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上岛享:日本中世史的时期区分和史料

文摘   历史   2023-08-22 19:28   日本  

2023年6月19日下午,由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支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承办的“日本当代史学的新动向”系列讲座的第二讲“日本中世史的時期区分与史料”通过ZOOM线上会议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上岛享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梁晓弈主持,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生殷捷担任同声传译。




讲座伊始,上岛老师首先介绍了日本学对于“中世”这一时代的认识变迁。作为古代(律令体制)向近世(幕藩体制)转变的中间过渡期,中世的定义需要考虑承上启下各发生了哪些变化。在下限方面,学者朝尾直弘曾经提过“近世三百年”的提法(「「近世」とはなにか」,『朝尾直弘著作集第八巻」2004年、初出1991年),认为“近世”是从永禄十一年(1568)织田信长入京(换言之,室町幕府统治的结束)到庆应三年(1867)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这大致代表了学界对于近世的上限,换言之即中世下限的认识。也就是说,目前日本学界基本认可认为中世向近世的转换期大致在16世纪中后期的安土桃山时代。但是,中世的上限问题则向来是学界争论的重点。

源平合战(1180~1185)


在目前通用的时代四分法(古代、中世、近世、近现代)形成之前,曾经存在多种的时代分期法。早在日本近代历史学成型之前,慈円的《愚管抄》和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纪》等著作就已经出现了时代划分的论述。其中,《愚管抄》中阐述的末法衰退史观强调中世是“武者之世”,这为此后关于中世的时代划分讨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到了明治年间,国文学者芳贺矢一与历史学者内田银藏等人还曾使用过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的五分法。20世纪20~30年代,由原胜郎等人提倡的时代四分法逐渐定型。该时代划分一方面继承了慈円的“武者之世”的观点,强调中世是武士的时代;另一方面也通过与西方宗教改革的比较,强调了中世在思想史上是“新佛教”的时代。这一观点在战前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上原老师进一步总结道,传统观点大致从政治运营主体、宗教思想形态与经济形态这三个层面强调了中世的变革。在政治运营主体上,强调从朝廷(贵族)向幕府(武士)的转变,尤其关注作为其分界线的镰仓幕府的成立;在宗教上强调旧佛教向新佛教的转型;在经济上则强调从庄园制(早期学界语境下的庄园制,语境上更多接近与农奴制,强调大土地所有与集中经营)向领主制的转变。可以说,传统的中世定义强调“新时代”中出现的“新势力”、“新形势”或“新变化”,因此中世也被视作是转变期与新时代的萌芽期。


接着,上原老师介绍了战后历史学家对这一传统中世定义的反思和发展。其中,黑田俊雄提出的“权门体制论”与“显密体制论”尤其重要。黑田强调日本的“中世社会”在本质上仍然是以天皇为顶点的、以权门体制与(以旧佛教为主体的)显密佛教构造为核心的、庄园制(这一时期的学界语境下的庄园制,更多重视强调其多元化与分层化经营)的社会。也就是说,相较于传统观点,黑田强调中世虽为新事物不断发生的时代,但这些“新事物”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一时代本质,因此中世的内核仍然是由旧时代的各种事物构成的。近年来,日本学界的中世认识基本基于黑田的这一反思,开始将中世的上限提前至11世纪晚期(院政期),认为院政政治的形成与领域型庄园的形成代表了中世的开始。与此前强调中世为“武士之世”的观点相比,该定义将中世的范围往前扩张了一百余年。


『黒田俊雄著作集 〈第1巻〉 権門体制論』,2018年再版


基于这些动向,上岛老师提出了自己对中世之定义的观点。他认为,除了日本国内的变化,学界还必须在世界史的横向比较中探讨日本的特质。上岛老师认为,基于同时段东亚世界的动态,日本的中世大致以“天庆之乱”(931~947)为起点,且以蒙古兴起为中点分为前后两期。10世纪中叶是东亚世界中被称为“唐宋变革”的重要变革期,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东亚范围内普遍的政权更迭。而日本的“天庆之乱”同样可以被视为一次失败的政权更迭尝试,于此开启了日本的中世。而13世纪,蒙古帝国通过在欧亚大陆的征服重新创造出东西往来交通的环境与条件,其影响波及日本,从而开启了中世的后半期。


上岛老师进而提炼了中世前后两期的时代特征。中世前期三百年为公元10~13世纪,在政治层面是以朝廷为中心的权门体制,在社会经济层面则是以本所(公家、寺社势力)为顶点的庄园制社会,在宗教思想层面则是以南都、天台与真言宗为主体的显密佛教。中世前期如果再进行细分,则可以分为如下时段:初期,即从天庆之乱至治历四年(1068)后三条天皇即位,是为中世社会的形成期;二期,即治历四年至治承四年(1180)治承寿永内乱(源平合战)爆发,是为中世社会的确立期,而源平合战则是中世社会内蕴的各种矛盾的第一次爆发;三期,即源平合战至忽必烈国书抵达日本的文永五年(1268),是为中世前期社会的安定与停滞期。经过蒙古袭来的一系列洗礼之后,中世后期三百年,即公元13~16世纪才开始形成武家主导的社会。中世后期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武家政权;在社会经济层面,武家进一步渗透入庄园;在宗教思想层面上则表现为显密体制与一众其他宗派的并存。中世后期内部又可划分为三期:四期,即文永五年至14世纪中叶南北朝内乱,是为蒙古袭来及其影响时期;五期,即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嘉吉·应仁文明之乱),是为室町幕府之开创与安定时期;六期,即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织田信长上洛,是为战国时代。

1568年织田信长上洛


在详细介绍中世的时代分期后,上岛老师转而讨论了中世史料的特点。他认为,传统史学侧重于历史叙述,而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各种“物品”及其“物质性”也更多被纳为研究对象,而不仅仅被视作历史学的外延或是辅助学科。上岛老师由此切入,展开介绍日本中世研究的史料论。首先,上岛老师强调了中世文字标记的多样性,其中既有以标准汉文体书写的编纂文献,也包括以变体汉文与汉文假名杂糅文体书写的古记录、古文书史料等,还有以假名书写的和歌、物语、假名书状等材料。接下来,上岛老师重点介绍了构成日本中世史料学核心的古文书学与书志学。古文书学研究除了对文书内容的真伪判定与内容的精确释读之外,还包括其他四个侧面:样式论、机能论、形态论与传来论。其中,样式论重点关注文书的文书格式,由此推演其使用场景;机能论主要关注文书的具体移动环节;形态论则关注文书的“物质性”,从文书的墨质、纸质、纸的大小与折叠方式等层面探讨其使用场景;传来论则更多立足于当前时代,关注古文书群是如何经历时代变迁而保存至今的。在书志学领域,学界关注的重点同样不仅限于对文献内容的正确解读、年代推断等基础作业,开始更多强调书志的物质性,关注其流传形态与流传过程,例如卷轴与折本之间的差异与从卷轴向折本转变的原因等等。在强调了中世史料学的物质性基础之后,上岛老师简单罗列与介绍了从《大日本史料》到《大日本古记录》、《图书寮丛刊》、《史料纂集》、《史料大成》、《镰仓遗文》等一系列日本史研究中常见的史料集,并反复强调了使用这些翻刻史料时需要随时参考照片原件以免出现翻刻错误。

中世古文书:『関東下知状』,文永元年(1264)十月十日

在提问环节,上岛老师与参会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关于日本中世佛教如何逐渐取代传统神道;佛教为何没有发展出国家祭祀体制;宋代以来,佛教式微、儒学重新兴起之进程对日本造成了哪些影响;其他关于日本中世定义的讨论等问题。上岛老师一一予以解答,尤其强调了日本古代的“神道”作为神祇秩序在形成过程中,其实大量参照了古代以来的佛教知识,不能完全认为这是外来的佛教取代本土神道信仰的过程。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PKU东北亚研究所
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隶属于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是以东北亚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