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电影是典型的旧式女性主义电影，近几十年他的艺术风格始终围绕着“赵涛传”这一叙事模式。这当然无可指摘，但难免使人略显厌烦。
典型的旧式女性主义电影，主题是强调女人的苦难、奋斗、艰辛。但此等情境下的女性符号反而要让步于政治符号：在那个历史情境下，谁又不艰辛呢？
因此，旧式女性主义电影不是关心女性的电影，而仅仅是假女性主角之口讲古，“老子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
同为山西籍导演的邵艺辉处理得更符合当代电影主要观影人群，即18—30岁都市观众的问题意识。相对于《爱情神话》《好东西》，贾樟柯的电影更像是“怨夫”式的喋喋不休。
贾樟柯和邵艺辉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年龄、性别，而是一种地理文化身份：
邵艺辉从太原来到上海，贾樟柯至今没离开大同。
当然，很多人看着贾樟柯、娄烨就习惯高分通过，即“你觉得不好看是你不文艺，没看懂”。而常规商业片又习惯性地报以哂笑讥讽。这是五到十年前“文艺青年风潮”大行其道后的遗毒———最缺钱的一群人却最看不起商业，又要将一套似是而非的旧工业美学规则强加于包括电影、音乐、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当中。
无独有偶，越来越多的内地电影都变成了“狗哨电影” ，即只会感动一部分特定的观众人群。非常缺乏更广泛的对话可能。当然，艺术呈现上，也在倒退。导演始终在尽可能塑造一种“普遍”，但这种“普遍”反而失去了生活的质感。像《鸟人》《老无所依》《天气预报员》《海边的曼彻斯特》这样的电影，看上去在讲一个“特定”的故事，但事实上却能与大多数认真观看的观众产生更加符合生活语境下的情感连接，即：如何体面地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