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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可分为计划经济体、市场经济体和转轨国家，转轨国家经济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瞬时转轨，如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转轨，例如中国。在国际上，计划经济国家或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模型都通常是基于流动实体变量的计算模型，按照一定的精确理论构建。而对于渐进转轨国家，体制改革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体制本身在生产系统中不能作为变量，因此无法准确计算体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提出了一个针对渐进转轨国家（如中国）的模型，旨在分析和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考虑体制变动和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体制变动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体制变动（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经过我们的测算，实现长期中高速增长除改革而无他路。目前，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约有13045万人，未发挥生产作用的体制性剩余资本为265万亿元；全国低利用率的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约为13150万亩；城乡土地和房屋的自然资源总量，按照影子价格法计算，2023年的价值约为700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至1000万亿元。建议，第一，土地房屋配置和资产化改革。允许法人和自然人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定价、入股、出租、抵押和继承，放开城乡一级和二级市场交易；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规划应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化，并与市场机制配置相匹配。第二，户籍等体制和国有经济改革。全面放开户籍管制，允许子女随常住城镇务工家庭就地接受教育，提供多元化住宅供给以降低进城人口居住成本，完善进城人口的社会保障，这些举措有助于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村农业领域向高生产率的城镇及工商业转移。将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率从2023年的40%降低至20%以下，或采取淡马锡模式以利润率为指标管理国有资产，或以资产利润率为主要考核目标，硬性要求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利润率达到社会资本的平均水平，亦或对大部分竞争性国有企业实施以效率较高的民营资本为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分配体制改革。逐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023年的43.86%提高到2035年的65%（包括10%的教医居生等转移支付）；将政府可支配收入从目前的33%左右降至30%以下；农村所有集体土地出让交易收入的大部分应分配给农民；农民迁移至城市时，应允许其按市场价出售宅院房屋，收入扣除税费后全部归农民；促进资本流向农村，让农民拥有土地发展权，依托土地获得非农业创业收入；地方政府已收取巨额的农村土地出让金，全国整体上应为常住城镇的大学毕业生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提供廉租房；提高正式就业比例，提升城镇流动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缩小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与股权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制企业的竞争性标准工资差距，提高工资占GDP的比重。放开、搞活、开放，改革政府行政、土地、国企、人口流动等体制；2025-2035年间，体制不变的经济自然增长率为1.5%到2.5%之间，其中包含0%或者0.5%的广义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体制改革带来的新增经济增长率为3.5%；进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贡献预计在-0.5%至0.5%之间；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可保持在5.5%左右。将能够维持中高速的增长10余年，顺利应对老龄化挑战，跨越中高收入阶段，使人民富裕起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2035年时初步实现现代化，2049年时成为经济发达的现代化。来源：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周天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运算与创新发展专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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