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质瓶座小议（上）

瓷质瓶座小议（上）

   南宋时期，龙泉窑烧制瓷质镂空底座，造型大都为直口折沿，束颈鼓腹，颈腹部多有镂空开窗，壁孔周围有下折突出环饰。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钧窑等亦仿制其型，釉色多变。此类器型也有“瓶床”、“鱼穿”、“瓷座”等多种名称。其功用推测为供器、花瓶之底座。本文以当前考古发掘以及馆藏器物作统计分析，浅析其源流、功用等，以此抛砖引玉，请教于诸师友同好。

一、辽、宋、金——起源

  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胡瓶”、“胡床”等器物传入中土，北方窑口以瓷仿制其器型为用，如河南博物院藏隋代鞠庆墓出土白釉底座（筌蹄）、新加坡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唐代绿釉长颈带座胡瓶等例，可看到瓷质底座的早期肇源，即以瓷仿木或金属材质。这一时期古人起居动作从踞坐逐渐变为高坐。生活用器从以几、榻为主变为以桌、椅为主。受此影响衍生出固定、承纳功用的器具，如瓶架、盆座等。

1、梅瓶瓶架

   梅瓶为辽宋时期常用酒器之一，其形制小口长腹收足，在辽宋时期墓葬壁画中常见到梅瓶插立木架之中。1951年河南禹州白沙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一号墓前室西壁壁画中（图1-1），绘制有带座梅瓶图案，其中木座形状为四方形带束腰，下部连接有四足。面板中有圆形孔洞，梅瓶端立其中。1991年内蒙古敖汉旗喇嘛沟辽墓出土壁画“备饮图”中（图1-2），木座形状为长方形榻匮式样，侧部有壸门形开光，面板中有圆形孔洞，插立3只梅瓶。1998年河北省宣化辽墓2号墓壁画“备酒图”中（图1-3），木座形状为方桌样式，面板有圆形孔洞，插立梅瓶。

▲图1-1  河南禹州白沙北宋元符二年（1099）一号墓前室西壁壁画中带座梅瓶▲图1-2  内蒙古敖汉旗喇嘛沟辽墓出土壁画“备饮图”局部

▲图1-3 河北省宣化辽墓2号墓壁画“备酒图”局部

2、盆架

  固定盆器的木架，在河北宣化辽代咸雍十年（1074年）张文藻家族墓已有出土（图2-1），架顶为圆形，下有四个圆柱形足，出土时盛放三彩洗。1979年山东省高唐县金代承安二年（1197年）虞寅墓壁画“家婢图”中五蹄足盆架图（图2-2），上承圆形盆。其形状与山西大同金代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阎德源墓出土木盆架（1对）相近（图2-3），都为六棱形。上口椭圆，由罗汉腿、下衬、围板、座圈四部分组成。围板与罗汉腿间装饰云纹花牙；罗汉腿与座圈相连，座圈下部为六个镂孔围板；罗汉腿中部由“十”字衬档支撑。这一盆架形状，在元代冯道真墓亦有出土（图2-4）。

▲图2-1  河北宣化辽代咸雍十年（1074年）张文藻家族墓出土木制盆架

▲图2-2  山东省高唐县金代承安二年（1197年）虞寅墓壁画“家婢图”中五蹄足盆架

▲图2-3  山西大同金代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阎德源墓出土六足木盆架一对

▲图2-4  元代冯道真墓出土六足木盆架

3、花瓶瓶架

   佛教传入我国后，将花枝插入瓶中供养于佛像前的习俗日渐流行。北魏壁画中已有类似于花瓶放置于瓶座之上的绘画内容。宋金时期，这一习俗流传至贵族、文人阶层的世俗生活中，用以陈设、装饰文房案头。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宋苏汉臣《靓妆仕女图》（图3-1），直筒形花瓶内束兰花，插立于黑色木制漆座之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代《胆瓶秋卉图页》中（图3-2），蓝釉撇口长颈瓶内盛菊花，插立于四方形瓶架中，瓶架四面有壸门开光，下接四足。日本京都南禅寺藏南宋马公显《药山李翱问答图》（图3-3），花瓶小口长颈鼓腹，中插一梅花 ，下承瓶架与《胆瓶秋卉图页》中相似，惟有开光形状稍有不同。这三件画作中瓶架形状相近，显示了相同的时代风格。

▲图3-1  北宋 苏汉臣《靓妆仕女图》（局部），波士顿美术馆藏

▲图3-2  宋 《胆瓶秋卉图页》（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3-3  南宋  马公显《药山李翱问答图》（局部），京都南禅寺藏

   在辽宋（金）、元时期的佛教题材绘画、墓葬壁画中，多见2只花瓶对称放置于瓶架之上。如河北宣化10号张匡正墓辽大安九年（1093年）瓶花图（图4-1），朱门两侧对称画有两件扁圆形花器，中盛满牡丹花，下承扁圆形矮座。1990年山西汾阳金墓M2墓壁画（图4-2），左侧壁画中，门框2侧各有长颈形花瓶盛放于瓶架之中。右侧除花瓶为撇口瓜棱形外，其余与左侧相同。壁画中一共出现2组4件瓶架，与前揭山东金代虞寅墓、山西阎德源墓中盆架相似。1988年山东省济南市元墓壁画（牡丹花卉图）中（图4-3），也为一对花瓶为插立于圆形瓶架之中。

▲图4-1 河北宣化10号张匡正墓辽大安九年（1093年）瓶花壁画

▲图4-2 山西汾阳金墓M2墓壁画（局部）

▲图4-3 山东省济南市元墓壁画（局部）

二、元、明、清——延续

   元朝建立后版图混元一宇，南北文化交融。各地窑口所烧制瓷器亦出现互相模仿、趋于同一的时代特征。以前述列举器物统计，元代为瓷质瓶座发展使用兴盛时期。北方钧窑，南方景德镇、龙泉窑口等地都有烧制。有钧窑天蓝釉、龙泉窑青釉、景德镇窑青白釉、青花等釉彩；配梅瓶、净瓶、玉壶春瓶、双耳长颈瓶等高瓶使用。并具有多为成对出现，有瓶座分离与瓶座一体特点。瓶座分离样式如景德镇出土元代青花月影梅蒜头瓶（图5-1）、1984年青阳县出土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玉兔纹带座供瓶（1对）（图5-2）、2011年滁州市西涧路元墓出土元青花梅纹连座瓷瓶（图5-3）、1974年福建省南平市出土元代龙泉窑青釉带座净瓶（图5-4）。瓶座分离者，造型基本相近于南宋浙江东阳斯村银制瓶置、许昌文峰路金墓出土青釉器座样式，显示了宋至元时期，这种瓶座分离使用习惯的延续性，以及南北各窑口烧制工艺的不同。

▲图5-1  元  青花月影梅蒜头瓶

▲图5-2 元 景德镇窑青花玉兔纹带座供瓶（1对）

▲图5-3  元 青花梅纹连座瓷瓶

▲图5-4  元 龙泉窑青釉带座净瓶

   1970 年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太平庄公社白塔村出土元代钧窑双螭耳瓶（图6-1）、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元代张弘略墓出土天蓝釉连座瓶（图6-2）、澧县八丈坡元代窖藏出土元代带座青花梅纹双耳瓷净瓶（1对）（图6-3）、 1985年江西省萍乡市福田乡元代窖藏出土元代青花梅花纹带座净瓶（1对）（图6-4）、 1984年青阳县出土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玉兔纹带座供瓶（1对）（图6-5）、1988年湖北省武穴至正十一年元墓出土元代卵白釉铺首连座瓶（1对）（图6-6）、河北省赵县元墓出土元代龙泉窑青釉连坐花瓶（1对）（图6-7）等。这种成对出现花瓶，其用途为庙宇所用“三供”组合之一，多有搭配香炉。1970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窖藏出土双瓶，同时出土元代钧釉双耳炉，上有阴刻铭文“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

▲图6-1  元 元代钧窑双螭耳瓶 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太平庄公社白塔村出土

▲图6-2  元 天蓝釉连座瓶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张弘略墓出土

▲图6-3  元 澧县八丈坡元代窖藏出土元代带座青花梅纹双耳瓷净瓶

▲图6-4  元 江西省萍乡市福田乡元代窖藏出土元代青花梅花纹带座净瓶

▲图6-5  元 景德镇窑青花玉兔纹带座供瓶 青阳县出土

▲图6-6  元 卵白釉铺首连座瓶 湖北省武穴元至正十一年元墓出土

▲图6-7  元 龙泉窑青釉连坐花瓶 河北省赵县元墓出土

   明代出现了方形琮式连座瓶器型和围栏式瓶座。1980年龙泉市道太乡供村明正德十三年明墓出土龙泉窑青釉连座琮式瓶（图7-1），其瓶座与上部长方形琮式瓶风格统一，也为四方收足形制，稍显特别。明万历时期学者高濂《遵生八笺》“瓶花之宜”条描述：“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以...高低二种八卦方瓶...青东瓷小蓍草瓶...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与堂相宜。”以瓶座一体为特征的其它器物，如灯台、香筒、花插等都有烧制，如故宫博物院藏明正德青花折枝莲纹灯（图7-2）、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七孔花插等（图7-3），或可视为瓶座的变化和延续。

▲图7-1  明 龙泉窑青釉连座琮式瓶  龙泉市道太乡供村明正德十三年明墓出土

▲图7-2  明正德  青花折枝莲纹灯  故宫博物院藏

▲图7-3 明正德 青花阿拉伯文七孔花插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