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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的上海市民回忆，1949年前后，沪上最出名的共产党干部有三个人，除了陈毅市长之外，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杨帆，还有一个就是顾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治安和征税布告。”
顾准的工作重点是，恢复工业和尽可能多的征税。他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完成了三项很重要的、对全国工商业治理起到了试验性效果的工作。
本文摘编自
吴晓波：《顾准：一个革命者的思想悲剧》
作者: 吴晓波
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事情。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他们年轻，风华绝代，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年轻的财税局长顾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周旋协商，他在立信会计事务所时的老同事严松龄回忆说，“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合身的军服，桌上放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态度极其谦和诚恳。”所有的市民和工商业者，对这样的革命家既敬又畏。不过，事实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新上海管理者中，还是有人对即将生成的新经济制度产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就是顾准。这是一颗悲剧的种子。顾准是一个忠诚的、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顶级、冷静的会计学专家。早在山东当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公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让他头痛的正是他的专业所在，他说，“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警惕性，这成为顾准反思国营企业制度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质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币物价重估私营企业资产”的办法，尽管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这也成为顾准在两年后被免职的重要诱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顾准自述》中写道，“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顾准对“政策”与“技术”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项“技术”事实上都服务于、以及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将长期地困顿于这种逻辑之中，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当顾准为新建立的共和国日夜工作的时候，1952年2月，这个被很多人看好的青年高级干部突然被公开撤职。关注“读书时间”，每天思考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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