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唐利国首先代表主办方感谢各位青年学者的到来，并介绍了工作坊的发展历程。之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宋成有教授以《简论日本古代在东亚封贡体系中的角色嬗变》为题作主旨演讲。宋成有教授将日本在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地位分为两汉到南朝、隋唐至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分别讨论了各个时期东亚封贡体系内中日关系的形式、日方的角色和心态、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历史事件，以及各个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
在演讲的末尾，宋成有教授对封贡关系存续期间的中日关系做了四点总结。首先，封贡关系存续期间，日本既在政治、文化、经济关系上是受益者，也是政治关系的自立者、挑战者和游离者，其角色具有多变、多样性。第二，中日关系呈现“民间关系持续不断，官方关系断断续续”的特点。第三，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展现“崇强凌弱”的特征。第四，近世西学东渐，是中日之间国力的拐点，也是日本开始脱离封贡关系的拐点。最终，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通过迫使《马关条约》签订，成为了东亚封贡体制的终结者。
主旨演讲后，与会人员共同在历史学系大厅合影留念，之后以分组讨论形式，分别在B117会议室和B113会议室开展报告。
B117会议室上午场邀请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艳茹担任主持。首先由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康昊做了题为《“唐人入洛”：明朝、朝鲜使节的进京仪礼与室町幕府》的报告。其中指出，在足利义满接收明朝册封后，外国使节的上京“可见”化。这一仪式性变化，是出于幕府在内外政治危机下，通过“中华意识”的演出塑造“外国使节来朝”虚像的政治需要。这一政治景观的演出，是出于幕府提高将军权威的意图。而日本东北大学副教授程永超所做报告题为《清（后金）的朝鲜侵略与对马》。她通过研究17世纪后金皇太极侵略朝鲜的“两乱”清入关前对马藩的中国情报搜集活动，指出清（后金）的朝鲜侵略促使对马藩主开始搜集中国相关情报，进而在清入关前已形成“朝鲜-对马路线”。山东大学副研究员刘晨的报告《泰山府君信仰的“东渡”与近世日本的政治仪式》则考察了作为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泰山府君故事，经由佛教改造、伴随密教修法仪轨东渡日本，经由阴阳道再改造，成为中世公武共通的仪式“天曹地府祭”的过程。报告着重梳理了泰山府君信仰对日本近世政治统治的影响。刘晨指出，祭祀层面的领导权构成了天皇权威的重要方面，应予以重视。
同会议室下午场第一时段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陈祥担任主持。首先由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后刘瑞带来题为《海底实验室：朝鲜海女、潜水渔业与黄海的物种移植》的报告。她通过史料解读，从生态帝国主义视角结合跨学科的方法，以二战期间朝鲜海女在黄海海底的移栽养殖活动为例，讨论了近代以来凭借东亚殖民地网络海洋物种流动的海洋物种交换过程。湘潭大学副教授瞿亮的报告题为《18-19世纪日本历史意识中的“亚洲”与“皇国”》。报告认为，18-19世纪西学东渐和西洋入侵的语境下，“亚洲”和“皇国”两大历史意识主导了日本人们对自身、西洋和中国的认识。这两大历史意识构成了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也左右了幕末和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之后，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峰做了题为《近代日本对亚洲“普遍主义”的探索——以室伏高信的“亚洲主义”为中心》的报告。其中指出，室伏高信在《亚洲主义》中提出了无为、无欲、无知的亚洲形象，分别是对国家、物质、科学的反对。此外，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王道思想与大同理想构成了室伏所憧憬的原理。刘峰认为室伏近代日本学者对亚洲普遍原理的探索中，展现出了让东方文明的“特殊”普遍化的取向。报告后，在座学者围绕“亚洲主义”、大正思想、主体性等相关论题展开了积极讨论。
讨论结束后本组进入第二时段的报告，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崔金柱担任主持。首先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周晓霞的报告，题为《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史”认识》。报告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追溯，指出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已经关注到世界史认识问题。日俄战争以后，世界史概念在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播更明显地展现为其对西洋史即世界史的历史认识的抵抗，甚至试图从以日本为中心重新书写世界历史。东北师范大学讲师汪力则带来题为《“东亚区域主义”研究的课题》的报告。在对战时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亚区域主义”著述的综述基础上，报告强调要警惕“战时变革”论在客观上美化侵略战争的问题性；同时肯定了中国学界引入“亚细亚主义”并对其提出批判的意义。最后，中央民族大学讲师罗敏作了题为《二战后日本宗教学者岸本英夫的国家神道认识》的报告。战后美国驻日盟军开展宗教改革中采用了“国家神道”的说法。这也导致20世纪80年代，不断有日本学者对“国家神道”说提出质疑和批判。报告旨在回顾岸本英夫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80年代以来日本的“国家神道”批判形成再批判和反驳。
另一方面， B113会议室上午场则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胡海忠担任主持。首先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韩国研究所讲师柳旻定发言，题为《从东亚观点看焦循和其仁学——以〈论语通释〉为中心》。她在研究中考察了《论语通释》中的“仁学”体系构建，突出了清代去形而上学的倾向，认为焦循理论强调仁德实践。而中央民族大学讲师李浩然的报告题为《论畿湖学派对“明德”的两种理解——以李柬、韩元震的“未发”论争为中心》。报告以李柬、韩元震两名学者为例，指出两名学者对“明德”概念形成了不同理解：李柬认为"明德"由“本然之心”和“本然之气”构成、韩元震认为“明德”由“本然之性”和“心”之虚灵构成。二者的分歧与“未发”状态本身富有张力的内涵息息相关。之后，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后高悦的报告题为《徂徕学派与17至18世纪的幕藩改革》。其中指出徂徕学派从适合日本需要的中国古典资源寻找改革方案，其所提出的经世论是在顺应社会实态的“人情论”中展开的。徂徕所提出的幕藩改革方案是对17世纪末至18世纪日本社会平民化倾向的回应。
同会议室下午场第一时段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梁晓弈担任主持。首先由重庆大学讲师石运作了题为《浅论近世前期日本儒学的形成轨迹与特色——以“船载汉籍”的传播与接受倾向为线索》的报告。通过研究近世思想者对汉籍材料的获得途径，报告揭示了近世江户儒学形成期，针对科举的注解本汉籍而非原典大肆流行，从而影响了日本的文化接受。之后，浙江工商大学讲师王侃良带来题为《读与非读之间：日本近世“汉文直读论”刍议》的报告。其中指出，尽管日本主流学界认为徂徕主张的“汉文直读论”没有实现，但实际上这一主张在徂徕门生的继承下，发展成为了一定程度上维持“汉意”的阅读技术，从而使得徂徕的基本主张得到保留。而中国农业大学讲师徐克伟的报告《新井白石世界地志中的郑和知识及其射程》则用细致的工作，梳理了新井白石获取世界认识的典籍材料及路径，并将其同明人自郑和出航获取的知识进行了比对。
在短暂的休息后，B113会议室下午第二时段开始，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刘莹担任主持。首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刘丽带来报告《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外交思想建构》。报告认为本居宣长在其主张中，进行了更为去中国中心化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建立在特殊“神国”基础上的日本中心的外交秩序观。之后上海师范大学讲师侯雨萌作了题为《道德与事功之间：冢田大峯的“仁”解与观众评价》的报告。针对先行研究一般将道德性和事功性相分离的结论，他认为冢田大峯对人的解释试图结合道德与事功两个方面。最后，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何鹏举在题为《幕末日本儒学与洋学的“大妥协”——横井小楠经世思想中的“理”与“利”》的报告中，揭示了横井小楠提出的经世思想，以实现“公共之理”为核心，包含谋求“交易之利”和追求“公共和平”的两个面向。何鹏举指出，由于小楠没有为“公共和平”找到现实依据，最终其经世思想从实践“公共之理”蜕变为谋取“交易之利”。
在上午场的总结交流中，宋成有教授一方面高度肯定了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认为日本史研究近年来愈发有趣、具体；另一方面也鼓励青年学者运用历史知识承担社会责任，不忘经世济民。而在下午的全天会议总结环节中，唐利国教授表示，旁听了各位青年学者内容丰富、研究深入的学术报告，令人感到未来可期；正如宋成有老师所言，国内东亚历史研究的发展寄托于在场的“黑头发”（年轻）学者。至此，为期一天的第三期“近代东亚的知识生成与变异”青年学者工作坊圆满落下帷幕。（王俏人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