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杨伟兵 等《明清以来云贵地区水利建设及其地理基础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云贵地区旱情多发，特别是2009—2011年秋冬春连季、2011年春夏，接连爆发的大面积旱灾，在学界和社会上引发讨论。灾害预警及中小型农田水利应对能力等问题成为主要焦点，尤其是对后者的讨论，形成社会热点话题，这对相关的学术研究提出了要求，迫切需要学术界的回应。历史上云贵地区干旱灾害情形怎样？有哪些自然和人文的背景因素？人们又是怎么去应对的呢？其中的变化有没有特点和规律可以去把握？这些疑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对云贵地区旱灾发生的历史特点认识不足，有关研究较为薄弱，水利建设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工作亟待加强。为此，我们组织相关课题申报，并于2012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支持。本课题主要围绕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组织，从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对其基本驱动状况到水利建设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并结合具体的区域事例，多角度讨论水利化活动组织与实施的政策制度。这本书便是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传统社会里，兴修农田水利是农业御灾保墒的重要手段，普遍受各界重视，相关的全国性、总论式的文献记录和学术研究成果很多。但是，由于我国自然和人文区域分异明显，环境与历史多样，水利建设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区域都有着不尽一致的发展状况，有的甚至差异还比较大；而且各地的水利建设，又会因水利活动带来的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作用与影响，所以在水利史研究上，需要丰富和深化水利活动的区域研究，获得更有针对性和深刻性的历史认知，为现实提供更有力的资鉴。我们亦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在水利区域史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水利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集中在历史学、农学、水利学等学科领域下所开展的农业发展、水利建设、御灾减灾等研究。以往学界对水利化活动应对气候变化（水旱灾害）、水利与农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关系以及水利工程建设等研究居多。20世纪80年代以降，对水利社会史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热点，人们不仅要了解水利活动是怎么被组织起来的，还要深究这种组织在保障水利建设是否有效展开的同时，在不同区域类型的社会建构里扮演怎样的角色。近些年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中多数是通过水利组织“类型学”“发生学”来探索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范畴上的发展特点，受研究区域人文历史影响较大的制约，水利社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明显。这与有的学者所注重的通过自然条件、技术体系、环境作用等水利化的地理基础与生态系统来讨论水利社会组织与结构有所不同。当然，目前看来，我们希望能将政策因素的考量加入进去，特别是明清以降那些深受外来移民和官府力量影响的农业经济属于开发性建设的地区。这个考量，也是本研究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做出了一些尝试。

元明清时期，我国传统水利事业已是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普及和传统水利的总结时期。以往多数认识和研究着重于这一普及和总结时期水利灌溉确保粮食增产稳产等经济层面，对防灾抗灾的生态层面注重不够。随着区域史、环境史、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和新手段、新史料的纷现，学界视角已经走出冀朝鼎定义下的关中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流域、四川盆地等基本经济区范围，就上述地区边缘的华南、西北、云贵等区域水利事业进行了积极研讨，如山陕地区民间水利活动、西部地区水利技术与环境关系、云贵地区水利建设所体现的人地关系等。这些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传统的水利事业建设从技术性质、经济性质考察转向生态、文化、社会等多元性质探讨，所展现的水利及其应对灾害的研究更为综合和全面。但是，目前水利史研究仍缺乏基础数据的集成（如水利工程类型、数量、分布等），无论是区域性还是全国性研究对历史上中小型水利工程分布的整体复原不足，描述性分析占据主要地位，尚难对水利化活动的区域生态地理做出准确分析和总结，故难以精确和深刻认识水利事业建设的基本盘面及其所能发挥的效用。同时，学界对类似于我国西南高原等传统中国非主要农业经济区水资源利用的历史研究不足，而这些区域自明清以来经济、社会和生态变化均较为敏感，学者对这些地区坝区、山地水利进程，以及中小河流、湖泊水资源环境与人类开发利用活动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总结有限，因此也亟待加强相关研究。此外，水利建设是一项社会性极强的活动，水利工程营建前的筹措，建造时的组织，投入使用时的维护，以及围绕“得水之利”发生的生产关系和各类管理调控，都与水利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关系紧密，需要重视对水利地理与生态历史的综合考察。

二

明清以来云贵地区水利建设具有哪些特点？依靠的是什么样的地理基础条件？怎样为人们去利用或调适？本书各专题对这些问题予以了一定的解答，此不敷述，不过可以就下面几个事件或景况作些整体性的分析认识。

清乾隆五年（1740），朝廷与贵州地方官员就山区是否适宜劝农做了讨论，劝修水利是要点之一。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布政使陈德荣提请：

黔省多山，泉源皆由引注，必善为经理……凡贫民不能修筑堰及有渠堰而久废者，令各业主通力合作，计灌田之多寡，分别奖赏。如渠堰甚大，准借司库银修筑。其水源稍远，必由邻人及邻邑地内开渠者，官为断价置买，无许掯勒。至请仿江楚龙骨车灌田，并雇匠教造之处，应于借给工本，款内另议。

而刑部左侍郎张照等人以为，黔省地理“是不特无地可以开渠筑堰，亦无所用其开渠筑堰也”。他们认为贵州山地众多，农业垦殖、修筑渠堰均受限于地势与水源，张广泗等的建议系“不可行之事”，渠堰应建于平坝。乾隆皇帝对地方官员不谙地理情形十分不满，不仅下旨训斥，还将贵州是否适合大力修筑渠堰一事交与邻省云南总督兼巡抚的张允随再作详悉明察：

张广泗身为总督，久任黔省，于地方情形自应熟悉，而为此奏者，何耶？著交与署督张允随，再行秉公详悉，查明具奏。若仍含糊两可，以致有行之之名，而无行之之实，日后发露，朕惟张允随是问。

这一事情客观上说明了在贵州山区兴修水利的困难。山地众多，也是贵州开展水利建设时不可不重视的自然地理条件。事实上云贵两省地貌大抵以高原山地为主，史称贵州“地无三里平”“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坤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山地多而平地少，历史上农业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平坝地区，耕地有限，“八山一水一分田”。现代统计资料表明，山地约占贵州全省总面积的87％，丘陵占10％，盆地（坝子）、河谷台地和平原仅占3％；而云南山地和高原占全省总面积的94％之多。此外，云贵地区岩溶地貌分布面积达222835平方千米，占两省土地总面积的39.5％，伴随石灰岩地貌而来的是农地干旱问题严重，并因植被的逐渐贫乏而产生石质荒漠化（石漠化）倾向，这在贵州高原尤为明显。

山地和岩溶分布广泛等地形地貌对水利工程建设的制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地形地貌影响下的水系空间分布上不利的地理条件，也对云贵地区水资源开发和利用造成影响。这里可以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开展的相关调查研究报告为例来说明。

一份中国科学院西南地区综合考察队贵州分队署名的未刊的《贵州省粮食主产区水利化问题》报告“前言”指出，贵州水系分布和水文条件的两大特点限制了水利开发与利用。一是河网密度在地处多数河流下游地区的黔东北、黔东南地区较高，但这些下游地区多为山地，河谷深切，耕地分散，农业利用河流水资源困难；一般河流中上游地区地形平缓，河谷较为开阔，耕地集中，田水高差不大，水资源利用条件较好，但因为多是河流上游，水量有限。二是贵州河流均属于雨源型河流，地表径流受降水影响大，洪枯流量相差几十倍到几百倍。对于这两个特点，云南省的情况也较为相似，受高原地形和地势影响，该省耕地集中的主要盆坝多数处于河流中上游地区，水量有限，只不过得益于分布有较多的高原湖泊，用水条件稍好于贵州而已。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云南面积5平方千米以上的湖泊就有46个之多，构成滇中、滇西北、滇南和滇东四大湖群。这些湖泊大多数分布在海拔1280—3266米的高原盆地中，一般都有湖滨平原，是人口、耕地和粮食生产的集中地区。而云南省径流分布与降水量分布较为一致，和贵州情形一样，河流主要由降雨和地下水补给，雨水愈少的地区，径流年内、年际变化愈大。高原多山地、多特殊地貌的形态和气候特点，对云贵地区地表径流、湖泊等水资源分布产生巨大影响，构成了两省历史时期以来水利建设的地理基础和限制条件。

如上所言，云贵两省的气候环境对地表径流影响极大，进而反映于排洪、抗旱等水利工程的修筑上，成为影响水利化的重要地理因子。虽然本书并未对气候变化这一因素作专题讨论，但现有的各研究专题在讨论水利应对时，均不同程度地对降水等大气环流及其造成的洪涝、干旱状况做了讨论。如果说前述的两个例子集中在地形地貌、水系分布等地理基础的分析上，那么明清时期对滇池海口泄洪通道的疏浚和洱海主要来水弥苴河流域的治理，则可视作是气候这一地理因素对水利工程建设与修缮有着重要影响的典型事例。这方面，萧正洪、陆韧等把历史上对滇池海口水利工程的建设，看作是云南乃至西南地区应对洪涝等气象灾害的代表，杨煜达对清代弥苴河受降雨影响发生洪涝灾害所作的研究和笔者对滇池、洱海水利史的讨论，都予以了足够的证明。而本书对这两个重要的高原湖泊水利建设的讨论，还进一步深入到水政、水策制定与运作的具体情况，并不限于湖泊治理，扩展到与之相关的周边区域历史上形成的水利机制状况。

本书并未按自然地理要素逐一罗列其对水利化的作用与影响，而是通过区域事例和典型个案的展开对各类因素作综合分析；也未完全局限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分析，而是加强了制度、行为等人文影响的讨论。虽然对因子的讨论各有侧重、深浅不一，但整体上看仍强调综合研究，在水利史和水利历史地理研究中能将水利发生和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所使用的技术手段、所形成的生态文化和所孕育的社会历史作不失细部却又整体可探的讨论，是我们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

三

本书根据云贵地区自然和历史特点，选取高原湖盆地区、农业工业密集区、喀斯特地貌地区等的水利建设情况，按照“水利建设的地理生态与治理效应”“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多样性区域适应”“水利化活动的政策与经验”3个大专题共12个小专题展开讨论。这12个小专题都能独立成章，有些小专题是在已刊成果基础上的修订和补充。此外，关于田野调查，本书专设了一个大专题，即“历史水利遗存调查活动举隅”，下设调查日志在内的4个小专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云贵等地区文献记载之不足，丰富研究个案，同时也是对我们现场工作的记录。

专题一“水利建设的地理生态与治理效应：高原湖盆地区的农业聚落与水环境”，由笔者、刘灵坪、尹宗云、徐安宁撰写。本专题以云南滇池、洱海两大高原湖泊的入湖河流及其流域范围内的人地关系为主要讨论对象，涉及河道治理、聚落分布、农田水利、排水泄洪等内容；同时亦以滇池地区为主探讨了各方开展水利活动的协调机制。这一专题是滇池、洱海等高原湖泊水利史、环境史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能够从中小流域区域尺度，细致入微地展示其“毛细血管”的水系水文及水利状况。

专题二“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多样性区域适应：农业工业的用水环境”，由吕朋、笔者和杨斌分别撰写。顾名思义，这一专题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云贵不同地区农业和工业的用水状况，一是以南盘江上游沿河地区水利开发及其组织、运行为研究对象，同时借助新旧史料对《云南水道考》南盘江上游段河道流变和周边人文地理记述情况做了考证，厘清了这部清代重要的云南水道专书记载的文字和内容。作为滇西重要农业区的宾川和滇南矿业中心的个旧的个案研究，分别呈现了应对干旱，穷尽水利保灌，以及利用各类技术解决大规模机械生产下工矿业用水问题的情况，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和近代云贵地区多样经济生产地区水环境及其利用的认识。这同专题四中对乔甸海塘的流域调查所见到的水利知识一样，也能以鲜活的事例展示云贵地区水利建设及其适应地理生态过程中形成的众多特色。

专题三“水利化活动的政策与经验：贵州农田抗旱保墒的经济生态”，是一个能够充分体现自然地理对水利建设事业影响的研究专题，恰恰也是贵州水利史研究中需要加强的方面，由颜燕燕、谢光钰和笔者撰写。对安顺等地喀斯特地貌分布地区的水利历史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文献的匮乏，所以该专题的讨论时代下限甚至到了现当代。该专题初步整理和统计了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安顺等地修建的水利工程，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专题以较大篇幅梳理和讨论政府对贵州水利事业的组织、筹划、建设，重点是分析其中的水利政策、制度，以及实施效果。正如上文所言，这种政策制度的分析对于水利史研究意义重大。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贵州水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每每囿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故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制定更有针对性和符合地情、社情的水利政策，包括多渠道发展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生态型的农学与水学经济等。

专题四“云贵地区历史水利遗存调查活动举隅”，由赖锐、颜燕燕、杨吉超、杨晓曦、邹怡和吕朋分别撰写。特别感谢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长期从事云南水权与水利经济研究的杨晓曦副教授，他给我们展现了云贵山地常见的那种山谷沟箐里小型水利营造出的流域生态。乔甸小海塘等水利调查提供的“地方性知识”是当地民众开展水利化最为受用、最为实在、成本最小、对于农业和生态最优的技术经验，还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给予我们许多启迪，也就是田野调查需要更多、更全、更深地展开。这一专题的另一用意是展示前些年课题组开展野外考察时的工作情况，有些记录简单，分析较浅，但里面保存了那些年一些共同的经历和乐趣。

本书的不少研究成果在六七年前已完成，但因种种缘故未能及时出版，虽然这些年笔者从事水利历史地理研究的热情不减，但因其他研究任务繁重，不少时候难以分身，以至于书中内容或有对前沿研究成果跟进不足的情形。本书撰写者中的多数是笔者指导的研究生、本科生。虽说大家都做出了努力，但含笔者在内，限于学识和水平，其中的不足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本书体例未按主流的章节来做排立，一方面是希望能打破章节体系的束缚，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缺少一定的系统性，这也是云贵水利史研究尚为薄弱的真实反映。以上情形应予以说明，并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