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韩国性理学的根本课题（二）：湖洛论辩的人物性同异论及人物心（四端）同异论

崔老师首先介绍了“湖洛论辩”的基本情况。“湖洛论辩”是指18 世纪发生在朝鲜畿湖学派老论派内部的性理学论辩。“湖”指的是忠清道，“洛”指的是首尔和京畿地区，因此在忠清地区和首尔、京畿地区的学者之间展开的论辩被后世学者称为“湖洛论辩”。

宋时烈（尤庵，1607-1689）继承畿湖学派的正统思想，他的弟子权尚夏门下有一位天资卓越的弟子韩元震。他发表过《示同志说》一文，这篇文章在同门之间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韩元震（号南塘，1682-1751）以1707年秋与韩弘祚（1681-1712）的讨论为契机，发表了《本然之性气质之性》。韩元震看到崔征厚对此文的意见后，1708年8月写信给崔征厚，一一反驳他的见解。在这封信中韩元震第一次提出“性三层说”。韩弘祚在看到韩元震写给崔征厚的信后，首先对韩元震进行反驳。韩元震在1709年写信回复。韩弘祚接到韩元震的信，带着自己和崔征厚寄来的信以及韩元震的回信拜见了李柬。李柬与韩元震都是权尚夏的门人，但是两人一直没有见过面，李柬是通过其他人了解韩元震的观点的。之后，李柬将反驳韩元震观点的信寄给崔征厚。因此韩元震和李柬的论争就这样通过间接的途径开始了。

李柬和韩元震第一次会面是在崔征厚和韩弘祚的安排的寒山寺讨论会上(1709年）。通过这次讨论，二人更加地明确了彼此的观点，也更加确定双方观点无法折中。至此以后直到1713年为止，两人之间信件往来不断，长达五年之久。李柬分别在1712、1713年写信给老师权尚夏询问其意见，权尚夏认同韩元震的观点。李柬将自己的观点进行梳理，发表了“理通气局辨（1713）”，“未发有善恶辨(1715)”两篇文章来批判韩元震的“性三层说”。韩元震也在1715-1716年间再次撰写了反驳李柬的文章，这就是“拟答李公举”一文。李柬的文集中关于“未发”的最终见解体现在1719写作的《未发辨后說》。韩元震在权尚夏去世后整理书简集时发现了李柬和权尚夏之间讨论的文章，于是他代替老师写了《李公举上师门书辨（1724）》一文。

“湖洛论争”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人物性同异论争”，“未发心体纯善论争”，“圣凡心同异论争”。“未发心体纯善论争”与“圣凡心同异论争”都是关于未发心的论争，可以将二者合并，“湖洛论争”主要由“人物性同异论争”和“未发心体纯善论争”构成。

“人物性同异论争”是关于“人的本性和禽兽草木的本性异同” 的论辩，“圣凡心同异论争”是“关于普通人（众人）的心和圣人的心本质上相同还是不同”的论辩，“未发心体纯善论争”是对“在未发状态下是善还是善恶皆有可能”的讨论。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湖论坚持后者的立场（异论），洛论坚持前者的立场（同论）。

此后，李柬和韩元震的学术论争在朝鲜学界迅速扩展。巍岩的学说主要得到洛下即首尔、京畿地区学者的支持，因此被称为洛论或洛学派，南塘的学说主要得到湖西地区即忠清地区学者的支持，因此被称为湖论或湖学派。

一、人物性同异论：本然之性的普遍性问题

“湖洛论争”是关于“人的本性和禽兽草木的本性是同异”的论争。崔老师分别说明了“同论”和“异论”的经典依据即理论背景。

“人物性同论”以朱子对《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注释为前提。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若以该段落为依据，人和物都禀受理和五性，五性的根据是理，理具有普遍性(一性)的特征，因此人、物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人物性同论”成立。

“人物性异论”在儒家经典中的依据是《孟子·告子上》生之谓性章中“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朱子的注释如下：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盖徒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

根据上述内容，只有人禀受了完整并且纯粹的仁义礼智，而物则不同，因此人物性不同。朱子对于人物性异给出的明确理由是“因其气天赋禀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

朱子对于《中庸》和《孟子》注释中出现的关于“人物性异”的“理气论”说明如下：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

在《中庸章句集注》中的注释可以说是“人物性同的万物一原”的立场，而在《孟子集注》中则是“人物性异的万物异体”的立场。朱子的“理气说”是以性理学形而上学体系中的“理一分殊”为基础而成立的。

接下来，崔老师介绍了李柬的“人物性同论”和韩元震的“性三层说”。

李柬是以朱子说的“一原”与“异体”的论述方式来区分和说明人物性的异同，在“一原”的层面中找到“人物性同”的依据。

言其本然，则人物之所同然，而为之一源也，兼其气质，则圣凡之淸浊，人物之通塞，吹万不齐，而谓之异体。

“天命之谓性”的“性”是人/物从天禀受的性一致。也就是说人性和物性在“一原”的层面上相同。但因为禀受的气的差异，出现“异体”。因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差异也会随之产生。最终李柬确立了天命=性=一原=“人性和物性”相同的理论体系。李柬的主张是根据“万物的本然之性相同，气质之性不同”的朱子的一般的理论提出的，对此几乎没有任何的争议。

韩元震的“人物性异论”认为人物的差别不在于气质之性，而在于本然之性，这是用朱子学中的一般理论很难说明的问题。他将性分为三层。

韩元震的人物性异论的相关论述主要体现在《经义见闻录》中《太极图》前面的图解中，他以理气关系的三个公式为前提。南塘《经义见闻录》中有如下内容：

理在气中者，有专以不杂言者，有专以不离言者，有并包不杂不离之意而言者，此又不可不知也。

这段内容除了理气关系的两个公式外，应该重点关注第三个公式。这个公式与他的“性三层说”相连结，公式表示如下：

第一公式：不离(人人不同，物物不同之性:气质之性)

第二公式：不杂(万物皆同之性:（“超形气”的本然之性)

第三公式：并包不杂不离(人与物不同，而人与人同，物与物同之性:“因气质”的本然之性)

那么南塘主张“本然之性不同”的理由是什么呢？在“人物都具备一样的本然之性”和“人物都具备不同的气质之性”的现存的二分法性论中，相同的因素在于理，不同的因素在于气，因此人物的差异都是根据气的差异而形成的。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本性不同”的主张会陷入形容矛盾。因此，只有气质之性的不同才能被认可。但是仅凭这样的性论，不仅无法从本质上、名副其实地区分人与物的差异，也很难确保人作为道德主体所具有的固有地位。这就是南塘主张应该从本然之性的立场来确立人性和物性差异的原因。我们从这一脉络中也可以了解韩元震批判洛论是“人兽无分之说，儒释无分之说，华夷无分之说”的原因。

在解释《太极图说》的结论时，南塘非常强调理与气的差别：“理气一物二物之见，俱于道未有所见，而其为吾道之害，則莫酷于一物之见。”他这样的思维方式同样体现在其心性论上，他提出了人物性异、圣凡心异的“差异”理论，并以此建立了“差异的形而上学”。在此我们不能忽视他所说的“差异”中也蕴含着“同一性”。

二、人物心（四端）同异论：四端的普遍性问题

崔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人物心（四端）同异论，这是崔老师首创的思想。

李柬主张人物性的本性相同（人物性同），圣人和凡人的心虽然相同（圣凡心同），人物的心不同（人物心异）。

噫！天下之物，莫不有心，而明德本体，则惟人之所独也。天下之性，亦莫不善，而人皆尧舜，则非物之所与也。是谓天地之性，人为贵者，而所贵非性也，乃心也。人贵物贱，所较者此心，则抑其心云者，是只血肉之气欤，将谓本明之体欤？即此本明之体，圣凡真有不同者，则彼血气之不齐者，终亦以何者为准而可得以齐之乎？人可为尧舜，心贵于万物者，不过为无实之空言矣，然乎？

在此可以看出，李柬认为道德心与“明德”相同，这是针对人而言的。因为人和物的差异不在于本性而在于有无道德心。

但是湛轩洪大容却主张不仅人有恻隐之心，物也有和恻隐之心相似的道德心。这是关于道德心的普遍性的课题，由此提出“人物心（四端）同异”的新的性理学课题。这一课题是性理学的课题也是生态学的课题。湛轩洪大容主张如下：

雨露既零萌芽发生者，恻隐之心也，霜雪既降枝叶既落者，羞恶之心也，仁即义，义即仁，理也者一而已矣，毫厘之微只此仁义也，天地之大，只此仁义也。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仁和义的端绪，同时也是仁和义发生的根源。因此，从微小的尘埃到广阔的天地，所有存在都充满了“仁义”的道德性，不仅是禽兽如此，无生物也具有仁义，因此他们也有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在朱子的思想中也有相似的主张。

天地生物，自是温暖和煦，这个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无不有慈爱恻怛之心。

崔老师强调，在此处，重点关注的是朱子认为人与万事万物都有恻隐之心这一主张。这样的主张该如何用理气论进行说明呢？首先探讨“四端理发（或者说理乘之）”中的理是什么？我们先要明确四端的理不是特别的理，这是自然界的事物和包括人的心在内的所有存在物存在的根据（所以然之理），是运动法则和当为准则（所当然之则）。用现代用语来说，就是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的综合体。心也是“由理气构成的物”。心是受到外部事物的刺激而发动，受规范法则支配的，同时也受事物的物理法则“所以然之理”的支配，从而发生的运动现象。即包括心和事物在内的所有存在的运动都有其依据的原理(所以动静之理)，所有运动都受到了运动法则的支配。理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但是理依据内在的气质会有分殊。因此，虽然理的发生根源是四端，四端根据人和事物的气质存在而产生差异，但人心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像这样综合看待自然和道德的思考方式，在朱子对乾卦《文言传》“元者是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的注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

在这里，事物“孕育、培养、实现、完成的道理”成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法则。因此，朱子主张人内在的“天地生物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

崔老师表示，本次讲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求“人物心（四端）同异”的答案，只是试图在韩国性理学内部发掘出新的问题并对此进行论辩，从而构建新的理论，促进韩国性理学的发展。

评议

在崔老师主讲之后，邢丽菊老师结合本次讲座和自己从学崔老师多年的体会，提出自己的感想。

邢老师指出，中国学界研究韩国哲学和韩国学界研究韩国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学界更强调理气、心性。朝鲜的历史、政治背景和韩国的思想史联系非常密切。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和政治形势、政派、党派密切相关，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要理清学派和政派的关系。

湖洛论争主题有三个，今天的重点是人物性同异，这一主题与明清交替、华夷之辩的背景有关。邢老师指出，朝鲜王朝的一大理论贡献是宋时烈、韩元震等人完成的《朱子言论同异考》，这是研究朝鲜儒学史重要的材料。

随后的听众提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贾晰同学就四端的普遍性等问题向崔老师提问，崔老师给予了解答。讲座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