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霸府的建立和演变过程

文化   2024-10-11 13:03   浙江  
建安年间的当权者曹操起自一个“名微众寡”的普通军阀,他通过掌握汉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成为名义上的汉室宰辅,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曹操先后任大将军、司空、丞相,对汉中央朝廷的设官制度屡加变更,把大批的文臣武将罗置在自己府中,由他直接控制,从而使其司空、丞相府成为总揽军政大权的“霸府”,汉献帝朝廷则形同虚设。以后,曹操又晋爵魏公,建立起魏国的职官系列,把文武群僚纳入其中,在事实上造成“以魏代汉”的政治格局,从而为最终实现汉魏嬗代的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探讨曹操霸府的建立和演变过程,它的组织系统和运作机制,揭示其中的政治内涵,便是我们深入理解汉末政治运动进程的一个重要途径。

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表现为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而其根源则在于皇室的腐败衰落。以董卓奉召进京,随即采取废少立献、迫何太后归政等非常之举为契机,东汉皇权运作的旧机制开始被打破,皇权更替的过程由此而发轫。接下来又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变:先是董卓迫于关东联军的军事压力,挟持献帝迁都长安;不久李傕、郭汜取得了对朝廷的控制权,两人还分别劫质了献帝和公卿百官;稍后献帝脱离凉州军阀的掌握投奔“白波帅”杨奉等,在弘农曹阳被李傕、郭汜打败,公卿百官多被杀戮。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东汉皇室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方面皇帝沦落为军阀手中的傀儡,皇权固有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公卿百官死丧殆尽,中央朝廷已名存实亡。

当东汉皇室苟延残喘,皇权存续系于一线之际,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左右政局的主要力量。然而,只要东汉皇室继续存在,皇帝的天下共主名分未废止,就必然要对现实政治的运行产生影响力。对于那些新起的军阀割据集团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衰而不亡的东汉皇室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应该如何处理与皇权的关系?这是现实政治提出的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而对此的不同认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各军阀集团的命运。

对于上述问题,汝南袁绍、袁术兄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袁绍拒绝谋士沮授要他奉迎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建议,决意弃置汉朝皇帝,兼并天下而称王称帝;在他看来,东汉皇室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左右政局的因素,弃置汉朝皇帝,兼并天下而自立,可以省去许多麻烦。袁术更是断然僭位称帝。汝南袁氏四世居三公位,作为由专制皇权自身孕育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势力代表,它以汉朝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图谋篡汉自代,是有典型意义的。1然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汉末时代,东汉皇权虽则衰微,但却拥有异常深厚的社会政治土壤,任何贸然更改或替代皇权的行径,都要冒极大的风险,袁术、袁绍先后失败,不过是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袁氏兄弟之外,其他比较大的军阀集团如刘表、刘璋、张鲁等,虽然不敢背弃汉室,但囿于自身的政治抱负等条件,大都对汉献帝的潜在政治影响力认识不足。其中只有曹操独树一帜,不仅充分认识到汉献帝的巨大政治价值,而且积极进行争夺和利用汉献帝的活动。

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其家族发迹史是与皇帝、宫廷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他对于东汉皇权认识深切,“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之后,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以此作为成就“霸王之业”的基本条件之一。曹操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为此他特意派遣从事王必前往长安上书,借机窥探朝廷虚实。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在“白波帅”杨奉、韩暹等挟制下由河东回到洛阳,曹操遂正式提出奉迎献帝都许的议案,并在谋士董昭的策划下,成功地将献帝迁徙到许,控制在自己手中。

曹操取得对汉献帝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当时政局的枢纽和关键,自此揭开了他利用汉室名号、确立霸府统治的新篇章。献帝都许以后,曹操积极开展拨乱反正、重建中央政权的活动,主要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首先,恢复了汉朝的宗庙社稷制度。此举树立了曹操保全汉室、延续皇统的功臣形象,从而他在“匡佐”的名义下,遂行一系列强化集权统治的措施,就显得名正言顺。

其次,确立了自己的辅政大臣地位,建立起以相权为中心的集权统治秩序。还在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至洛阳迎接汉献帝时,献帝以曹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赋予他处分朝政的权力。九月,献帝又以曹操为大将军。至十一月,由于袁绍反对,曹操辞去大将军职位,转任司空,领车骑将军。东汉中央决策行政体制采取三公制度,太尉、司徒、司空分别领导九卿而又共同参与决策,至中叶以后,大将军职位复居三公之上,拥有更大的决策行政权力。曹操始而谋求居大将军职位,遇到阻挠后被迫退任司空,但无论如何,他以司空录尚书事,在制度上已经取得了执政大臣的地位,故史称“百官总己以听”。

曹操要重建集权统治秩序,恰当地处理与汉献帝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前提。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里,君权与相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相权一般是由君权派生而又受君权制约。曹操在汉献帝的名义下,以汉朝宰相的身份号令天下,当然要受到这一权力结构关系的约束。但是,曹操利用汉献帝,绝不是要恢复旧的皇权统治秩序,因而突破上述权力结构关系,突显相权,又是必然的选择。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记载:

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曹操)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

这是有关曹操与汉献帝之间关系的一则重要记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三公领兵朝见天子,通常发生在君相关系紧张的非常时期,制度规定三公须“交戟叉颈而前”,反映了天子对三公的防范;二、上述旧制在建安初恢复,它所针对的对象只能是当时手握重兵的权臣曹操;三、这项制度严重损害了曹操的威严,因而曹操自此不再朝见天子。这些情况表明,曹操实施“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战略,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汉献帝及其追随者方面的阻力。曹操不再朝见天子,那么他借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只是通过间接地上表奏来遂行,其中“请示”的成分已所剩无几,而他基本上是独立地裁决军政大事。这样,曹操就从形式到内容方面解决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战略问题,相权的中心地位得以确定,代替皇权发挥作用。

最后,大量征辟名士,除用以充实汉献帝朝廷外,更主要的则是把他们罗置在自己的司空府中,把司空府建设为规模庞大、无事不统的霸府。这里所说的“霸府”,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相对于皇帝和朝廷而言,宰相和相府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相权取代皇权,相府是权侔朝廷的“霸府”;二是相府的规模和组织系统相当庞大,有别于通常建制下的相府规模和组织系统,在外观上更像是与朝廷并立的“小朝廷”,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二元权力架构,而实权则归于相府。

自建安元年(196)曹操任大将军、司空以后,通过上述一系列活动,霸府统治逐渐确立下来。从那时起至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霸府统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间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而霸府统治则一步步地发展深化,最终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

第一阶段,自建安元年至建安十三年(196—208)。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枢体制在形式上仍然沿用东汉三公之制,除司空曹操外,尚有司徒赵温,太尉一职则长期空缺。其间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是汉献帝及其追随者反对曹操建立霸府统治的图谋,以及曹操为确立霸府统治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建安五年正月,汉室外戚车骑将军董承(献帝祖母董太后之侄)联络一部分官员,密谋诛杀曹操。曹操挫败了这起阴谋,董承等人被夷灭三族。董承的谋反之举据说是受了献帝“密诏”。此后的建安八年十月,曹操“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司直官最初由汉武帝设置,为丞相属官,其职责是“佐丞相举不法”,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司直一职仍旧,至光武帝时罢废。曹操在此时恢复司直官,自然是把它作为自己的司空属官,这是对旧制的突破和改造,而司直代表曹操本人督察朝廷百官,反映出曹操力图强化对许都朝廷的控制。

这一时期曹操霸府也有了新的发展。建安九年九月,曹操攻破袁氏老巢邺城,自领冀州牧(同时让还兖州),对冀州实行直接治理。其后曹操采纳郭嘉的建议,“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曹操辟召的四州名士,除少数直接进入司空府外,大部分都在冀州府任职,冀州府成为曹操霸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曹操自此长期居留邺城,其司空府亦由许迁移到邺,而另置留府处理许都事务。这样,曹操就把汉献帝朝廷搁置在许都一隅,在邺城放手发展自己的势力,使邺城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第二阶段,自建安十三年至建安十八年。这一阶段以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为标志,霸府统治得到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由霸府统治孕育催生出新皇权的倾向也逐渐明朗。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借故将司徒赵温免官。六月,汉中央朝廷正式罢废三公官,重新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并以曹操为丞相。八月,又以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这一番中枢体制的变更,在形式上是由东汉的三公制度恢复到西汉的丞相制度,而相应地在内容方面,则是把分散的三公权力重新集中于丞相一人。很明显,恢复丞相制度为曹操强化霸府统治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使其独一无二的宰辅地位更为稳固。

曹操就任丞相后,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专制集权统治,在当年八月诛杀了太中大夫孔融。孔融很早就认为曹操“终图汉室”,因而对曹操的所作所为多有讥议,他建议“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便是敏锐地意识到曹氏势力的膨胀,必然朝着封藩建国,进而取代汉室的方向发展,所以预先加以防范。以诛杀孔融为契机,曹操加紧实施封藩建国的步骤。建安十六年(211)正月,汉献帝以曹操世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同时封其三子曹植、曹据、曹豹为侯。十八年正月,曹操又以献帝的名义“并十四州,复为九州”,目的是通过恢复古时的大冀州,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区域,并为建立魏国预作准备(此前曹操已特意增加了魏郡所辖县数)。同年五月,汉献帝被迫以冀州十郡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殊礼。至此,曹操完成了把集权统治转化为封藩建国的关键步骤,旧的皇权体制进一步被突破,新的皇权已经显露端倪。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曹操在建立魏国的过程中,克服了来自其政权内部的巨大阻力,而造成这种阻力的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最重要的谋臣荀彧。荀彧出自著名的颍川荀氏家族,怀有深厚的大族情感和浓重的正统观念,他以“匡佐汉室”为己任,反对曹操进爵国公,受赐九锡。荀彧为此遭到曹操冷落,被迫自杀。

第三阶段,自建安十八年至建安二十五年。这一阶段以曹操有计划地实施“以魏代汉”的政治步骤为基本特征,同时篡汉建魏与反魏兴汉的斗争也最为尖锐。曹操称魏公以后,在当年十一月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魏国职官,由其属下的重要臣僚充任。此后魏国的职官系列逐渐完备起来,本为汉官的文臣武将大都接受了魏国官号。与此同时,曹操的位望也日益隆重。他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四月进爵为魏王,随后在各种重要礼仪方面享有与皇帝同样的规格,并选定曹丕为魏太子,确立了继嗣。所有这些都表明,东汉皇权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曹氏代汉成为定局。

当曹操露骨地实施“以魏代汉”的各项步骤时,其政权内部的亲汉势力反应强烈,由此造成双方的激烈对抗和冲突。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汉献帝伏后因对曹操不满而被诛杀。二十三年正月和二十四年九月,在许都和邺城相继发生了两起针对曹操的谋反事件,目的都是要阻止曹操篡汉称帝。尽管这两次谋反均被及时镇压,但却暴露出存在于曹操政权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从而对汉魏易代的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上篇第七章“曹操霸府述论”,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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