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向昀 | 小城时光

小城时光

（一）

刚来到这座小城那年，我六岁，脸蛋圆圆的，也红红的。我穿的是妈妈做的花衣衫和红布鞋，但是从此以后，当我再回到老家时，老家的亲戚都会笑眯眯地对我说：“哟，城里娃娃回来了呀。”她们有的会摸摸我的脸，有的会顺手抓一些瓜子之类的零食塞到我手里，有的还会围着我问这问那，那一刻我感到很受宠，真有点城里孩子的优越感，蛮得意的。

是的，我六岁那年，爸爸单位给爸爸分了一间房子，房间的一边并排支着两张单人床，床边空地上支着一张木板，木板上摞着两个大纸箱，纸箱里分别装着我们一家四口的衣物，在房间的门口处支着一架铁锅头，锅头台面被妈妈擦得锃亮，锅头旁边的小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锅碗瓢盆，就这样，在爸爸的带领下，我们一家四口开启了我们的小城生活。

那年，哥哥已经上一年级了，他每天放学会做一会儿作业，而我就只顾在院子里跑着玩，隔壁房间的大爷每次见了我都会摸着我的头问我：“向云，你吃了吗？”我说：“吃了。”大爷笑呵呵地又问：“你吃的啥？”我说：“我吃的鸡蛋面。”大爷重复道：“鸡蛋面昂？”说着我跑着去玩了，但是当我再遇到大爷时，如上一段对话又会重复一遍，每天如此。直到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大爷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吃了吗”，是想要听我浓重的车毛口音，并且他和我说话时也是学着我说话的腔调的，当我领悟到这一点时，大爷再问我“吃了吗”时，我便笑着跑开了，但是至今“你吃了吗”“我吃了”的场景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一老一少反复重复着我们那富有特点的方言。

我在爸爸单位的院子里悠哉了没多长时间，就被爸爸送进了幼儿园。记得那一天，爸爸给我买了一个红色的小挎包，他牵着我的手带我去幼儿园。当时，幼儿园的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广场位置。我们一边往幼儿园走着，爸爸一边给我指着路好让我认清回家的路。一路上还和爸爸又说又笑的我一走进幼儿园的大门，我便瞬间躲在了爸爸的身后，爸爸笑着拉着我的手蹲下来给我说了好一会儿话，又走到一位年长的老师面前也说了好一会儿话，然后爸爸把我领到了那位老师的面前，那位年长的老师头发花白，戴副眼镜，笑眯眯的，看着很和蔼。爸爸看着老师将我带进了教室后才转身离开。放学时，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认识回家的路吗，我怯怯地点了点头，老师便把我安插在路队里，并叮嘱一位高个子同学照顾我，还给那位高个子同学安顿让到了公安局巷子口记得提醒我过马路。高个子同学对我很热情，我跟着路队慌忙走着，她走在我身后不住地和我说这说那，以至于走过了公安局巷子，我依然走在路队里，她依然和我说着话。忽然，一双大手拽住了我，我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爸爸笑呵呵地问我要去哪里，大个子同学不好意思地说：“不得了了，我把你领过头了。”大个子同学继续跟着路队走了，爸爸拽着我的手说，一定要把这个路口认下，你看，路口旁边就是个门市部，“第二国营门市”的字样至今令我印象深刻。随后，爸爸带我到门市部给我和哥哥每人买了两个果丹皮和一些水果糖。此后，我上幼儿园也不再需要爸爸在路口等我了，那时候，幼儿园放学的路队总是很长很整齐，跟着路队就可以回家。

初到幼儿园的我常常感到落寞，小朋友一起唱歌我不会唱，小朋友做手工我也不会做，老师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跳舞我更是觉得尴尬。唱歌、做手工是坐在座位上的，还勉强可以滥竽充数，但是跳舞需要站起来，我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当一切活动都结束后，老师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休息时，我才算松了一口气。小朋友们休息时，难免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老师便指派小班长维持秩序，那位扎着小辫、头顶戴着一朵大红花、脸蛋白白嫩嫩的小班长每次巡逻一圈之后都会站在我面前拍拍我的头说，不要吵了。我环视一周发现，大家都在吵，只有我默不作声，但是小班长的手每次都会拍在我的头上。年幼的我那时候好像已经隐约明晓，这拍在我头上的手并不是因为长相姣好的小班长看花了眼，而是与我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不会做手工有关，还和我红红的脸蛋有关。

过了不久，老师开始教新歌了，也开始教新的手工和舞蹈了，我虽然也还笨拙，却卖力地参与到了其中。爸爸送我去幼儿园时，有时会在距离幼儿园不远处的门市部给我买些糖果之类的小零食装进我的小包里，当老师让我们休息时，我便会取出我的小零食准备吃，这时候，那位长得像花朵一样的小班长依旧在巡视，她走到我跟前不再拍我的头，而是将目光投在了我的小零食上，她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便会随手抓一颗，临走时笑嘻嘻地摸摸我的脸蛋，我依旧默不作声，只是以后我渐渐不再取出我的小零食了，当然，我以后也再没有被小班长拍过头。后来，上小学、初中以至于以后我们都长大成人，那位曾经的小班长我常常都会遇到，她或许已经忘记了那个脸蛋红红的、默不作声的女生了吧，但是我始终都认识她，她给我初来乍到的成长上了“轻轻一拍”的一课。

马上到国庆节时，老师们给我们排练庆祝国庆节的节目，按照大小个，我站在了一位穿着绿色仿军装服的女生的旁边，她头上戴着一顶绿色贝雷帽，帽子上别着一枚颜色鲜艳的五角星，看起来特别抢眼。每当老师让休息时，她都会把她帽子上的那颗五角星取下来用有角的一端戳我，刚开始她试探着戳我，我只是有点害怕，但是并没有感觉到疼，后来她见我并不反抗，便使劲戳我，我吓得瑟瑟发抖，第二天我死活不去幼儿园了。我很清晰地记得，妈妈拉着我的手准备要送我去幼儿园，我站在院子里撕心裂肺地一边哭着一边拽着妈妈的手不走，嘴里还大声喊着，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不上幼儿园了。爸爸单位的小坡上立即聚了很多人，但是我依旧撕心裂肺地哭着、拽着、喊着，爸爸闻讯跑来，把我和妈妈都带回了房子，爸爸用他那温暖的大手擦干了我的眼泪，然后把我抱在怀前问我怎么了，我瞬间又委屈地号啕大哭，我一边哭一边说，班里有一个娃娃一直用她的五角星戳我，我害怕地不敢去幼儿园。爸爸听了继续用他那温热的大手给我擦着眼泪，妈妈在一旁埋怨说，哪里的娃娃，你咋不早说嘛？第二天爸爸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了学校，也给老师说了说我前一天没有到校的原因，那位热心的大个子女生听到了原委，走到我面前说，那个拿五角星的女生戳过班里很多学生，她是个特殊学生，路都走得不太稳，上课不听老师指挥，常常请假不来学校，偶尔来学校了总会欺负学生。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总之以后我正常上着幼儿园，也顺利参与了庆国庆活动，脸蛋被老师化了妆，头发被老师扎着哪吒发型，活动结束后我傲娇地回到了家，兴奋地给爸爸妈妈分享着我的喜悦。

长大成人后，我也常常会见到那位曾经戴着贝雷帽，别着五角星的女生，她与我一样为人之母了，她身体有些残疾，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常常见到她吃力地追着自己的孩子，便有点同情这位她并不认识我的幼儿园同学，默默祈愿她的孩子是健康的。

（二）

我们在爸爸的单位住了大概一年后便搬家了，我们搬到了现在的环城初中那道坡上的一个巷子里，巷子的顶对面就是当时的“二校”，我们搬到这里时，哥哥已经上二年级了，我也开始上一年级了，“二校”当时分初中部和小学部，我给爸爸提议让爸爸给我们转学，这样上学就太方便了，但是爸爸却执意不给我们转学，于是，从那年夏天开始，爸爸便开启了他的陪学之路。

早晨，爸爸将我和哥哥早早叫起床，他便将我和哥哥用他的二杠自行车送到城门坡坡底，晚上爸爸再将我和哥哥用他的二杠自行车接回家，中午我们在爸爸单位的房子里吃饭休息。那些年月里，爸爸的二杠自行车可谓是我家的“汗血宝马”，在我和哥哥的求学途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爸爸无疑是我们成长途中的掌舵人。就这样，爸爸把我和哥哥一直接送了四年才让我们自己去上学，在这期间，我们家虽然距离学校较远，但是我和哥哥从未迟到过，这都归功于爸爸严明的守时纪律以及爸爸辛勤的汗水。

我们每天上学，从家出发到学校，几乎贯穿了当时的环县城一圈。当时的环县城，目光所及之处，大多都是又矮又小的土坯房，只有百货大楼显得格外抢眼，是当时仅有的一幢二层楼，过了几年又有了供销社那幢楼，县城的街道由北向南就只有这两幢楼，除此之外，几家国营门市部和国营饭店的门店略显亮堂，其他门面都和县城的路面一样灰头土脸的。我们从二校坡下来，一路由南向北会经过烈士陵园坡、电影院巷子、井巷子、杨巷子，桃儿沟，从各个长坡或巷子里走出来的学生最后汇集到城门坡进入城门洞后又四散开来，上小学的学生进入城门洞右拐上坡再走不远就到了小学，上中学的学生径直再稍走一段儿就到了中学，有时放学的时候，两路学生也会在城门洞汇聚，然后从城门坡流下，最后四散开来流归不同的家园。

那时候还有一条公开的秘密基地——水渠道，是很多放学的孩子们爱去的地方。这条水渠道，从北到南跨度较大，北起现在盘旋路附近的菜市场，一直贯通到目前的南市场，顺着水渠道走，每走一段就会有一个出口，放学的孩子通过这条路也可以回到家，走这条路不用跟路队，弯弯曲曲的水渠给回家的孩子增添了不少乐趣，尤其夏天，弥望的是油油的菜地和广袤的庄稼，一路走过去让人内心有一种丰硕的充实感，油亮的绿色给灰蒙蒙的小县城增添了昂扬的生命力。这里可以说是街道的脊背，过往的人烟极其稀少，家人常常叮嘱我让我不要走这条路，但是过那么几天，年少的我也想要避开嘈杂的人来人往，便独自顺着水渠道踱步。我从水渠道的最北边一直走到最南边，然后过一条马路便到了二校坡，这条水渠道很少有水，但是我年少时的很多记忆都在这里流淌。如今的西苑小区、东苑小区直通广场一带便是当时的水渠道，宽阔的世纪大道一直延展到河边的护栏一带便是当时广袤的良田，棚户改造使得大片大片松软的土地变成了坚硬的水泥地，成百上千的大白菜、白萝卜以及玉米杆被连根拔起后，这里渐渐耸立起了高大的楼房，环江之畔的花园顺着环江贯穿南北，小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曾让久居在外的归乡人忽然回到小城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那时候最热闹的地方在百货大楼楼下，早晨，那里摆着好多家卖豆腐脑、肉夹馍以及其他早餐的小摊，我虽然从来没有坐在那里吃过饭，但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却让我觉得这座小城很温暖，尤其在寒冷的冬天，在灯火朦胧中，那忙碌的身影，那嘹亮的叫卖声给这座小城增添了无限的生命力，使得那些步履匆匆的学生们也不觉孤单。白天这里没有小摊，但是每月到跟集的时候，这里又异常热闹，环县的集市在每月的2、5、8（例如2号、5号、18号等），这里会汇聚各种小摊，有卖布的，有卖衣服的，有卖各种胶底鞋的，有卖各色袜子的，集市一过，这里便恢复了往日的沉寂，只是到了早晨又会燃起袅袅烟火。

小县城悄悄发生着变化，放学的路上突然就尘土飞扬，发生什么事了？原来是一排排土坯房排山倒海般地倒塌了，过了一段时间，换上了当时流行的平板房，平板房房顶一周贴着色彩亮丽的瓷砖，看起来非常排场。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土坯房四散一地，一排排平板房拔地而起，而发生这些变化还是从百货大楼周围开始，然后慢慢延展到各地。至此，百货大楼这个神秘的地方我一共进去过两次，两层楼的货摊前坐着在当时来说穿着非常时髦的售货员，她们有的嗑瓜子，有的织毛衣，有的隔着货柜在聊天，很多售货员面对顾客他们表情呆滞且有一丝不屑，好像进来的顾客不是来买东西的，而是来乞讨的，我由爸爸和妈妈分别带进去过一次便不再留恋那个地方了。

生活越来越好了。国营饭店门外支起了卖货的架子，上面摆着刚出锅的大麻花和油饼子，另一旁的透明笼罩下罩着冒着热气的猪蹄子和烧鸡，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足够让人馋涎欲滴。爸爸过几天会给我们五毛钱，我们也隔三岔五地吃上了太阳牌方便面、熊毅武方便面，以及当时也很流行的三鲜伊面。卖方便面的地方在国营门市，国营门市一共有五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营门市的售货员们总是虎着脸，但是馋虫压制了尊严，每次我都硬着头皮去买方便面，好像是小偷做了案一样，使得方便面犹显珍贵和香甜。后来，风靡童年时代的大大泡泡糖吹起来了，吹一张和脸一样大的泡泡，犹如赛跑时拿了冠军一样令人兴奋。

不知道什么时候，车站搬到了百货楼对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城的人越来越多了，每天放学的路队一到车站这里就被人流掐断了，小城越来越热闹了。

（三）

那时候的冬天很冷，我们穿的棉鞋很厚很厚，我们穿的棉衣棉裤也很厚很厚，棉衣棉鞋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穿在身上柔柔软软的，但还是很难抵御冬天的寒风，那时候的冬天真的很冷。因为距离学校较远，我和哥哥在爸爸的催促下，每天很早便起床了。冬天的早晨，黑灯瞎火的，在告别了爸爸那辆“汗血宝马”的陪伴之后，我和哥哥便一同上学，一同回家，从此之后，我便成了男孩子身后的“跟屁虫”。哥哥和他的同学相约一起上学，我跟在他们后面，哥哥和他的同学相约一起回家，我也跟在他们后面。每当大雪纷飞之时，我们好像忘记了寒冷，哥哥和他的同学在打雪仗，我在一旁驻足观看，雪球从未落到我的身上，但是我却体会到了玩雪的乐趣，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将欢笑洒落一地。

回到家后不久，妈妈就准备好了饭菜叫我们吃饭，我们吃过饭只稍微做了一会儿作业便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炕上看电视了，电视是一台十六英寸的黑白电视，我们一家坐在炕上看过很多电视剧，有《渴望》，有《封神榜》，有《杨家将》，有《北京人在纽约》，有很多很多。妈妈一边看电视一边纳鞋底，爸爸一边看电视一边给我们讲解着剧情。有时候，爸爸还会陪着我和哥哥一起下军棋，起初，是爸爸教我和哥哥下军棋，再后来是爸爸和哥哥对战，我和妈妈在一旁观战，哥哥技艺不断精湛，有一次差点要赢了爸爸时却输了，哥哥观察再三发现是爸爸耍赖了，但是爸爸一点儿也不承认，哥哥委屈地大哭，坐在一旁的妈妈嗔怪爸爸和孩子玩还耍赖，爸爸呵呵笑着摸着哥哥的头安抚哥哥，然后又重新和哥哥大战，但是爸爸再也战不过哥哥了。

在那温热的炕头，爸爸还给我们讲过很多他年幼时的故事，妈妈给我们讲过很多剧情不同的“毛野人”的故事，在那并不宽敞的甚至有些漏风漏雨的房子里，承载着我们很多温暖的记忆。只是每天晚上九点一到，爸爸便叮嘱我们准时睡觉，我们回不去的年少在梦里常常流转，那时候的时光并不匆忙。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曾背着家长有过一些“不怀好意”呢？ 记得那年正热播《雪山飞狐》，中午我和哥哥在爸爸单位的灶上吃过饭便说要去学校，爸爸说还早呢，休息一会儿再去上学吧，爸爸说着就午休了。我和哥哥坐卧不宁，着急着要走但是又有点做贼心虚般地惧怕爸爸，等爸爸的鼾声响起，我便和哥哥悄悄溜出房门，一路飞奔到距离城门坡不远的一家国营饭店去看《雪山飞狐》，国营饭店的那位胖师傅一看我们就是来蹭电视的，但是他从来没有驱赶过我们，甚至没有给过我们一个不待见的眼神，“雪中情，雪中情……”一集看完了又看一集，等卡点的时间一到，我们又一路飞奔着赶往学校，我们把《雪山飞狐》看了个实实在在，我们也从未迟到过，年少的时光啊，我们就在这样飞奔而来又飞奔而去的来来往往中看了很多电视剧，时间一长，一到上学时间，那位胖师傅便笑眯眯地提醒道，上学时间到了，快去上学去。再后来，我们长大一些了，便觉得不好意思了，就没有再去蹭电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国营饭店也不在了。

有一次，我问爸爸知道我们小时候常常去国营饭店看电视的事吗，爸爸说他看我们每天那么早就去上学，他不知道我们干什么去了，就出来找过我们，他远远看到我们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看电视呢，他就又回去了。原来我们的那些“不怀好意”已是被爸爸宽容接纳了的小秘密。

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的，小城每年都会过会，我其实并不太爱凑热闹，但是每年过会爸爸都会带我们一家人去跟会，而每次去跟会时爸爸都会带我和哥哥去抽奖。那些年，过会时据说有人抽奖时抽到了东风车，有人抽到了蹦蹦车，听说凤凰牌自行车和长虹彩电也有人抽到过，于是抽奖的事一度让人无比痴迷，有人甚至一掷几百。但是，爸爸带我们来抽奖绝不是想让我们试图凭着运气侥幸换来价格不菲的财物，向来冷静的爸爸是想让我们不要因为对抽奖的事太过于好奇而想入非非，爸爸也希望让我们通过抽奖而获知，任何获得都需脚踏实地地努力，而不是试图去凭借所谓的运气。

每次抽奖，爸爸都不多不少给我们每人十元钱，而一张奖券是两元钱。我起初很好奇，抽奖券时也很兴奋，但是奖券刮开后大多数情况是什么奖都没有，极个别情况下会换取一双涤纶袜子。妈妈在一旁责怪爸爸说，你个大人，咋教娃娃浪费钱呢？娃娃抽个啥奖呢？爸爸笑呵呵地说，一来让他们玩一玩，要不娃娃太好奇了，你不让他光明正大去抽奖，他怕也想背着咱们去抽一下奖呢；二来就是让他们通过抽奖这件事知道，干什么事都不要想着去凭运气而不劳而获。是的，爸爸接连几年每次十块钱的投资是有效果的，使得我从小便获知了我自己是完全没有运气的，做任何事靠运气那也是完全靠不住的，上学时无论参加什么考试我都从未有过凭借运气蒙混过关的想法，成年后做任何事也从未想过要搭运气这辆顺风车。在爸爸工资并不高的年月里，爸爸那十块钱的投资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至今都记得我抽奖时啥也没有抽到后的气急败坏，我也清晰地记得爸爸笑呵呵地摸着我的头安慰我的场景，后来，爸爸再给我和哥哥十块钱让我们去抽奖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将钱揣进兜里不舍得拿出来，爸爸说，那就攒下作为零花钱吧，在那个贫瘠的年月里，爸爸就这样笑呵呵地赋予了我们人生第一桶金，那桶金至今仍光芒四射。

时光总是在飞速流转着，小城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车站周围，总是会聚集很多人，小城一度有了熙熙攘攘的感觉，即便还没有到集市那天。我向来都是热爱这座小城的，它承载着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有段时间我是极其厌恶的。每天放学或上学，我们都要经过车站这条必经之路，但是这里垃圾为患，尤其夏天，腐烂的瓜果蔬菜烂杏坏桃簇拥在地面上，人来人往的脚底上粘得到处都是，我们都穿着布鞋，但是经过这里好像是要趟着泥水浑浊的漩涡一样让人为难，嗡嗡的苍蝇以及随乱飙出的鼻涕痰液让人苦不堪言，我觉得我就是从那时候起便养成了不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我也是从那时候便开始深恶痛绝随手扔垃圾或者随地吐痰甩鼻涕的人了，后来车站又搬了，因为小城的格局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四）

经济发展的速度时时影响着流行元素更迭的进度。小城的街道上，起初是土坯房，再后来换成了红瓦房，但是红瓦房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就又逐一换成了平板房。我想，那崭新的红瓦房没有驻足多长时间就纷纷倒塌的缘故一定是因为小城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吧，毕竟小城的容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小城的经济状况。都说“吃穿看家当”，那城镇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全要靠建筑物彰显，当整齐划一的平板房取代了“远近高低皆不同”的红瓦房后，那排场的平板房就使得小城看起来非常有气派，当然，百货楼与供销楼依旧是小城的标志性建筑。过了不久，新铺的柏油马路更是让小城焕然一新，沥青的芳香使得我们逐渐告别了路途中的尘土漫天。

除了百货大楼和供销楼，小城盖起的第一栋新楼是公安局的那栋三层单面办公楼，接下来是井巷子对面的农行那栋双面办公楼。渐渐地，小城的各个单位都盖起了办公楼，街道上的门面平板房也逐渐被楼房所取代，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星楼和青贸楼。

红星楼下支起了很多台球桌，一年四季聚在那里打台球的人非常多，尤其夏天，每个桌面旁都围着很多人，有对战的，有围观的，当打台球这项活动流行成风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因为迷恋打台球而延误了上学或回家，使得红星楼下的这番盛世场景一度让一些家长非常头疼。除了风靡一时的台球运动，让红星楼下格外热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出现了很多卖冰激凌的摊位。之前卖冰棍的摊位只需一个小木箱，在木箱上面盖一个棉被就可以了，卖冰棍的木箱大都由老年人经营，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冰棍箱支在哪里，冰棍摊位不断随着人流在移动，更确切地说是随着学生的流动在移动。而冰激凌摊位就不一样了，冰激凌需要用冰柜来承载，而用冰柜就得有地方插电，恰恰红星楼下有插电设备，又是学生上学的必经之地，所以冰激凌摊位就集中在了这里，这些摊位大都由年轻小伙子经营，有的年轻小伙子既经营台球桌又经营冰激凌摊位。虽然冰激凌摊位是固定的，没办法随着学生的人流而移动，但是却吸引来了很多顾客。学生们渐渐很少买冰棍了，而是把买冰棍的钱攒下来用来买冰激凌。冰激凌有五毛钱的，有一块钱的，还有一块五的，记忆里最香甜的是那款叫“黑里俏”的冰激凌，但是我感觉这一生都无法再吃到“黑里俏”的美味了。

青贸楼之所以出众是因为楼上的永泰歌舞厅，永泰歌舞厅我没有进去过，无法描述里面的场景，但是这个歌舞厅却丰富了很多成年人的业余生活，当前很多老年人的广场舞跳得无比丝滑，大概就是因为曾经在这里交过学费吧。从去歌舞厅的另一侧楼梯上去，有一家名为“时代书馆”的书店，书店里除了经营各种文具及教辅资料外，最大的卖点是租书。靠墙的半面书柜上，陈放着很很多多皱皱巴巴的书籍，有琼瑶小说，金庸小说，古龙小说，还有《穆斯林的葬礼》等一些人们非常喜欢的小说及杂志。永泰歌舞厅和时代书馆存留的时间非常久远，从我上小学一直到上初中直到高中，它们都生意兴隆。人们在逐渐满足了温饱之后开始不断追求精神的极大满足，街上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音像店、录像店，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常常都是伴着音乐行走的，街边的店铺里不断更新着流行音乐，邓丽君、四大天王、小虎队、周华健等人的歌声随处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海报也张贴到了千家万户孩子的床头，男女港风发型是当时极其流行的发型，人们衣服的颜色和款式也越来越时髦，感觉那时真是一个绚烂的时代，当流行的风刮进了小城，人们好像都生活在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喜气洋洋地等待着时代的召唤，年少的我以为生活原本就是这般五彩斑斓。

顺着马路朝南走，在如今广场处顶对东山的那条笔直的马路上，是曾经的环县电影院，电影院的大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认为它是紧锁着的，只有在学校组织我们观看《烛光里的妈妈》时，我才知道这里面竟然真的可以看电影，并且可以同时容纳几百人。后来学校还组织我们观看了《背着爸爸上学》的电影，在我们感动地痛哭流涕之后就永远地告别了这所电影院。电影院被拆时，当我远远看到它变为废墟的场景时，我一度感到非常惋惜，但是能怎么办呢？之前电影院属国营，没有人看电影还有国家财政出面支撑，当电影院改制后，每天的销售状况让人极为焦灼，何况一年半载都没有什么销售额。当我看见电影院门楼外的雕栏玉砌日渐陈旧时，我觉得电影院距离土崩瓦解已经不远了。

继续朝南走，在医院的隔壁，现在的台州小区，是曾经的体育广场，在这个广场里也曾燃烧过父辈们的青春岁月。傍晚时分，体育场的灯光一亮，散步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广场两侧，男士们谈论着国家大事，女士们聊着家常，孩子们蹦蹦跳跳，广场中心的运动健将身穿背心，脚穿军绿色球鞋，在球场上恣意挥洒着汗水，鼓掌声、呐喊声、欢呼声声声入耳，让人不由得有种激动人心的亢奋。体育场隔壁，也就是今天的台州商业街，是曾经的会场，每年过会时，这里都会搭戏台，我曾经陪着奶奶在这里看过无数场戏，我听不懂戏，耳背的奶奶听不清楚戏，当然也听不懂戏，我们一老一少来这里纯属凑红火的，但是我们每次都是兴致勃勃地来，又高高兴兴地回去。往回走时我问奶奶，今天把戏看好了吗？奶奶的脸蛋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她笑眯眯地说，今天把戏看好了。我说明天再来吗？奶奶说来，明天还来看戏呢。第二天我们一老一少又挤在人群里看戏，我们虽然听不懂戏，但是那种热闹的场景却给我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常常会拥有最单纯的快乐。

戏场的斜对面，也就是现在的南市场，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大市场，只是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房屋，市场里的各种小贩都以摆摊为主，而这里摆摊最多的是卖布料的摊位。颜色不一的各种料子摆放有序，一个摊位紧贴一个摊位，远远望去，五颜六色，简直就是布料的海洋。如果你看中了哪一块料子，摊位的主人连忙拿出她那一米多长的尺子帮你丈量，然后只需在布的一头剪一个小口，“刺啦”一声，就从布的这头扯到了布的那头。每次与妈妈去市场，我都希望妈妈能看中哪一块布料，因为我最喜欢看着摊主娴熟地拿着尺子将布一量，然后“刺啦”一声将布从这头扯到那头后再迅速将布折起来装进一个口袋的这一系列动作，让人感觉有种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

市场的四周是一些平板房，平板房的门帘子上大都印着“裁缝铺”的字样，每个裁缝铺里都陈列着好几台缝纫机，每一个裁缝铺里都是一个师傅领几个学徒，师傅负责丈量顾客的身高腰围并与顾客沟通做哪一款样式的衣服合适，学徒听从师傅的安排做着各类杂活，缝纫机“噔噔噔”的声音吵极了，顾客与师傅之间的交流极其困难，都是嘴贴在耳朵跟前在说话，师傅一边说着还时不时地用手比画着。那时候学做衣服是很多辍学女子最好的出路，而做衣服的师傅也极其受人尊敬，有的技艺绝佳的师傅被称为“大师傅”，无论想要拜师的学徒还是想做时新衣服的顾客都门庭若市。我与妈妈也时常出入这些裁缝铺，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裁缝铺里各种样式、色彩缤纷的纽扣，那一个个纽扣就像糖果一样镶嵌在衣服上，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小城里的照相馆曾让我觉得是诗一样的存在，爸爸是那个年代里浪漫而富有情怀的一家之主，他虽然工资微薄，但是爸爸每年都会带我们一家四口拍一张全家福。起初，我们在光明照相馆里拍全家福，后来有了福星照相馆，我们就在福星照相馆里拍全家福，福星照相馆几经搬迁，照相馆搬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拍全家福，拍照那天是我感觉最兴奋的一天，闪光灯一闪，我们的笑容就定格在了时光里，感觉神秘而又幸福。父母的生活态度总是潜移默化般地影响着他的孩子，当我成家之后，我也想要拍无数张照片去记载家人们欢愉的笑脸，那一张张笑脸点亮着我们生活的灯塔。

年少时的日子总是那么无忧无虑，尽管大人们为了生活已拼尽了力气，可是孩子们却浑然不觉，依旧欢欣雀跃地歌唱着每日的旭日东升，梦幻般地沉醉在年年岁岁的落日余晖里。当“下岗”这个名词广为流传时，着实让我的心头为之一震。一位在供销社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舅爷，年轻时是供销社的采购员，走南闯北地跨过了大半个中国，见多识广，口若悬河，常常给我们讲述县城外面的世界，让我们听得无比着迷。突然有一天听说舅爷下岗了，一向容光焕发，精神矍铄的舅爷在好长一段时间内都意志消沉，精神萎靡。在大风大浪里趟过大半辈子的舅爷当然不会被“下岗”压垮，没过多久后他就自制了一个装有玻璃门的小推车，每天将装有各种烟的小推车推到人口聚集较多的地方去卖烟。落日楼头，他佝偻着身躯推着小推车从街道往回走，放学回家的我总会遇到舅爷，我就上前和他一同推着小推车前行，舅爷家比我家稍远一点，我们要同上一个长坡，每次遇到舅爷我都帮他把小推车推到他家附近我再返回，一路上，舅爷依旧会笑呵呵地给我讲述他年轻时的所见所闻，我饶有兴趣地听着舅爷的讲述，只是有时候我也会心疼舅爷的艰辛，我也常常感怀于世事变迁竟然就这样地发生在不经意之间。这个世界哪有什么一劳永逸？我们又怎么会活在依然如故里？多年之后我长大成人，常常会居安思危，或许就与这件事有关吧。

小城的格局仍旧在发生着变化，关于小城的回忆也永远流淌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