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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德隆·阿西莫格鲁 / 詹姆斯·罗宾逊
翻译 | 马春文等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提出并发展关于民主化的基本模型。人们对不同的政治体制有偏好，是因为他们预料政治行动者在这些制度下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从而产生不同的政策和社会选择。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分析以我们在前两章中建立的关于民主和非民主的模型为基础。
政治制度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制度？为什么不直接说：权贵和民众对不同的政策有偏好，他们之间的政治冲突导致有利于一个或另一个团体的政策？我们认为，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还有更多的内容。关于政策的冲突是静态的——关于今天发生了什么。理性的行动者还关心未来。这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持久性的，因此有影响未来政治行动和政治均衡的能力——发挥作用之处。因此，我们需要在动态的背景下认真考虑政治制度：通过这一过程，我们便能提出民主的建立以及巩固的理论。对此至关重要的是有关政治制度作用的思想。
我们强调政治制度调节法定政治权力的配置。政治权力是在对实行何种政策存在冲突时，一个特定的团体(或个人)在政治领域中所具有的影响力的量度。如果权贵是有钱人，且是有权力的，那么，我们就会预料有更低的税率、更少的再分配和一般说来偏袒有钱人而不是穷人的一系列政策。因此，政治权力内在于每一种关于加总相互冲突的偏好的讨论之中。各种民主模型以不同的方式加总这些偏好，因此，如第四章所讨论的那样，它们自然会将不同的政治权力分配给不同的团体。然而，对我们的分析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假定：通常来说，多数民众在民主中而不是在非民主中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
前瞻性的理性经济行动者所关心的不只是今天的经济配置及政策，而且还关心未来的经济配置和政策。因此，政治权力是有价值的，所有团体都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保证自己在未来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政治制度因其持久性能够影响法定政治权力在未来的配置。我们关于制度的方法以这样一个假定为基础：一般说来，政策比制度更容易逆转，即使有时难以逆转。因此，民主化使得民众与在非民主中相比不仅在今天有更大的权力，而且在未来也有更大的权力。因此，民主化是使政治权力向多数民众转移的一种方式。如果民众能在今天获得民主，他们将在未来增加自己的法定政治权力，因为只要民主存续，他们就将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决定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民众如何保证社会变为民主？他们只有在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显然，从一种非民主的情况开始，民众被排除在选举之外，至少是他们的偏好没有很大作用。所以，他们如何能拥有政治权力？答案是，政治权力不仅仅是由正式规则授予的，它还可以采取事实政治权力的形式。如果民众形成了一种可信的损害掌握着法定政治权力的权贵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革命或重大的社会动荡威胁，那么，他们就能在非民主中拥有政治权力。在本书中，当我们讨论政治权力时，既包括来自政治制度的权力，也包括和民众挑战体系的能力或权贵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是说，事实上的获得权力的方式。换句话说，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政治权力是使一个社会团体接近其偏好的政策的任何东西，不论是法定的，还是事实的。然而，我们的叙述仍然是不完整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论证的内容可以图解的形式总结如下:
政治权力(t)→政治制度(t)→政治制度(t十1)→法定政治权力(t十1)
今天拥有政治权力的团体能够设立——或迫使其他团体设立——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持续下来并调节着未来政治权力的分配。因此，民主化使民众有能力在将来增强他们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什么民众需要政治制度来确保他们明天的政治权力？毕竟，他们在今天是拥有政治权力的。
在我们的理论中，当事实政治权力只是暂时性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天拥有更大政治权力的人，通常不是明天将拥有它的人——政治制度是特别有用的。这种暂时性也许是由对制度的多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造成的。的确，我们在第五章看到，关于集体行动问题的经验文献强调，即使这一问题能够解决，解决的办法也往往是暂时性的。一个团体今天解决了集体行动问题的事实并不能保证它明天也能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今天也许存在着一种衰退，它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使要利用事实政治权力影响政治结果的任一方处于有利地位。然而，衰退经常是暂时性的，明天或许会有繁荣。现在设想一种民众今天拥有事实政治权力，但他们预期明天不会持有类似政治权力的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要求一组将他们的政治权力锁定的制度。这正是民主制度可以做的事情。通过采用相对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在这样的选举中，所有公民而不仅仅是权贵的选票都有意义)，民众来自非同寻常事件(诸如政治危机或战争结束)的事实政治权力变得制度化了，并转换成了未来的政治权力。
在我们的论证中还有最后一步。民主化是由非民主向民主的运动。在非民主中，权贵制定决策。因此，当权贵决定“推广公民权”并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纳入决策过程时，民主化就发生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陈述。如在导论和第二章中所说明的那样，几乎所有发生于19世纪欧洲和19~20世纪美洲的向民主的重大运动都是现有政治体系将公民权向以前被排斥在外的社会阶层的扩展。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答案是：在非民主中，民众暂时的、事实政治权力来自他们可以采取的对现有体系代价惨重的行动，如革命或巨大的社会动荡。权贵愿意阻止这一切，并为此做出让步。但是，民众关心的不仅是今天的分配和政策，而且还有将来的分配和政策。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权贵不仅要在当前让步，还要做出关于未来的许诺。然而，一旦革命的威胁消退——事实政治权力的至关重要的暂时性！——这些许诺也许就会被背弃。因此，权贵愿意做出可信的承诺。这就是制度的承诺价值有意义之处，民主化保证了政治权力移交给多数民众的可信性，增加了权贵的承诺得以兑现的可能性。因此，当权贵愿意对未来政策做出可信的承诺时，民主化就发生了，而且权贵只有把(他们部分的)政治权力——法定政治权力——移交给民众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理论可以以图形的形式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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