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吉川真司：日本古代史的时代划分与史料

讲座伊始，梁晓弈老师介绍了“日本当代史学的新动向”系列讲座的概况。本系列讲座邀请京都大学文学部日本史研究室的四位教授，每人分别进行两次讲座，以向国内日本研究者与有志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同学提供关于（1）日本学界的日本史研究经典范式、（2）这一研究范式的发展历史与演进过程、（3）目前日本学界的主要关心点等方面的知识。吉川真司教授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史，本次讲座主要从日本史的时代区分法与古代各时段内的主要史料入手，以期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古代各时代的时代特征、史料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研究特点。

首先，吉川老师强调了讨论时代划分问题与史料学的必要性。他指出，日本学界现行的四时代（原始古代+中世+近世+近现代）划分法固然受到了战后日本历史学历史分期论的影响，但由于各个时代在需要处理与面对的史料之性质上的确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这种四时代划分法逐渐在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固定下来。同时，这种基于史料性质差异的四时代划分法，也反向影响了学界关于这四个时代各自的时代特征的讨论。接下来，吉川老师简单回顾了日本学界的历史分期论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形态分期法（古代=奴隶制、中世=农奴制、近代=资本主义制）到当下四时段划分法（古代/集权倾向—中世/分权倾向—近世/再度集权倾向—近代/近代化）的转变过程，并指出四时代划分法虽然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也主导了日本学界的研究体制，但并非唯一绝对的区分法。

主流日本史时代分期

在宏观概况日本历史分期论后，吉川老师接下来重点介绍了日本古代史内部的各个时代，以及各时代中的主要研究史料。吉川老师将日本古代史划分为四个时代：1、以农耕文化、阶级社会的出现标志其结束的原始时期（数万年前～2世纪初的弥生时代，下限大致至中国的东汉末年）、以前方后圆坟体制为重点的古代一期（3世纪～7世纪初，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唐初）、以律令体制为中心的古代二期（7世纪中期～10世纪中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唐中期～五代），以及吉川老师定义为“初期权门体制”的古代三期（10世纪后期～11世纪中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北宋）。

吉川老师在此基础之上开始分别讨论各个时期的主要史料残存状态与特征。传统而言，日本史学界将文献史料分为三种，分别是文书（有明确的收件人与发件人，因此有明确的信息传递过程）、记录（例如日记、账簿等，不强调信息的“移动”）与编纂史料。除此之外也有不能完全以这种三分法归纳的史料，例如与地点强烈相关的“铭辞”、或是文字本身几乎不传递信息的习字与涂鸦等。中国史学界或许更为熟悉编纂史料，但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中，文书与记录相对而言地位更为重要，这与日本文献史料的主要特征有关。首先，日本相对而言没有大规模的战火与动荡，贵族、寺社与各地的土豪、大名等势力都保存了大量的传世文献；其次，在近世之前，由于印刷技术并不发达，日本多数的文献史料基本以私家秘传的形式珍藏，直到近世、近代之后才开始有大规模的刊刻行为，因此其可信度较高。这种一手史料的丰富性构成了日本史料学的基本特征，也影响到了日本史学尤其重视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吉川老师也指出，近年来，由于研究边界不断扩大，传统的文献史学也正在开始吸纳更多的其他史料，诸如高度经济成长期（1954～1973）以来大量出土的考古材料已经成为了日本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民俗、地理、建筑、美术等材料也日益得到重视。最近，由于灾害与疾病问题，学界也开始重视收集与之相关的史料。

推古天皇即位图

接下来，吉川老师开始分别介绍日本古代各时期的主要史料与研究特征。就古代一期而言，他强调了这一时期相关文献史料数量之稀少，并指出战后以来的记纪批判进一步带来了对该时期文献的不信任感，导致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依赖于考古史料与海外文献史料展开。不过，吉川老师在认可记纪批判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重新构筑这一时期整体史观的必要性。进入古代二期，文献史料开始大量充实，以六国史为代表的正史、以律令格式为代表的法律文献、以及其他大量编著史料出现，使得这一段时期成为了中国人相对而言较为容易入手研究的时代。但是，吉川老师也认为，这些材料并不能够完全反映这一时代的日本史研究，因为该时期同样有着以正仓院文书为首的一系列古文书史料、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土的数十万计的木简史料为首的出土史料。这些史料与前述编著史料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研究主体。进入古代三期，相关史料的留存状态已经出现许多与中世类似之处，例如官方编纂的史书逐渐消失；天皇、贵族、僧侣们的私人日记开始传世；通常意义上的国家政务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贵族只重视各种“先例”，编纂各种仪式书详细记载形式与先例；随着假名文字的兴起而出现了大量假名文学、物语与日记；东大寺等寺院也保留了大量古文书等。这些史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史文献材料。但吉川老师也指出，古代三期相较于古代二期而言，出土文字史料和考古材料较少，对研究者构成了一定挑战。

奈良时代古文书

『大安寺伽藍縁起并流記資財帳』

在最终的小结部分，吉川老师重点强调了日本古代史领域的史料情况随着时代演变有着明显变化。因此，想要对日本古代史有全面与完整的了解，不能只局限于特定时段的文献史料，而要在通晓各时段主要文献史料的基础之上，广泛摄取考古史料等文献之外的史料。尤其是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古代第二期的六国史与律令格式等法制史料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或许是较为容易理解与上手的部分，但仍然有必要更为广泛地参看更多其他日本史史料，以免仅根据中文常识而导致出现望文生义的情况。

吉川真司：《律令体制史研究》，2022年再版。

在问答与讨论环节中，吉川老师与到场听众就一系列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梁晓弈老师就“古代三期”的历史定义中“初期权门体制”与“后期律令国家”之争与律令体制、律令国家等概念是否足以描述整个日本古代史的特征提出疑问。关于第一个问题，吉川老师认为，这两种观点的分歧源自研究者侧重点的不同，提倡“后期律令国家”的大津透老师主要关注制度史与政治史，因此更为强调制度演变的环节，而提倡“初期权门体制”的吉川老师则更为重视社会与文化史视角，因此会更多强调古代三期与新时代之间的衔接。同样基于这一立场差异，吉川老师认为用“律令国家”或者“律令体制”并不足以描述日本古代史的时代特征，过度强调律令的重要性或将反而限制对日本古代的深入理解。

接着，吉川老师还一一回应了其他师生的问题。关于是否可以通过NHK等电视台制作的历史纪录片与大河剧学习日本历史，吉川老师肯定了这些传媒对培养兴趣的作用，但指出其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采编与编修；关于日本佛教史的推荐书籍，吉川老师推荐了上岛享老师近年主编的《日本宗教史》；关于传承史料等古代史料可信度问题，吉川老师认为需要从史料传承来源、叙述立场等一系列角度进行史料分析之后再加以使用，而不是一味地盲从文献记载，例如《日本灵异记》在材料性质上属于僧侣出于劝信目的而收集的民间故事集，但在注意到其具备的劝善故事集性质的前提下，《日本灵异记》同样可以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材料使用；最后，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的松本大辅老师与吉川老师就古代日本人的汉文读写能力、是否能够熟练使用汉文作为书面语言与思考语言、日本学界是否有过度关注某些特定史料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讲座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