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又见高老师

尹燕青||湖北

终于,我再次见到了高老师。本应是一场开心畅快的师生会面，可当我从老师家出来时，忧虑着老师的病情，记挂着老师的托付，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好一阵儿都透不过气来。恍恍惚惚中，眼前闪现的都是当年与高老师在一起的情景。

五十九年前，新疆石河子中学。入校第一堂课，班主任高邦训老师就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他是上年分配来校执教的大学生，中等身材，举止温文尔雅，近视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明亮而有神。做过自我介绍,他拿起一本花名册，操着江浙口音点起名来，孟广陵、郑亚兰、张全仁……“燕一青”，在叫我吗？怎么觉得似是而非。“燕一青”，同桌推我：“点你名呢。”我迟疑地站起来说：“老师，我叫尹燕青。”高老师望着我诚恳地说：“燕一青，我的口音可能读不准你的姓名，对不起了。”我不知所措地坐回座位，随即对这位20多岁的语文老师产生了亲近感。后来他仍然这么叫，我听的也顺耳了，如果哪天听不到这声“燕一青”，我倒感觉像缺了点什么。

作为“文革”时期的初中生，我们六八届学生实际在校学习时间仅有一年。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高老师的关心和教诲，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对恩师的敬意。

在当时的各门学科里，我对语文课情有独钟，听课理解得比较快，作业不马虎，对许多同学头痛的作文，也从来没有犯过难。时不时还能胡诌几句打油诗，贴在班级的墙报上。因此，开学不久就在班上崭露头角。

我的这些表现，很快引起高老师的关注。出于教育工作者特有的眼光和责任感，他有意识地对我进行了“单个教练”。

一天放学后，高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犯了什么错，心里怦怦乱跳，他却搬了个椅子，让我坐在他对面，和蔼的同我交谈起来。他问我的爱好和兴趣，对我喜欢语言文学给予充分肯定。他津津有味地讲起一些作家、名人的创作经历，说到刘绍棠时，见我摇头，便顺手拿起钢笔，刚劲地写下“刘绍棠”几个漂亮的大字。然后告诉我，刘绍棠13岁就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他鼓励我，“有志不在年高”，要向成功者学习，刻苦练笔，不懈努力，争取将来在写作上有所作为。高老师这番话，仿佛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对于当时懵懵懂懂的我，无疑是一次重要的人生启迪，“文学”二字自此在我的意识里生根萌芽。

从那以后，高老师每周总要抽出点时间，和我一起坐坐，询问我学习中的收获与问题，还找来一些古今名作指导我阅读。为了激励我的学习热情，他在课堂上讲评过我的作文，班会上表扬过我的钻研精神。即便在课外，也会因地制宜给我创造锻炼的机会，比如承办班上的板报专栏、参加年级的作文比赛等等。

讲台上的高老师总是想方设法运用语调、动作，不拘一格地引导我们进入课文的意境，增强获取知识的能力。在教学方法上，他也想了不少点子，力求有所创新，其中采取让学生当“小老师”的方法，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记得当时教材中有一课，是白居易的《卖炭翁》。在布置同学们熟悉课文的同时，高老师又一次留下我开起了“小灶”。介绍了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大致内容后，他要求我把作品译成白话文，这一课由我向同学们讲解。我哪有这个本事？心头一紧，连说：“不行。”高老师拍拍我的肩头，微笑着说：“别担心，回去认真想一想做一做，你一定能行！”老师的支持给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那晚，我折腾了大半夜，才勉强理出头绪。没想到第二天上了讲台，当我结结巴巴地讲完课文，竟然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于是，高老师因势利导，将这个方法长期贯穿到教学中去，经常选同学充当课堂“小先生”，使班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学习氛围。

有了高老师的悉心教导，加之自身阅读量的增多，我的语文水平得到持续提升，在期终考试前举办的作文比赛中，有幸名列全年级前茅。从领奖台上下来时, 老远就看见高老师向我伸出了大拇指。遗憾的是仅仅一年，我们的学业就戛然而止，也导致高老师的努力中途夭折。

在学校最后一次见到高老师，是他将要被下放矿区，我和几个同学去送他。看见我们，他眼中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告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燕一青，很可惜，我不能再给你帮助了。你文字功底不错，今后一定要持之以恒地钻研下去，我看好你”。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间，我郑重地点点头，把老师的手握得更紧了……

世事纷纭，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五十多年。其间在新疆时，我曾打听过高老师的下落，无果。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调往湖北，远隔千里之遥，便彻底断了与老师和同学们的联系。可是老师指引我走上文学道路的辛勤付出，我始终铭记在心。每当教师节来临，或是作品见诸于报刊时，我都会默默地向恩师表达感激之情。我也曾以“一年师生一世情”为题，撰文追忆那段难忘的师生往事。

2022年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段同班同学在公众号我的文后留言，将我这个失散多年的游子重新揽入集体的怀抱。浏览同学群里的美篇相册，我仿佛又回到惬意的学生时代；而下乡50年同学大聚会合影中高老师的出现，更让我获得了意外的惊喜。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老师的电话。

听说是我从湖北打来的电话，高老师的笑声朗朗：“燕一青，是你呀，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等着你的消息呢！”我的心头一热，眼睛有些湿润了，努力控制住情绪，把这些年的情况向老师作了简捷的汇报。我坦言自己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是手中的笔，陪伴我走过了坎坷的工作历程；我在文学创作上也小有成绩，现在已是中国散文学会和省作协的会员了。高老师在电话那端连连称赞，言语之间不无关爱，他说他没有忘记，在学校时，我的年龄是班上最小的，但语文成绩最好。他为自己当年发现了一个好苗子而欣慰，也为我没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惋惜。

不知不觉，通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有些意犹未尽。最后我提出，把我已发表的有关文章传给老师，请老师过目批阅，也作为对当年学校生活的纪念。老师却一反刚才侃侃而谈的话风，为难地告诉我，他很想早点看到我的作品，可又不会使用微信，让我不必为此操心了。那一瞬间，我已经萌生的回返新疆、与老师同学团聚的意念更加强烈，我开始筹划这一天的尽早到来。

在两年后这个热浪滚滚的盛夏，我如愿回到阔别多年的军垦新城石河子。顾不得路途劳顿，在参加同学会之前，我想先向高老师报个到，然后前去看望恩师，当面叙叙别离的思念，顺带送上我出版的新书，弥补一下老师的遗憾。

电话响过数声，才听到高老师有气无力带些沙哑的声音。问及原由，他告诉我，近年来患了骨癌，身体每况愈下，目前行动困难，大多数时间都在卧床休息。我暗自吃惊，掩饰着伤感刚安慰了几句，老师就转移开话题，说我来了他非常高兴，趁着这会儿头脑还清醒，想托付我一件事。他说自己在教育战线工作多年，颇有些教学体会，陆陆续续都写在几本日记里。那次通话后，他看好我在文学方面的长进，根据这些日记，梳理出了一篇文稿，想等我来了帮他润润色，若能发表，也不枉为之奉献终身的职业生涯。重病在身的老师对教育事业的这份挚爱，这份执着，让我感动不已。虽然深知完成这个重托并不容易，我依然爽快地接受了，约定看望老师时一并取走文稿。

当晚，联系到同班同学顾国昌，请他带我一同去看望高老师。从顾国昌口中，我知悉了高老师的一些情况。当年下放到南山煤矿中学任教，老师没有受到艰苦环境的影响，一心扑在施教育人的岗位上，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厚爱。后来他被派往煤矿分校担任领导职务，但未脱离教学实践，一如既往，精心执教，将为人师表桃李芬芳的事做得有声有色。八十年代，他在市里从事了一段教育督导工作后，又回到我们的母校--石河子中学，就任支部书记数年直到退休。几十年来，他的学生遍布祖国各地，对老师的尊敬和情缘也与日俱增。一度和高老师做过邻居的顾国昌说，经常有学生从外地回来看望老师；也有不少已成为矿长、工程师、经营者的学子们，时不时把老师接到农家小院去享受休闲生活；同学聚会时老师也往往是当然的“特邀嘉宾”。具有如此丰富的从教阅历，高老师撰写的文稿一定别有情趣！听完顾国昌的讲述，我迫切希望能早点看到老师的佳作。

翌日下午，我和顾国昌顶着烈日来到高老师家。老师的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吹不得空调，大热天里，快奔90的老师只穿一条短裤躺在床上，稀疏的白发下一副憔悴的面容，身体瘦弱的几近皮包着骨头。师母的腿脚也不灵便。见我们来了，高老师挣扎着一定要自己坐起来。当把我的散文集《风雨来时路》送给他时，高老师的脸上露出笑容，看看我，又翻翻书说：“燕一青，好样的，老师祝贺你。”

小坐了一会儿，老师提出要去给我拿文稿。由我们搀扶着，他颤颤巍巍地走到写字台前翻找起来。大概是记错了，写字台里装满了书本、资料和他的书法习作，可找遍了上下抽屉，都没见到文稿的踪迹。他自言自语道：“怎么回事,前几天才清理过的呀”，又去书柜寻觅，翻来翻去仍旧一无所获。仅仅二十多分钟，老师已累得筋疲力尽，一扶上床，掉转身就昏睡过去了。师母悄悄对我们说，高老师现在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今天下床活动这么久，已经很不简单，文稿的事就暂时放一放。本想详细问问老师的病情，却突然听见老师一声吼叫：“是谁在说话，我要睡觉。”我们面面相觑,只得强忍着泪水，怀着深深的不舍，与孱弱的老师告别。

走出高老师的家门，我禁不住悲从中来，实在没有料到，同高老师五十多年后的再次相见，竟会令我如此无法释怀：老师的病情叫人忧心忡忡，他对文稿的托付更成为我心中一个跨不过去的坎。那文稿是他一生磨难和快乐的真实记忆，文稿上刊也许是他最想实现的愿望，可文稿没了着落，我却无能为力，好生遗憾和沮丧。

当晚，在睡梦中，我梦见高老师精神焕发地前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手上握着的正是那份他倾注心血撰写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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