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力食居”，是他的书房

在北大，有一间书房，名为“力食居”。这是毛主席赠予恩师罗元鲲所题之字，以文史为桥梁的读书故事，引出一段“竹筒罩灯光，夜读廿四史”的佳话。多年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法学院副教授阎天将这三个字翻刻成牌匾，置于书房，不张扬，不喧哗，以书为声，自食其力。

“力”字，写在“劳动”二字之中。通天的书架从书房门口，一路延展入深，伴着这位法律人深入研究的漫漫路途。从北大——这片劳动法的奠基地出发，阎天在先辈们的身体力行中深受感召，又在泛读世界之书时看清方向，毅然归于北大，又一次在这片热土，与学生耕读着。

步入其中，映入眼帘的是他无意间搭造起的“温馨会客厅”，“食”的故事由此展开。来来往往，师生们走过，顺走一些又留下几件，好玩的、好看的、好吃的琳琅满目，思想也由此喷薄而出。老师的推荐书目，一一放入阎天的书架上，又一次次取下，交到自己的学生手中，架起代代师生间对话的桥梁。

这是他的“居”，从法学经典到历史文献，从社科巨著到文学小说，一本本书垒起属于他的堡垒——以劳动为门，以书香为伴，倚靠前辈与书籍，便有了遮风避雨的底气；以教学为乐，以思想为友，豁然打开书中的世界，宽广大气之感油然而生。

握住书，筑就书房

每一本书都承载着阎天的求学记忆，每一页都记录着思考的深度。“力食居”里的书，是知识的载体，陪伴着阎天一步步实现学者理想，又架起通往丰盈的路径。

阎老师的书房，是一个充满故事的空间。1500多册书，堆积在他的书房，书架上是触手可及的，偶然走动也能瞥见一两本小惊喜，这是经年累月积攒的结果，伴随着老师的科研使用筛选所留，时有添置，常获赠书，就这么随着性子，摆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中。

劳动法、宪法、行政法……这些细分法律领域，垒起阎天坚实的专业基础。再往外，是关于法律理论及其他分支，庞杂的法律体系下，共同回答着对“法律到底是什么”“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追问。社科类、人文类的书籍，还有一系列“闲书”，也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广泛涉猎的阎天，多维度扩充着专业深度，又不断向外延拓出宽广的知识视野。

英文书占据了阎老师书架的大部分，由国外背回，又历经辗转，在这方寸之地间阴刻下一段艰苦求学的留学岁月。闲暇时光，阎天特别喜欢光顾耶鲁旧书店，花上几块钱，淘下一本书来，翻旧书、买旧书，构成了他在国外相当一部分的生活。哪怕回国时对随身携带的行李重量有所限制，纵使成本并不便宜，阎天依然选择用厚厚的书本，填满归家的行囊，那时想尽办法倒腾回家的“苦不堪言”，化作如今重看众多学生时代回忆时的温情感怀。有一阵子，饱含着对学生时光的思念，阎天将这些背回来的书，一一码在自己身边，将自己圈入其中。

专业一类的书被精心分类，井然有序地排布其间，扣合着这位学者从求学到研究的一步步脚印。游动的书架上，堆放着近期研究常用的文献。偏向通识一类的书籍，则“不太讲究”，在书架前转悠一圈，一本本看去，起身几步间，是一种休息，又在触手之间，拾起一份知识的惊喜。架子上的书籍偶有轮换，一旦不期而遇一本旧书，赶忙收入柜架中，那是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但难得的藏书，一直珍藏于这方书房。随着时间的流淌，许多的书本、期刊上，也多了自己的名字。

“吃喝玩乐”的小天地，同样是阎老师办公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爱我家”的冰箱贴、歼-20飞机模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装饰画、星球大战主题瓶盖、电影“长津湖”周边、仿真鸟工艺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冰箱贴、北大猫协出品的日历、生活中少见的纸币、果腹之用的小饼干……搭建起这个“温馨的小居室”。环顾一周，生活的充盈感随之点亮；随手一拿，物质与精神的食粮蕴于其中。书页间是智慧的光火，小物件又增添上几分生活气息。

 阎天书房中的小物件 

添置的几个书架，把房间一分为二。外部是会客交流之所，总有友人到来，坐一坐，思维的火花在这里碰撞；里边更像个小仓库，将书的温度网罗。这是阎老师安心“做学问”的地方，一如其人风格，办公必需用地之外，总是堆放了大量的书籍。“力食居”的牌匾，赫然放于桌上。阎天坚持着“有点书”，攒下的厚重繁多，呼应着这一份“实”，不断地让他回想阅读岁月，又勾连起实际生活，输送着不竭的力量。

阎天将这片书房之地，戏称为“陋室”，却又因书的珍贵存在，满心安宁，又因“自食其力”的坚守，充盈起来。

秉笔直书，写就书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一段文字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在“力食居”中，学术的深度与时代的广度，在书架上凝聚，方寸之间，一幕幕时代流转。

父母与历史研究的深厚情缘，让阎天从小浸润在古韵之间。家中随处可见的历史书籍，既有严谨的学术著作，又夹杂着生动的通俗读物。幼年时不加选择的阅读，反倒编织起一段雅俗共赏的体验，他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读书。

父亲的清史研究，让阎老师从小就对学术研究有了清晰的认识。做学问必备的读书方法、师生间对学问的探讨……耳濡目染中，阎天对于做学术的畏难自然而然消弭，学术前辈的教诲，也让长大后的他少走了许多弯路。

阎老师的母亲是一位博物馆工作者，丰富的解说、陈列、研究、撰书经验，一点点累积成“将复杂的内容简单化”的专业素养，这对阎老师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写一本书比作布置一个展览，“一目了然”是最为关键的，而展览中所选取的各式题材、质地与素材，迁移到书籍中，化作平铺直叙之外的变奏与花样，或郑重其事，或插科打诨。阎天十分期望，自己的学术写作，稍加修改就可以成为解说词，在确保学术深度的前提下，使用最为平白通俗的话语中，点缀上各样手法，真诚直接地完成观点的传递。

可读与易懂，需要“秉笔直书”的坚持，阎天书架上的《耶鲁法学院与1960年代》（Yale Law School and the Sixties: Revolt and Reverberations），便是例证。这是一本他非常喜欢也经常翻阅的书，以耶鲁法学院四十年间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将学术思想的变化与社会政治的动荡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一个学院在社会变革中成长和蜕变。

从60年代耶鲁法学院成为了举世瞩目的诸多法学领域中心，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正统的学术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到二战过后历史翻开“眼花缭乱”的新一页，学派掀开了新的发展，学术思想由此经受到严苛考验……通过鲜活的法学人物、生动的法律事件，耶鲁校园外的历史进程与校园内的学术历程双线交织，这本书将耶鲁法学院“逆袭”成为美国第一法学院的奥秘娓娓道来。阎天还专门将其精选本译为中文，以《黑暗年代——再造耶鲁法学院》之名出版，期待着为中国的法治发展提供借鉴。

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获得知识的滋养，又能感受时代的脉动，这也是阎天对于自身写作的期待。受这本书的启发，他在撰写《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时，以16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的历史四大阶段，分别对应于诗法上的起、承、转、合，阐明劳动法学是制度实践中链条式发展的结果，既是工人运动、进步运动和新政运动等宏大社会运动的产物，又是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和法律过程学派等学术思想流派相互激荡的结果。

历史的厚重与学术的严谨，在书架上凝聚，带来时代温度的鲜活触感，这是他从家庭传承中汲取的宝贵财富，也是求学路上的深深影响，化作对学术写作的孜孜追求，随着书页传递给更多的读者。

在北大，走入劳动法的书页间

劳动法是阎天的主要研究领域，这仿佛是对北大人百年前呼唤的回答。此间文字，是对时代的透视，对社会的阅读。

选择法律，对于阎天而言，是大学后所做“真正的选择”，是结合禀赋、责任与热爱三维度考量后的不二之选。

取得北大法律系知识产权二学位的初中班主任王祝兰，为阎天打开了法律的一扇门，学长撒贝宁主持的《今日说法》节目、报纸上刊登的法治故事，进一步让他感受到，法律可以与人间万事相勾连的特质，由此萌生以此为窗看世界的希冀。阎天相信，从事法律研究工作，能让“人生很有意义，活得今生无悔”。

怀揣着对“法学”坚定的选择，大一下学期，阎天从光华管理学院转到了法学院。北大的自由包容回应着这位学子的求学所望，北大人的学术素养又给予了他充沛的生长天地，叶静漪老师将自身所参与的劳动法实务带入课堂，从生活实际中讲解“法律的缘来”，揭开条文背后法学真实的一面。阎天深受启发，聚焦劳动力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关注法律领域这一政治经济巨变时代的注脚，从而逐步深入劳动法这片沃土。当时，中国方才出台反就业歧视相关法条，新鲜的法学进展吸引着这位青年，他在本科毕业论文中，探讨着法律概念上的就业歧视，又在硕士毕业论文中进一步从法哲学层面理论化，到了博士论文阶段，他提出政府的改革动机与民间的改革呼声形成上下合力，使得中国的反就业歧视法在不到十年间迅速发展，这些基础性研究又催生出阎天最初的译著与专著，由此与劳动法结下不解之缘。

劳动法在中国的创生，就立法而言落于1995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结果；而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定在1985年更为合适，在那个国家稳定的时期，这一学科也有了些许积淀，许多重要的节点均与北大息息相关。从1918年庆祝欧战胜利的集会上，蔡元培老校长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新青年》迅即以《劳工神圣》的标题刊出讲演，劳工问题开始成为社会焦点；再到李大钊先生系统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引进许多苏俄劳动法的相关内容，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形成多学科理解劳动法的潮流，教授梁启超则传回巴黎和会上建立国际劳工组织的第一手消息，写下《欧游心影录》，成为近代系统介绍海外劳动法的第一人；在20年代的劳动立法运动中，屡见北大人的身影，主要的领导者就是校友邓中夏……先辈们凝聚各种力量，唤醒了社会对劳工问题的关注，更共同推动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劳动立法《暂行工厂通则》，为中国劳动法学的发展与进步，铺开一条大道。

此后，一大批北大学者又投身到劳动法学的研究之中。北大法律系原教授、系主任王世杰所编著的《比较宪法》，曾是民国时期诸多法政学堂的必读教材，如今仍是许多高校法科专业公法学科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在书中多次探讨劳动问题，成为中国劳动宪法研究的先声。后来，经济学家、教育家樊弘在北大读书期间就发表了中国第一部劳动法专著《劳动立法原理》……“在建国以前，劳动法学的奠基性研究，都是北大人完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年的风云激荡，贾俊玲教授在改革开放之初，参与撰写新中国首部劳动法学统编教材，参与1984年召开的劳动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1985年出版的《劳动法论文集》中也收录了她的文章，在我国劳动法学的“临门一脚”关头，贾老师代表北大做出不小的贡献。直到90年代，叶静漪老师参与到了我国有关劳动立法的进程之中。学生时代的阎天时常来往于学院图书馆中，在泛黄的借书卡片上，回望前辈学者的学术足迹，一步步回应着社会需求，为劳动法学科奠定坚实之基。

从1918年到现在，北大在劳动法学科中的影响不曾中断。在阎天看来，这并非完全偶然，因为劳动法代表着对产业社会的激烈反思与批判，实质上就是“不平则鸣”的表现，而北大恰恰是特别具有批判精神的学校，二者由此珠联璧合，开启我国法律发展的新征程。

阎老师所在做的，就是担起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将北大劳动法学科的学者情怀，一路传扬。

脚踏实地的学问理念，经世济民的治学思想，毛主席将劳动视为一切幸福源泉的坚守，而北大法学人以自身所学，在丰衣足食的同时添上一份国泰民安的保障，在阎天的“力食居”一以贯之。

和学生，从书开始聊

阎老师乐于与学生分享，哪怕时代在变，观念在变，书中摘抄在变，他相信，书籍总能化作连接师生心灵的桥梁，是读书人面对困难时寻求对策与思路直奔的一隅。

阎天的书房里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画着笑脸、各式各样的可爱小表情，皆出自学生之手。这间书房，时常会有学生造访，或带着学业上的困惑前来，或是寻求写作指导，或是需要职业规划上的建议，或仅仅是来宣泄心中的焦虑。各个院系、各类诉求，阎老师总是耐心倾听、悉心交流，给予学生们最真诚的指导和帮助，尽力激发着他们的潜能。

而每一次心灵触碰的搭建，离不开书籍。在阎天的书架上，有一排特别的位置，专门放置他为学生准备的推荐书目。每每有学生来访，他都会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推荐合适的书籍。

倘若遇上对学术有着一般性兴趣的学生，他会拿出香港大学教授李连江的书籍，在专业研究之余，李老师对研究经验进行全面、系统而透彻的总结，像是《不发表就出局》《学者的术与道》等作品，以其坦诚、深刻的真知灼见，将做研究的门道倾囊相授，让众多后辈学者受益匪浅，“他的文字大气平和，告诉你面对困难时该怎么办，告诉你永远不要放弃做学问，光是读一读，就能沉静下来，这在当今时代特别珍贵罕见。”阎天自掏腰包，买下几十本堆放在书房，鼓励着学生将学术理想播下种子，一路坚持，直到生根发芽的一天。

对于已经在学术道路上迈出脚步的学生，阎天则会根据学生的研究方向，更具体细化地推荐一本可以写书评的书。这是他希望学生进行的第一步学术训练，通过阅读他人作品并加以评述，学会如何理解别人的学术成果，更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批判性思维与学术表达能力。

每一个走进这间书房的学生，都又一次感知着学术的温度和生活的美好。

课堂上，课程群中，都是阎老师分享好书的场所。从章永乐的《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中学写书评，追问、探求文本中制造出来的“真理”概念；从田雷的《美国折叠：置身事外的反思与批判》中感受“双重历史化”的学术方法，从不一样的视角“打开”美国这部书；从赵晓力的《要命的地方：家庭、生育与法律》中整体理解家庭、生育等根本性人类生存处境及与之相伴的法律问题，扩充法学研究版图上与文学结合的一块；从冯象的《贝奥武甫》中不断回味思考古代文化中的现代关切，看到法律人高雅的追求……这些书，将学生们的视野延展，思考随之深入。

顺着一本本书，老师和学生恍若跨越十余年的代沟，被文字所揭开的痛点击中，同为读者，撷取所需的价值，达到心灵共鸣。阎天常在“力食居”，向学生们敞开大门，用满室的书籍相迎——

“我们一块儿谈学术，从什么开始谈呢？我们从书开始谈。”

交一群书友，多面共读

作为文化生活的重要媒介，书，是思想碰撞的平台，由此展开一系列交往、休闲活动。从学生时代的周末书市、法律书店，到教师年岁的书展、新书座谈会，但总有爱书的人，在书香的滋养中深感幸福。

在阎天的记忆中，众多与书相关的活动，构成北大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末书市就是一例。“书市上的书是乱摆的”，阎老师将这一特点归为书市最大的优点，这让师生们在散漫的浏览间，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书籍，出走于平日研究中反复“打交道”的细分领域，广泛吸纳着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各家养分。

书市上，师生们可以随意翻阅，可以相互交流，不同院系的书友，或许在两点一线中难以相遇，却能在旧书摊的徘徊间逐渐面熟，打个招呼，对书相似的同好总会相逢，一段友谊就此生发。揣着10元钱，阎老师在书市上纠结着，初次“会面”的李强的《自由主义》与张静的《法团主义》都如此引人阅读，殊不知，这样自由而广博的阅读，与自己所专精研究的劳动法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除了周末书市，当时的北大法律书店也是阎天经常光顾的地方，“基本上每周要去三到五次”。这家全北京最重要的法律书店，将地址择取在北大校园中，成为学子们心中“法律的圣殿”。书店里，法律书籍琳琅满目，师生们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请求店主帮忙找书，有着丰富经验的店主对于这些书相当熟悉，前去拿取时颇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在法律书店的感觉太美妙了，本科时期，除了吃以外的闲钱，几乎全投在这边了，”阎老师打趣道。

求学之时，阎天就已将宿舍打造成“书房”，到处都是他的书籍，舍友尽管“怨声载道”，却又总会感兴趣。

如今的众多书展，成为书友间的新型集会地。结伴前去翻翻新书，成了读书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像几十年前一样，大家依然习惯走到书架前，享受着翻阅书页的真实触感。

在北大耶鲁中心，围绕着新书所举办的一系列小型座谈会，也是老师们之间一起策划书、一块儿聊书的好机会。除了章永乐、左亦鲁、田雷、刘晗等法学研究同道者，不同领域的专家都被邀请前来交流。在阎老师自己的新书座谈会上，劳动法领域的老师基于从内而外的视角，从对于本学科的价值谈到面向外部的启发；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背景的老师则秉持着由外及内的视角，由法学发展中共通的规律与追问引出，分析书中聚焦的小问题所折射的宏观背景；编辑出版界的老师会关注这本纯粹学术著作的出版价值，分析这本书在学法律与不学法律的读者中产生的社会价值……同一本书，在不同领域的行家眼中，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交流，激发出相异的理解与启发，又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如火如荼的解读与讨论中，碰撞出这本书的新意。

纵使许多书友聚会已成历史，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线上买书、在线聊书，这一态势的庞大流量，也让阎天非常惊喜。随着时代更迭，新的读书形式不断涌现，但读书人对书的特殊情感常在，以书为媒的文化生活，也会一直留存着，陪伴着代代读书人。

钻进书房，好好读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每一段文字都有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心灵的旅行。

作为社科学者，读书已然成为阎老师工作的一部分，是他每天必做的事项之一。虽然难有大块的时间进行系统阅读，但他依然坚持每天与书为伴，零碎地列下书单完成阅读。

在阎天心中，纸质书是不可取代的存在，不仅在于实体上标注、翻找的独特触感，更是一份强烈的仪式感。“学生时代，什么也没有，学术梦想也那么虚无缥缈，在笼罩大家的焦虑间，有什么是可以把握住的呢？”阎天给出的答案，是书籍。那时候，同学们每一次搬宿舍、搬家，都会“刻意地”赶快用书填满空间，一股充实感便会油然而生。

书页的气味弥散在空气中，浸润其中的阎天，随之坚定着成为学者的理想。

阎天将“学以致用”视为读书的基本原则，以此为纲，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即有着无需拘束的对应方法。对于需要引用的材料，他会认真做好笔记，以便最大化汲取信息；对于寻求启发的书籍，他会将所读与自己的研究相联系，偶尔发圈分享；而对于闲书，他则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让心灵在书海中自由徜徉。

多背景的出身，也奠定了阎天广泛涉猎的阅读习惯。求学时期，作为宪法行政法专业的学生，他却得到了法学院各个领域老师的滋养。一边读读公法相关的书，一边与师长好友共同探讨劳动法议题，让阎天受益匪浅，待到他回校任教之时，将劳动法与其他法学分支相结合，构成他教学的基本思路，就连目前所出的四本专著，也分别对应于劳动法与宪法、行政法、法史学、法理学的学科交叉研究。

“这就是北大，从来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更像是一棵大榕树，每位老师都是一条气生根，树冠相连，交相影响着。”

于阎天而言，书房是“人类的洞穴”，书如山一般，是可以依靠的存在。可以遮风避雨的深洞、依山傍水的住宅，是人类本性中就喜欢安居的处所。

书房内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是各异又精彩的两种生活方式：在“读书”中，积蓄着力量，引领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不懈追求；又在“读世界”中，跃入一片身体力行的无垠旷野，岁月流转间坚守着耕读与秉笔。

这正是属于阎天的“居”室，踏入其间，满是“法律人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