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专题 | 风土景观的天下性——以永定河诗歌中的飞鸟水景为例 | 鞠熙 张巧坭

风土景观的天下性——以永定河诗歌中的飞鸟水景为例

Landscape Created by Political Ideal of Tianxia (Sharing by All): A Case Study of Waterscape Involving Flying Birds as Depicted in the Poetry of the Yongding River

在中国的景观与建筑研究中，常用中国原有的“风土”一词翻译vernacular或者terroir。来自英文的vernacular和来自法文的terroir，其首要含义都是“乡土性”，即强调地方的、民间的、非国家性的景观，但这与中国传统中强调统一性与共享性的“风土”概念并不相同。“风土”不等于“乡土”，因为“风”不仅是大地上的歌声，也随君上之情欲而动静亡常。例如，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以来自民间的“国风”为开端，在咏情言志之前总以自然风景为起兴，又始终隐含着对最高统治者的评价。因为风土景观的意义来自其内在的天下性：当政治清明、秩序井然，万物才会欣欣向荣、风景优美；如果国家失序、天下大乱，人们就只能看见景观的败坏，风土也不复存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思考风土景观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

北京永定河（图1）就是既“乡土”，又“天下”的景观。通读历代永定河诗词，我们发现千百年来永定河尤以水鸟翔集而闻名。然而，水鸟翔集于永定河并不只是纯粹的自然现象，它作为一种富有情感与价值意味的风土景观，最初诞生于辽宋对峙的背景之中，既与当时两国对“天命”的争夺有关，又清楚指向《诗经》中的帝都景观。伴随北京国都地位的稳定，直至清末，永定河的飞鸟水景始终象征着天下兴衰与国家命运。

1  飞鸟水景即天下太平：《诗经》中的帝都景观

要理解永定河的风土景观与天下命运的关系，需要首先回到《诗经》之中，从这部奠定文明底色的经典出发去理解飞鸟水景在中国文化中的政治意义。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文王是圣王的代表，他治下的王都也是理想都城的典范。《诗经·大雅·灵台》诗集中描写了王都附近灵台园囿的景象：“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万千生灵在帝都繁衍熙洽，是帝王奄有天命、施德于民、并及万物的象征。《毛诗序》载：“《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正是“经始灵台”及灵囿、灵沼，人民才开始归附于周；而正是麀鹿、白鸟、群鱼的汇集，才证明了“文王受命”的天道所向。帝京畿甸万物骈臻，代表着天下秩序之和谐“生生”。在这样的观念中，水草丰美、飞鸟翔集不仅仅被视为生态平衡或环境友好的表现，更是圣人御宇、政治清明、万民欢洽、天下太平的象征。

王都园囿中，最不可或缺的便是鸟和鱼。走兽漫游固然象征着人民安居乐业，但唯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才能体现出帝王之德遍及宇宙，普天之下均沾王化。正如《诗经·小雅·鹤鸣》篇中讲“乐彼之园”主要的标志是“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潜在渊，或在于渚”，唯有天上鸟与水中鱼，才更能代表超越于家国之上的天下，也才更能证明这里是万物生生的乐园。

《诗经》中美好的鸟类大多是水鸟，这使得有鸟之境往往同时也是美好的水景，鸟、鱼与水的组合构成灵台与“乐彼之园”中最富灵性的景观。描述水景的《小雅·鱼藻》同时也是描述帝王在国都镐京与民同乐、万物熙洽的篇章，鱼儿在水藻间晃动大头和摇动尾巴，就象征着镐京强盛、其乐融融与盛大祥和。

总之，在《诗经》所营造的理想世界中，帝王都城没有宏伟的建筑，也不以繁华拥挤为荣，而是因富于自然之美而折射出天下太平。其中，飞鸟翔集、锦鳞游泳的水景最能体现这种至高境界。出于这样的观念，历代帝王无不尽力在都城营造水景，引来飞鸟。汉代上林苑内观鱼鸟、驰白鹿，有离宫七十所，天子春秋猎无数；洛阳城边芳林苑，“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这类描述几乎已是帝都景观的代名词。

2  没有飞鸟水景的边塞：隋唐时代的苦寒幽州

显然，隋唐时期作为边关的北京，并非一座拥有飞鸟水景的城市。在浩如烟海的唐代诗歌中，北京总是以苦寒边塞的形象出现，永定河也总以冰封、大雪、苦寒以及征戍之人在水边怀乡的形象出现。

本研究以“桑干”“卢沟”等关键词在中国基本古籍库（dh.ersjk.com）中检索，共获得隋唐诗歌27首。除去无关篇目，所有提及永定河的诗歌无一例外都与苦寒和征战有关。尤其典型的是唐代诗人贾岛，他出生于范阳（今北京西南），本应对北京充满故土之情，然而当他写到永定河时，始终离不开冰雪孤寒的意象。苦寒桑干即使有鸟相伴，也不过孤雁离鸿，叫人断肠。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白的千古名作《战城南》。在众多同类诗歌的不断渲染下，北京是烽火狼烟的边塞之城，永定河一派荒芜苍凉、孤雁断肠的景象，这些都与《诗经》中飞鸟群集的文明教化之地相去甚远。不难理解，飞鸟水景承载着美好的政治理想与文明价值，不可能出现于当时尚属蛮荒的北京。

3  帝王苑囿的祥瑞：辽南京的飞鸟水景

隋唐五代时还是边塞苦寒的幽州，成为辽南京后却突然有了圣王之都气象，不仅一扫荒凉之气，甚至连灵禽鸟兽都纷至沓来。《宋史》认为，宋真宗痴迷神道祭礼，原因就是这种“飞鸟投辽”的景象。

《宋史》的修撰者认为，宋真宗时天书降神、蚩尤作乱，以及封禅泰山，“君臣如病狂”乃起因于辽国祥瑞，尤其是两次与飞鸟有关的事件，即“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每次大鸟飞来都伴随着上天对契丹的格外眷顾，其后辽国便起死复生、反败为胜，似乎飞鸟是天意的使者，而辽国正是天命之所在。恐怕更令宋真宗焦虑的是，飞鸟不仅投辽，还将辽地原本苦寒的永定河变成了白鸟翯翯的王都园囿。

辽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获石敬瑭遣使送来的燕云十六州图籍后，立即决定升幽州为辽南京，成为帝王四时捺钵的固定地点之一。辽帝王对北京的经营建设不仅直接改变了这里的水景，重塑了景观，而且也随着南北交流而影响到宋朝文人的书写。辽代的延芳淀（图2）是方圆数百里的大型湿地湖泊，“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既是鸟类天堂，也是辽帝每年春猎的御苑。有理由认为，为了保证每年春季有足够多的天鹅供辽帝弋猎，延芳淀中人工种植水生植物以吸引天鹅已成惯例。在长期经营下，天鹅千万为群，仪式壮观有效，同时客观上也保护了无数水鸟蕃育。

宋真宗极有可能听说过延芳淀的美景与春季弋猎的壮观。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澶渊之盟”签订后数年，晁迥往贺辽帝生辰，返宋后写作了《虏中风俗》一书，其中就详细描写了他观看辽国国主于湖泊射猎的情况，这表明宋朝特使特别注意到辽地的飞鸟水景，宋真宗也应知道辽南京中的这一奇景。此后辽兴宗特意赠宋仁宗以鹅、雁之画，宋徽宗画《瑞鹤图》（图3）、造艮岳池山，飞鸟水景在辽宋两朝的政治事件中一再出现，不能不引发对其中关联性的联想。

4  王朝兴衰的证明：清代永定河的飞鸟水景

在南宋时出使北京的范成大笔下，永定河已经是飞雁成群、鸳鸯尤多的景象。这与其说是北京气候生态发生了突变，不如说是人们观看永定河的心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清两代，永定河水患增多，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定河”，但词臣们仍反复歌咏水清河晏、鱼鸟安详，因为这是帝王文治武功的证明。1662年，蒙古诸王来朝，顺治帝亲往卢沟桥迎接。时任编修的卢震作赋曰“文德久敷神雀集，武功初奏羽林回”，表达众鸟翔集于永定河，乃是因为帝王文德，收服远人来朝。而当王朝走向穷途末路，国家前途未卜时，永定河的飞鸟也在诗人笔下变得哀哀凄惨。清咸丰（1851—1861）年间，外敌环伺，国运维艰，言俣卿作诗记录自己艰渡永定河时的场景：“皂雕横天送落日，万马蹴地愁崩涛。”光绪（1875—1908）末年，永定河泛滥成灾，飞鸟如百姓，“鸳鸯三十六，险欲上青天。”

总之，风土景观不仅是生态环境的标志或客观物质的存在，也不仅是地方性民间文化的创造，而是隐藏着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普遍共享的政治理想，因此也是国家的乃至天下的。自然景观、民间风俗与政治秩序本为一体，这正是“风土”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历来具有的含义。在西方的相似概念中，vernacular与terroir都隐含着民间—精英、地方—国家的二元对立，而“风土”则超越这种对抗模式，提供了整体性文明视野的可能。由此，本研究指出，从中国本土的风土概念出发，尊重中华文明自身的统一性与包容性，将地方性文化与天下共享的政治理想视为一个整体，既是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也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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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 项曦

微信编辑 刘芝若

微信校对 李清清

审核 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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