在的军队后勤，变成朔方军独揽而无人监管的状态。这种背景下，河西诸军皆仰仗于朔方军，久之，朔方军必定坐大。最终，唐廷决定，将帝国的主力部队全部投入到两京战场，以最快速度收复长安和洛阳，并打通武功、咸阳、长安、潼关、陕郡和洛阳这条黄河漕运线。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通过收复两京，让帝国的中央政府得以迅速重建，同时以最快速度打通黄河漕运线，让帝国恢复造血功能，不再单纯依靠江淮那 200万匹绢的税收。只有这样，李亨才能保障权力的稳固，既不让军阀坐大，也能压制“巴蜀中央”在南方日益上升的气焰。而“灵武中央”和“巴蜀中央”的竞争，也因为永王东巡的风波而愈演愈烈。在朝堂上，李亨借着房琯的门客董庭兰弄权谋利的案件为由，将房琯罢职外放。随着房琯罢相，李亨顺藤摸瓜，将房琯的支持者、为房琯说情之人一并贬谪去了外地，对房琯身后的文臣集团进行了沉重打击。随即，李亨将郭子仪、颜真卿、贺兰进明等一干忠于自己的臣僚提拔进京，终于逐步有了真正支持自己的宰相班底。因房琯而受牵连之人中，就包括左拾遗杜甫。杜甫因为劝谏处置房琯之事而触怒了皇帝，从此失去了再被重用的机会。两个中央的竞争，关键仍然在于长安与洛阳的收复。李亨在灵武草草登基，甚至还没有去李唐的宗庙告祭列祖列宗，只有收复长安，还于旧都，李亨的灵武中央才算是真正有了君临天下的资格。所以，李亨必须要反击，并且务必要在反击中以最快的时间收复长安，完成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本文部分摘编自范西园《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全四册），推荐阅读！更多精彩内容，值得一听的唐朝历史——《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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