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荐书 | 《设计结合自然——刻不容缓》

厄尔 · C. 埃利斯

数千年来，我们人类一直对地球进行自己的设计。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重塑了这个星球，如今地球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非冰冻陆地还未受到人类聚居地、农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直接影响（图1）。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以及通过贸易和交通在世界各地产生的人流物流的不断增加，全球化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无处不在。尽管在我们的工作景观、城市景观和海洋景观的边缘依然存在并非由人类设计的野外空间，但它们还是在受到人类社会不经意的外溢效应的影响。

地球这颗星球已有近80亿人居住，未来还会新增数十亿人，人类的总质量已经超过地球上现存野生哺乳动物的10倍。在如此广袤的人类世界里，太多的野生生物种群和前人类野生生态正不断减少乃至消亡。如今，地球的气候、土壤、物种和生态系统不再自行演化，而是与我们一同改变。随着地球越来越深入人类时代，其自然景观已变成人类生态的重写本，被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区域和全球社会不断改写。

人类在全球各地构建起了各自的独特空间，社会中存在的社会文化力量与地球整个生物圈的运行机制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是在人迹罕至的野外，从亚马孙热带雨林到比亚沃韦扎（Bialowieza）森林到西伯利亚苔原（Siberian Tundra），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也已经刻上了我们的印记。如今，虽然当代社会愈加珍视并努力保护仅存的非人类区域，我们产生的巨大影响正在不经意间重塑地球的形态、运行、自我调节和野生地区。在这个人类痕迹愈发增多的星球上，非人类空间的范围每天都在不断缩小。

那么，现在是否还有希望维护前人类世的进化宝藏并使其跨越人类世界的长弧？新的设计形式能否打破人类影响不断扩展、自然不断退化的人类世的叙事主线？人类世能否通过新设计，使野外地区可以在不受人类影响的情况下再生、拓展和持续发展，甚至同时维持人类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

很明显，对许多生物而言，尤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生物，如今的时代再好不过。我们驯化生物，从牛到猫，总数量和总质量都超过人类。对那些适应人类世界、与人类世界共生或寄生于人类世界的生物同样如此。人类世的生物圈对适应人类所建空间的生命来说，是充满机遇的世界，对我们的庄稼、牲畜、宠物、观赏植物、杂草、害虫、寄生虫、搭便车生物和依附人类的生物都是这样。从人类微生物群到室内生物群，再到嵌入地球四分之三以上土地的人类生物群，包括已有和新出现的生态系统，我们青睐的物种和青睐我们的物种不断繁荣生长、进化，以适应活力日益增强的人类世界。

但对其他生物却并非如此。野生物种，尤其是野生动物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原因多是物种栖息地消失或被用作他途，加之不受限制的捕猎和资源使用、污染，我们有意或无意间使其与外来物种之间相互竞争，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而最后一点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虽然生物圈大规模动物灭绝始自更新世后期的采集—狩猎社会，但当前动物灭绝的速度，尤其是岛上动物灭绝的速度，已经引发地球可能出现第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的严重担忧。尽管判断大规模物种灭绝是否会发生还为时过早，但人类世物种灭绝的后果不仅是地球进化遗产的消失，还包括整个生物圈内生态形态和功能的全面转变。例如地球的温带森林和草原大部分已经转变成农田和牧场，马默斯草原（Mammoth Steppe）整个生物群落已全部消失。

虽然野生物种和野外空间不断让位于新的人类世生态，但需要承认的重要一点是，这种现象或这些变化并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事情。在人类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里，人类世界的确不断产生新的生态，甚至新的物种，而这些物种通常与在人类之前进化产生的物种具有巨大差异。但是更新世的生态与其之前的上新世的物种也有很大差异，与更早的中新世也很不同。人类世的生态体系仅是地球最新的自然状态，在新的进化压力下，过去的物种有的保持原样，有的刚刚萌生，有的被混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群落和生态系统，它们将代表人类世对接下来可能长达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的贡献。

测量数据显示，从动物园到植物园到城市观赏景观，地球上一些人口最稠密的城市聚居点包含的生物群落的物种丰富性，可与一些最偏远的热带雨林相媲美。虽然这些群落通常含有众多的全球各地都存在的城市物种，但大量的野生本地物种也可以同时在城市环境内蓬勃发展，或至少得到繁衍生息。不过，生活在如此新生的人类世生态中，便意味着要被重塑，比方说，城市环境会重塑野生物种觅食习惯，甚至改变生活在其中野生物种的身体形态，使它们更加适应夜生活（像人类一样？），飞蛾、蝴蝶和蟋蟀的体型会不断变大，而甲虫和象鼻虫的体型会不断缩小。

进化不断进行，而生活也会继续。社会塑造的生态和人类世的物种是新生的自然，但也同样是自然。然而，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些前所未有的新生态的出现完全不意味着此前的生态需要就此消失。尽管还有太多明显的例外，但许多在人类之前产生的物种至今仍然与人类共存。即使是非常远古时代产生的一些物种，可能要追溯到数百万年前的物种，从马蹄蟹到鳄鱼到银杏，经历了地球系统的沧桑巨变，到今天为止依然繁荣生存着。没有生态要求规定人类世的生态和物种必须要排除此前产生的生态和物种。

城市、农业和其他人类世景观催生的新生生态群落、生态系统和环境虽然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无法替代前人类世界出现的野生非人类生态。就算“冷冻动物园（和植物园）”可能保证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物种在未来继续生存，但没人会认为它们可以完全替代野外生存的生命。人类世界的生态还远远不够。是时候超越迅速重塑地球的社会文化设计，拥抱非人类世界和前人类世界的“设计”了。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类世进行生态设计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结合自然去设计，甚至不是如何为自然去设计。在这个人类时代，最具挑战性的设计是如何使自然成为更强大的设计师。

与脱离环境现实的传统设计相比，麦克哈格关于设计结合自然的呼吁更值得称赞，不失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技术和伦理进步。通过将设计嵌入生态，麦克哈格的改造方式可以带来更好的效果，还催生了包括更加青睐本地植物和生态区规划的做法在内的新型设计实践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再进一步，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相较传统的灰色基础设施设计有诸多众所周知的优势，如具备更强的韧性。实践也已经证明，绿色空间可以改善人类健康。设计结合自然明显对我们有好处——当然比脱离自然的设计更好。

但麦克哈格的“生态观点”和将其融入设计的做法出现于保罗· R. 埃利克出版《人口炸弹》（Population Bomb）之后，恰好在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等出版《增长的限制》（Limits to Growth）之前，仍然是当时那个年代环境思维的产物。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麦克哈格出于对严重环境问题的关切，对人性中“对生存、成功和满足的追求”提出了质疑。虽然麦克哈格呼吁消灭“支配和镇压”，使其不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模板，但他仍然支持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提出的“我们就像神一样，最好也从善如流”的观点。相信“人”是这个星球的园丁。这个对人来说可能是好事，但对自然的其他生物是否足够好呢？

对麦克哈格来说，“园丁是原型”，且这种理念背后有两重目的。一是确保“园丁的创造能因地制宜”，二是为“作为生物圈的酶——抑或其管家，人要发挥引领作用，增强人与环境的创造性的结合，实现人与自然共同设计。”毫无疑问，麦克哈格的目的也是实现超越人类世界之外的更好结果。但他的关注点强调的是让人类世界与自然保持正确的关系，而非创造空间给自然中的其他生物、让其在没有我们存在的情况下繁荣生长。自然世界作为功能和美学元素被纳入设计项目，在环境限制和机遇范围内进行设计。人类的栖息地得到改善，同时还创造并维持了有益于非人类同行友伴的生态，包括一大批能够利用人类—自然混合栖息地、在不同程度上与人类发明共同生存的物种。

然而，出发点虽好，但即使是结合自然去设计，更不用说脱离自然去设计，也经常做不到对非人类生命的充分保育、维持和滋养。因此，许多物种仍在不断消失，其生存状态也每况愈下。

早在很久以前，设计结合自然理念就已出现，也有过为自然而设计的诸多努力。当代工业社会并非首个为野生生物创造空间的社会。波利尼西亚塔普地区印度的神圣树林以及欧洲的皇家狩猎场等，仅仅是众多旨在限制或转移人类对非人类世界造成影响的传统社会文化设计中的几个例子。世界各地不同社会都会确立优先事项以长期保持生物多样性，当代环保设计，包括用于环保的公共用地的划定和管理，就是这些优先事项不断演变过程中的创新和变体。

新的保护区、公园、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其他旨在维持非人类物种和野生生态发展的空间仍在不断演变、适应社会内部和各社会间的文化动态趋势。在这个逐渐发展的工业世界里，保护野外地区和野生动物的设计标准，一直存在对“自然本身”的关注和“自然服务人类”的关注两个类别，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约翰·缪尔的保存主义和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资源保护主义之间的争论就是这种观念差异的体现。就连阿尔多·莱奥波德为实现“土地和人之间的和谐”的努力也未能终止这些争论。最近的争论焦点在于，根据生态系统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来进行价值估计，而非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所做的那样——基于更宽泛的角度，在“自然对人类贡献”框架下对不同文化的价值进行评价。更偏离主流环境保护领域，但在环保主义者和学者间愈发受欢迎的是为“生物多样性”而环保的构想以及新出现的新人文主义叙事方式，这种叙事体不再将人放在占据控制地位的中心——似乎又回到本土狩猎—采集社会的自然文化。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传统、最以生态为中心的自然评价，也是一种不断演变的社会文化构想——如同人类语言和物质文化一样，自然文化也在不断变化。

在当今这个时代，人类对生物圈的改变之大可谓前所未有，自然保护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庞大且不断拓展的人类事业，涉及地球15%以上的陆地。在不断演进的“自然性”概念的指引下，自然保护设计差异明显，既受到自然文化巨大差异性和社会目标的影响，也受到许多不同治理体系有效性的影响，形式从资金充裕的国家公园系统到公共牧场，从传统管理的原住民土地到对非人类世界提供极少甚至不提供保护的“纸上公园”等等不一而足。尽管最近有人呼吁为自然进行设计需要提升治理能力，纳入更加一致和科学上可驾驭的原则，包括“历史忠实度、自然自治性、生态完整性、韧性和谦卑管理”等，但所有人类活动背后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进程同样也适用于自然保护和恢复实践，甚至可能作用更大。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演变，社会对自然和自然性的认知和经验也同样发生转变，进而推动自然保护设计和管理基准不断变化。此外，保持历史上的环境条件、维持数量不断减少的稀有物种的生存，经常需要越来越密集的管理干预，以抵消数量和基因池减少、森林砍伐、农业、采掘工业、城镇化、物种引入、火灾、污染以及其他人类影响产生的作用，更不用说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类别和栖息地的长期变化。扭转这些影响所需要的干预措施本身就进一步推动了生态模式和进程的改变。

即使目标是自然性，但被管理的自然也不可避免成为人类的自然。就连为自然进行的设计也会随着创造和维持其发展的人类社会世界共同演进。也许这就是在愈发人类化的世界里唯一可以实现的目标。但让我们考虑一下使自然成为更强大的设计师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