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具的断代研究之所以落后于古陶瓷、书画、青铜等，是因为没有可资参考的标本库。文献记载、纪年款识、铭文题记等对于家具史的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每一条关于家具的文字都显得那么重要，尤其是家具本身带有的文字。
中国家具上最早的文字，出现于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该案于1977年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案面已朽，仅存案座。案框一侧沿口上刻有铭文十二字：「十四祀，右车，啬夫郭，工疥」。铭文记述了器物铸造者、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大意为「中山『错』王十四年，右车工匠『郭』制作，监工人『疥』」。
河南郸城发现汉代石坐榻，刻有「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十二字，是汉代家具的典型标本，年代约为汉成帝之前。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漆画，绘「列女古贤图」。屏风红漆底上勾勒人像图案，人像旁标注人名，每组人物故事都有黄地墨书题记。这些文字，在家具史上跨越了一千年。
降至隋唐，带有文字的家具无迹可寻。但北宋苏东坡似乎为中国家具留下了痕迹：成书于嘉靖十八年的顾元庆《大石山房十友谱》，十友之首乃一石屏：「右石屏，高二尺有奇，广一尺三寸，前后有诗与竹，皆东坡亲迹，立必端直，山房呼为端友。赞曰：有石如砥，表公之刻。」从明嘉靖阳山顾氏家塾刻本插图看，刻有「东坡亲迹」的石屏，有可能是挂屏。
元末吴兴钱震《记巫峡云涛石屏后》，以及明代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九著录元代画家柯九思的《江山晓思屏》，表明元代将文字镌刻于石板之上。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二，记载万历三十七年正月，袁中道在武陵名士龙襄的斋中，见「红梅一树正开，屏上乃石刻鲜于伯机草书《千文》，字体奕奕神全，妙有二王法，乃知古人未可轻也。」这些文献中记载的石屏也许早已不存，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元文人，惯于题刻文字于器物的做法，已显露于斯。或许，这也是明代文人痴于铭文的肇始。
所谓铭，就是题写或镌刻在器物上的文字。对于文人而言，一切器物皆可铭刻，尤其是古琴及砚台、笔筒、印匣、手杖、香具之类，当然会兼及家具。
传世的古代家具，无论墨书或铭刻，无论是纪年或记事，甚或工匠标记，都极为珍罕，其学术价值无与伦比。尤其是带有铭文和印记的家具，无疑是个中圭臬，世所罕有。
目前所见明清两朝的紫檀黄花梨家具，带有铭文印章的（不包括纪年款家具，如故宫铁力木崇祯庚辰款翘头案等，柯剔思先生的纪年款家具一书会有全面呈现）已知有24例。比如南京博物院藏充庵款平头案、纽约大都会藏周天球款紫檀南官帽椅、上海博物馆王世襄旧藏紫檀画案、故宫藏紫檀刻诗文抽屉桌、鹿角椅等。民间所藏则以墨林棐几最为知名，曾经上拍的中贸圣佳孙克弘制黄花梨四柱架子床、保利朱彝尊杂咏诗小书案、香港嘉德黄花梨刻诗文方材四出头官帽椅等屡破天价；张德祥先生藏黄花梨镶理石背板刻字四出头官帽椅成对、田家青先生藏清乾隆和亲王弘昼草书文赋黄花梨罗汉床围、以及北京私人藏黄花梨刻诗文罗汉床等，都是业内熟知的名品。
上述佳品，都是铭文印章刻于木上，而鲜有镌于石。北京保利2022年春拍的「墨林香几」横空出世，轰动一时。香几几面刻印章五枚，其中「项元汴印」「墨林密玩」「某斋无心主人珍藏」三枚印章刻于理石面心。
遗憾的是此几与「墨林棐几」一样没有明确的纪年款识，因而无法明确定为项元汴遗物。但从实物来看，石面所刻印文恐非今人摹刻，若能判定为项元汴时期所刻，则无疑是明清家具最早的石刻铭文家具标本。
而目前所知唯一一件石刻铭文纪年家具，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明天启四年李宓书刻离骚石屏。博物馆官网注明，石屏为私人于1994年捐赠。从黄花梨边框的槽口可以看出，这是一件座屏的屏芯，底座部分遗失，后改为挂屏。但无论如何，屏芯石板上的信息完整保留下来。约一尺见方的石板上，镌刻两千四百余字，落款为「天启四年李宓书并手勒」。
据史载，李宓擅长各种书体，还善于雕刻。有的碑还是他亲手刻，如《黄庭经》、《玉枕兰亭》等石刻，堪称书刻双绝。李宓手刻石屏，由于镌刻有天启纪年，因而极具文物研究价值，同时更是明代文人参与家具制作的实例，可惜这样的实例廖若星辰。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曾经记述，其购得宁波天籁阁的大理石画桌：「此桌出墨林山堂，石背镌此四字，并镌云：其直四十金。」。由记录可见，项墨林画桌为大理石面，石背镌「墨林山堂」四字。若此桌存世，其价何止「四十金」。继黄丕烈之后，张廷济收入「墨林棐几」。张廷济由是感慨：「回思天籁，劫灰浩茫。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
冥冥之中，张廷济慨叹的「神物」出现在此次嘉德香港拍卖会：明晚期黄花梨无束腰石面诗文琴桌，当是继「墨林棐几」之后，又一例文人参与制作家具的实证。
Lot 1674
明中期
黄花梨无束腰马蹄足石面诗文琴桌
116×59×89 cm
来源：
巴黎Jean-Pierre Rousset（1936-2021）旧藏；
重要私人藏家珍藏。
估价 ESTIMATE
HKD 6,200,000-7,200,000
拙文《木石之约——家具用石小考》对此桌所用石材及铭文内涵，略作陈述，篇幅有限无法铺陈详尽，今尝作续论，以期解读参详。
石面琴桌结构为四面平另加桌面，依照王世襄先生的观点，「入清以后很少有另加桌面的造法。」而此桌另加桌面，恰恰是为了加装石面承重的稳固，面下密集的四根托带说明充分考虑到石面的重量。
石面心起伏明显，四边磨出斜面，形成薄薄的梯面嵌入桌面边框，下衬托带，从而不使石面上下脱出。底面泛绿，皮壳老辣，与边框及托带浑然一体，老而弥坚。
石面心光洁莹润，右上角铭刻诗文曰：「質賦衡峰，貞似玉，溫而理瑩，而礼弍奏，虞弦熏風更續，人對明光佇瞻，補牘。」一如前文所述，铭文突出了抚琴和阅读的双重用途，因此可知其既是琴桌，也是书桌。诗文镌刻犹如铁画银钩，曲折回旋，骨力尽显。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安排，结构匀称，比例适当。字口老化痕迹明显，系经年摩挲之故，故真迹无疑。
诗文后钤印「朝文」，是琴桌的主人徐纮之字。按《武进县志》：「纮字朝文，绩之后。弘治庚戌进士，由刑部主事升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守岭南东道。发摘奸伏，墨吏望风解绶去。升云南按察副使，卒于官。」可知徐纮乃徐绩的后人。徐绩同样载于《武进县志》：绩字伯凝，武进人。元末隐居力学，张士诚逼令入仕，坚守不出。洪武初举明经，历武冈顺德太守，以惠爱为理，凡十八年，上念其老，给驿送归。年九十七卒。」
县志所示徐绩乃饱学儒士，为上所重，位高权重，并得长寿。徐绩晚年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其家族自明初即安居武进，枝繁叶茂，且文风炽盛，其子孙后代在科举仕途上必然成就斐然，徐氏一族理所当然成为当地得名门望族。《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研究资料，明代全国一门三进士以上的仅399户，其中浙江绍兴府15户、嘉兴府13户，南直隶常州府11户、苏州府9户，江西吉安府9户，山西平阳府9户，是全国最为集中的地区。以县计，浙江余姚6户、平湖5户，南直隶武进5户，江西安福5户，福建莆田5户，为全国之最。这些进士家族历经数代而不绝，其影响力更为深远。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武进一门三进士有5户，毫无疑问是文人之乡，武进徐氏当属文人世家。
弘治年间共举办科考6次，弘治三年庚戌科殿试金榜名录，第一甲进士及第共3名，第二甲进士出身共90名，而徐纮以庚戌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2名进士出身，相当于全国排名第五，可见其学养深厚。
史载徐紘长於史学，仿宋人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著有《明名臣琬琰录》二十四卷、《明名臣琬琰录後集》二十二卷，作为研究明朝历史的重要文献收入四库全书。明代李承芳有诗寄赠徐纮，《广东徐佥宪朝文寄扇索诗于上次韵奉答》曰：何物仙家为我归，珊瑚支瘦玉容肥。可见徐纮与友人往来间常常涉及古董文玩，好古好物之风盛行。因而徐纮制此石面琴桌，并题写诗文铭刻于上，就不足为奇了。
有明一朝，字朝文者据查仅徐纮一人。徐纮（1456—？）生平事迹著录不多，以其弘治三年庚戌科进士，推算其主要生活于弘治朝至嘉靖初。以此推断，此桌应制于1500年左右，是极为罕见有明确制作年代范围、文人参与制作家具的实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中国嘉德香港2024秋季拍卖会
观华——古典家具及工艺品
拍卖：10月6日 | 11am
预展：10月3 - 5日 | 10am - 8pm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 展览厅3CD
中国嘉德（香港）联系方式
（滑动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