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预计约30分钟
内容提要
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一部分印裔美国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聚会欢迎他的来访，也有一部分印裔美国人举行抗议活动谴责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在莫迪为期三天的访问期间，两种不同类型的印裔美国人都聚集在华盛顿，各自敦促拜登政府做出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对于印裔美国人来说，莫迪的访问激发了他们的骄傲，也带来了沮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一则标题为“莫迪的白宫之行凸显了侨民之间的深刻分歧”的报道，展现了印裔美国人在印度问题上的两副面孔。
在主流的政治话语中，印裔美国人通常被看作一个整体，是推动美印在安全、经济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更紧密合作关系的重要资源。围绕莫迪访美所呈现出来的分歧，清楚地表明了印裔美国人内部的多元性。在美印关系问题上，印裔美国人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组织，并以不同的方式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这种不同的声音和组织从何而来？在美印关系中，印裔美国人的立场、诉求和行动是什么？印裔美国人如何因其身份、组织网络影响美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及美印关系的发展呢？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分析印裔美国人影响美国政府对印外交政策的组织网络及行动策略，并以2019年印度政府废除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宪政地位后印裔美国人的反应为具体案例，研究印裔美国人在美印关系发展中的角色及其行动，并解释其复杂性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文献回顾：印裔美国人与美印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元民主理论形成，该理论强调政治权力的分散性和多元化，公民可以通过选举外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特别是通过利益集团的形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决策系统也发生了由封闭转向开放、由以总统为主导的精英决策转向更具竞争性的多元化决策的变化，这也带动了美国国内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并逐渐发展为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一项因素。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背景下，学术界开始研究少数族裔与美国政治决策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大致认可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观点，但却对影响的程度大小存在争论。一部分观点认为少数族裔的影响是有限的，原因在于：一是少数族裔可以享有的影响空间受到限制，政府和总统在进行决策时往往是出于收益成本的考虑，国家利益诉求远大于少数族裔的影响力；二是尽管存在影响力大的少数族裔，如犹太裔，但其影响效果也会受到总统外交政策的话语环境以及族裔内部的凝聚程度等条件的限制；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间的代际差异会导致移民所关注的内容发生转变，新一波移民潮中的少数族裔会更加关注自身的政治平等，而不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兴趣。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原因在于：一是美国的多元民主奠定了社会力量影响具体决策议程的基础，有组织的少数族裔的影响力常常超乎想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少数族裔的游说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远大于正面的好处。二是以族裔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对政府进行游说，导致族裔自身的利益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之一。例如犹太裔以其强大的渗透力使得美国的中东政策往往会优先考虑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大部分时候采取亲以的外交立场。三是作为海外移民的少数族裔仍旧与其母国保持联系，而其母国政府也积极利用移民为其母国利益采取影响美国政策的活动。亨廷顿就认为少数族裔和商业团体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势力。在何种条件下少数族裔能够真正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的问题上，研究者们关注了少数族裔游说议题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趋同程度、少数族裔与美国政府接触和互动的过程、少数族裔的规模、集中度、动员程度以及融入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程度等因素。如特雷弗·鲁本泽（Trevor Rubenzer）就总结了影响少数族裔利益集团诉求成功的条件，包括与政府现行政策吻合的程度，是否需要国会的参与以及是否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在印裔美国人影响美国对印外交政策及美印关系方面，学者们大体上认为，印裔美国人在美国对印外交政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美印关系朝更加紧密合作的方向发展。从大国战略来说，海外印度人为印度的大国崛起提供了经济和技术支持，改善并推动了印度与其所在国的政治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印度的利益。通过在教育、文化、职业、企业精神等方面的亲身表率，印裔美国人影响了美印两国民众彼此间的认识与态度，为美印关系的良性互动创造了条件；印裔美国人对美印关系发展的大力推动，对国际社会认知印度的视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作为美国第二大移民群体，印裔美国人不仅逐渐成为美国政治决策系统的一部分，也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接触和政治渗透在决策系统外影响公共政策，成为仅次于犹太裔的影响美国政治和外交的群体。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印裔美国人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印裔美国人利用国会“参议院印度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caucus on India and India-Americans）、“印度之友”（Friends of India）等连线组织提交或通过了多部有利于印度的法案；在2008年《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的达成过程中，以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US Indi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USINPAC）为代表的印裔美国人组织的积极游说和大量资金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印裔美国人游说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广泛的联盟机制、高效的资源（印裔社区和企业）利用以及联盟内的专业知识。《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文章称，“是时候忘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美国国会的下一个玩家由印度制造”。《外交政策》的文章也提出，美印核协议的达成标志着印裔美国人作为一个主要的族裔游说团体出现，这可能会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已有的研究为认识印裔美国人在美印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不足之处是大多将印裔美国人看作一个整体。学者们通常倾向于认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态度，始终游说美国政府采取对印度更加友好的外交政策。一些学者虽然注意到印裔美国人内部存在不同的组织网络和政治参与类型，通常又只关注印裔美国人在美国国内政治过程中的角色，未能将他们放在美印关系的国际政治中考察。事实上，印裔美国人内部宗教信仰、种姓、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他们存在着多种身份认同和多重组织网络，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行动策略，有时候这些目标和行动策略是相互冲突的。在美国对印外交政策和美印关系发展问题上，他们的参与目标和行动策略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显。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美印关系突飞猛进，印度政府也加大力度加强与海外印度人的联系，为助力印度经济发展和开展公共外交提供动力。印裔美国人对美印双边外交政策关注度不断提高。在安全、经济、文化交往和人权等各领域，印裔美国人开始更加广泛地参与美印外交关系，其内部的分歧和冲突也更加公开地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研究者有必要深入印裔美国人的内部结构，分析印裔美国人的多重身份、多重组织网络及其目标、行动策略，从而对印裔美国人在美印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有更加准确的认识。
二、冲突与分裂：印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和组织网络
根据202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Survey，ACS）数据，大约有480万印裔生活在美国，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4％。印裔美国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且收入较高，其中25岁及以上拥有大学学士学位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5％，家庭收入在所有亚裔族群中排在第一位，且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大约一半的印裔美国人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20％）、得克萨斯州（12％）、新泽西州（9％）和纽约州（7％）。尽管在人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印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多元化程度很高。但在过去二十年中，随着印度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印裔美国人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参与美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及美印关系，并形成了两种身份群体。第一种主要由带有宗教色彩的尤其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的印度教教徒组成。他们通常与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在美国成立的分支机构有关系，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所追求的意识形态有共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和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第二种由世俗印度教教徒、印裔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达利特和左翼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是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边缘化、排斥或敌视的群体。
印裔美国人内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张乃至敌对的。这种紧张和敌对关系特别反映在外交政策领域。在美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及美印关系问题上，这两类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冲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定义“印度”和“印度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是由印度教的文化和传统塑造的国家，而这一文化传统却在历史上遭到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徒和世俗主义者的西方精神的破坏。一个印度人只能是一个在精神上认同印度教的文化和传统的印度裔。这一主张与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观念是高度一致的。相反，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印度是世俗的、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国家。一个印度人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不能否认其印度人的身份。在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身份群体内部，有些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例如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有些是超越宗教信仰，在人权、自由、世俗主义、反种族歧视等原则的名义下联合起来的。前者希望加强本宗教群体内部的团结，维护其传统习俗，或者改善其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后者则致力于实现更加广泛的平等和正义。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身份群体的直接目标并不总是反印度教民族主义，但在追求其政治议程的过程中，常常涉及印裔美国人内部的印度教教徒多数主义、种姓结构等问题，这就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反抗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了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贱民种姓的被压迫地位，以及由这种宗教多数主义产生出来的宗教不宽容。
第二，美国应该采取何种外交政策才能建立更好的美印双边关系。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而言，印度是一个由印度教的文化和传统所塑造的国家，当前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统治下的印度，正在恢复历史上被伊斯兰教、基督教和西方的世俗主义所破坏的精神，带领印度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发展和印度的关系是美国利益的需要，美国不应该对印度国内的政治尤其是有争议的政策指手画脚。相反，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印度是世俗的、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国家，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统治下的印度正在破坏印度的世俗和多元传统，同时也侵蚀了印度的民主制度。美国应秉持其价值观，关切印度国内政治的发展，支持印度国内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少数团体。
由于目标、认知和资源的差异，在美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及美印关系中，印裔美国人这两类身份群体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网络和行动策略。
（一）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组织网络和行动策略
在美国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大多是以团结、教育和动员不同背景的印度教教徒来支持印度教的事业和利益。1974年，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支持下，印度的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在美国成立其分支机构-“美国世界印度教大会”（VHPA）。这是美国最早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1977年，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海外分支机构“印度教志愿服务团”（Hindu Swayamsevak Sangh，HSS）在新泽西州成立。这两个组织为此后美国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奠定了基础。如今，一个隶属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跨国网络已经嵌入印裔美国人社会。这个跨国网络除了美国世界印度教大会、印度教志愿服务团外，还包括了美国一师基金会（Ekal Vidyalaya Foundation-USA）、美国国际自雇妇女协会（SewaInternational USA），印度教教徒学生会（Hindu Students Council）、更加激进的美国印度教基金会（Hindu American Foundation，HAF）等大型组织，以及数量庞大、规模不一的在文化、教育、社会服务等旗帜下形成的各种其他组织。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组织在形式上都是独立的，但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美国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印度教志愿服务团的支持，并通过这两个组织和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关于印度、印度人和印度教的理解上和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如出一辙。例如，美国世界印度教大会在关于“谁是印度教教徒”的问题上明确表示，印度教教徒是所有那些相信、实践或尊重根植于印度（Bharat）的精神和宗教原则、实践的人，包括耆那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和信奉达摩的教徒。这排除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与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解释完全一致。美国印度教基金会声称不隶属于任何宗教或政治组织、实体，但其主席米希尔·梅加尼（Mihir Meghani）一直是美国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印度教志愿服务团的活跃成员。他还曾在印度人民党网站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印度教特性：伟大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Hindutva：TheGreat Nationalist Ideology）的文章，称印度国大党贬低了印度教教徒和印度教，印度教教徒要奋起追求“真正的世俗主义”。文章还将印度教教徒的经历与犹太人、非裔美国人和殖民群体的经历进行比较，认为巴布里清真寺被拆毁是印度教教徒“数千年的愤怒和耻辱”的释放。美国印度教基金会组织的许多活动涉及的主题，如印度国内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生育率及人口变化问题、在克什米尔、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印度教教徒社会地位等，也都是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关心的议题。
在行动策略上，美国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希望能够效仿美国犹太裔的经验，将印裔美国人打造成一个既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同时又保留了印度教的宗教和文化独特性、内部团结并和印度保持密切联系的团体。一方面，他们向美国的犹太裔游说团体学习组织的经验，聘请犹太裔领袖为年轻一代的干部进行培训。另一方面，他们常常出席美国犹太裔的活动，希望和犹太裔结成联盟。2004年10月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旧金山会议上，米希尔·梅加尼出席会议，表示“由于增长率和皈依其他宗教，印度教教徒的人数在下降”，并将其与以色列犹太人面临的人口下降进行了比较。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犹太裔结盟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犹太裔是美国游说能力最强、最有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效仿犹太裔的经验，可以更好地发挥印度教教徒的影响力。第二，凸显其印度教教徒特性，和穆斯林拉开距离。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犹太人是在伊斯兰世界中成功地保留了自己宗教民族特性的民族。
其次，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经常将自己打造成印度教社会的代言人，将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行为视作“反印度教”“反印度”。许多印裔美国人（特指印度教教徒）虽然也信奉印度教，遵守印度教的习俗和传统，支持在美国保留和传播印度教的文化，但并不赞成将印度教的宗教信仰和印度人的身份联系起来，更无意追随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排斥、敌视穆斯林、消除穆斯林在印度历史上的存在。对于绝大多数信仰印度教的印裔美国人而言，印度教文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源于印度，代表印度。但由于这种文化又和特定的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一旦涉及教派关系，即使是虔诚的印度教教徒，也未必完全赞成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主张。自由主义、世俗的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及基督徒对印度教民族主义宗教议程的批评，都被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视作“反印度教”“反印度”的行为。
（二）
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组织网络
早期的反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几乎都是宗教少数派组织，成立的背景都是印度国内的教派冲突。1980年，在美国的锡克教徒成立卡利斯坦委员会（Council of Khalistan）。这是美国第一个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印度国内议题的印裔少数宗教团体，其发展与印度国内的卡利斯坦运动遥相呼应。1984年印度政府实行“蓝星行动”后，在美锡克教徒动员起来予以抗议。愤怒的锡克教徒在距离印度大使馆几个街区的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道示威，随后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都举行了游行，并得到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丹·伯顿（Dan Burton）的支持。1989年，就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背景下，印裔穆斯林成立了印裔美国穆斯林联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Muslims from India，AFMI）。印裔美国穆斯林联盟最初致力于服务印裔穆斯林，改善他们在教育、收入和就业方面的状况。在1992年巴布里清真寺被拆除之后，该组织也将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促进世俗主义以及印度的族群和谐列为自己的重要目标。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教派冲突后，印裔美国穆斯林理事会（Indian American Muslim Council， IAMC）等组织又应运而生。印裔基督徒也联合起来，在2000年成立了北美印裔基督徒联盟（Indian AmericanChristian Organizations of North America，FIACONA），反抗印度国内由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 Dal）等组成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同盟。
后期的反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基本上是在民权、平等、世俗主义、反种族歧视等原则下成立的。首先，是由贱民种姓成立的组织。2000年，印裔达利特成立了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达利特团结”（Dalit Solidarity），反抗种姓压迫，推动实现达利特人的平等和正义。2008年，北美安贝德卡尔协会（the Ambedkar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成立，旨在改善被压迫种姓（主要是达利特）的生活。其次，是一些试图超越教派、种姓差异，以世俗主义、平等、人权和反种族歧视等原则将印裔美国人团结起来的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左翼的印裔知识分子及其活动人士，许多人都是进步的、世俗的印度教教徒。这类组织有的也以印度教教徒的名义实现联合，如2019年成立的“印度教人权组织”（Hindus for Human Rights）。有的则是用宽泛的“南亚人”的身份来实现更广泛的联合。最典型的如2001年成立的“南亚美国人共同领导”（South Asian American Leading Together，SAALT）。该组织关注南亚裔美国人中的边缘群体，其主张既包括反对美国国内针对南亚裔的白人种族主义，同时也包含了南亚裔美国人内部的种姓歧视、穆斯林恐惧症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南亚人”身份联合起来的印裔美国人拒绝接受宗教的身份定义，也无意卷入南亚次大陆的地缘冲突。因为来自南亚，“看起来相似”，他们形成共同的意识和目标，在南亚美国人这一标签下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社会对印裔美国人的偏见和歧视。
在构成上，反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内部组织多元化程度非常高，不同性质的组织活动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基于少数派宗教形成的组织也和美国国内的宗教组织进行合作。就像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希望和犹太裔结盟一样，印裔穆斯林和基督徒则希望和美国国内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组织结盟。印裔美国穆斯林联盟和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Muslim Public AffairsCouncil，MPAC）及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 IslamicRelations，CAIR）保持密切联系，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动员穆斯林社会。北美印裔基督徒联盟则呼吁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体与印度基督教会团结一致，反抗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迫害。北美印裔基督徒联盟宣称代表了全美50个州100多万印裔基督徒的关切和利益，首要任务是“保护印度基督教会的利益”。但很显然，这些组织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在印度国内有固定渊源和联系的对应团体，和印度国内类似组织的联系也远不像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那样紧密。而基于人权、平等、世俗主义和反种族歧视而成立的组织则希望置于更大范围的跨国网络中。美国的达利特组织虽然规模很小，但仍然希望通过国际达利特团结网络（International Dalit solidarity Network）和达利特自由网络（Dalit Freedom Network），将种姓问题置于全球范围讨论的突出位置。而像“南亚美国人共同领导”则寻求和所有反对种族歧视的组织进行联合。
其次，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内部不同形态的组织常常联合起来结成同盟。例如，印裔美国穆斯林联盟就与达利特结成联盟，支持印度所有弱势群体的进步。在印度国内，这两个群体都属于边缘弱势群体。而那些基于人权、平等、世俗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等原则形成的组织，常常也能和达利特、穆斯林、基督教徒结成同盟，尤其是在由印度教民族主义引发的人权问题上。
三、印度人民党的崛起与印裔美国人的对立
印裔美国人内部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其内部组织结构上，也反映在其集体行动中。这种分歧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变得清晰。1998年后，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在瓦杰帕伊政府时期，印度人民党在追求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议程方面相对温和，但在宗教少数派、教科书的编写等问题上还是在印度国内引发了争议。这些争议也蔓延到印裔美国人社会。2000年瓦杰帕伊总理访问美国，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举行了各种盛大的活动，但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他在演讲中重申他与国民志愿服务团之间的关系表示不满。印裔美国基督徒组织联盟在国会山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印度政府对基督教堂的暴力行为。当瓦杰帕伊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一个由达利特、佛教徒和锡克教徒联合起来的组织（Federation of Ambedkarites，Buddhists， and Ravidasi Organizations of North America，FABRONA）在纽约组织了抗议活动，抗议印度人民党政府“对达利特（贱民）的暴行和种族灭绝”。北美印裔基督徒联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9·11”事件后，美国社会伊斯兰恐惧症盛行，印裔美国人也成为种族歧视的对象。然而，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行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试图打造一个批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的联盟，反对美国社会将印度教教徒和来自南亚国家的其他移民视为一个整体，强调印度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伊斯兰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不应该与其一起被纳入南亚的范畴。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也力图向美国主流社会证明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差异，更加拒绝将自己纳入南亚移民的范畴。相反，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则尝试打造一个反种族歧视的联盟，反对要求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移民进行特别登记的政策，反对美国政府随意逮捕来自南亚地区的移民，以及各种基于种族的歧视和仇恨犯罪。双方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2002年，左翼的印裔美国学者和活动人士在“停止资助仇恨运动”（Campaign to Stop Funding Hate，CSFH）的平台下动员起来，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著名的印裔美国人慈善组织--印度发展救济基金会（India Development Relief Fund，IDRF）虽然声称自己是非政治、非教派的，但在实际上却和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将其原本应该用于非宗教人道主义事业的资金用于支持这些团体。该报告的作者成功地让思科（Cisco）和甲骨文（Oracle）等软件公司停止了对印度发展救济基金会的捐款，并获得了美国300多名学者的支持。这又激起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回应，一些组织站出来捍卫印度发展救济基金会，并为该慈善机构提供了更多的捐款。
2005年，亚裔美国人酒店业主协会（Asian American Hotel OwnersAssociation，AAHOA）邀请时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前往美国参加该协会的贸易展并在年会发表演讲。亚裔美国人酒店业主协会是印裔美国人的利益集团之一，成员大多数都是古吉拉特印度教教徒。虽然该协会副主席罗摩（M.P.Rama）表示，邀请莫迪访美纯粹是出于商业原因，“我们邀请演讲嘉宾时不会考虑政治或宗教背景。我们只关注协会成员如何能够盈利。我们协会的成员绝大多数，可能95％都是古吉拉特人，希望听到来自该邦首席部长的一手信息，古吉拉特提供的究竟是橄榄枝还是官僚主义”。但这一行动还是在印裔美国人内部引发了争议。一部分亚裔美国人酒店业主协会成员对协会邀请莫迪持保留态度，认为亚裔美国人酒店业主协会是在反抗美国社会针对亚裔酒店业主的歧视和不平等中产生的，协会不应该做背离其初衷的事情。约40个印裔美国人组织，包括印裔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组织，妇女组织，左翼和世俗主义印度教教徒组织，联合起来在南亚裔美国人名义下组建了反种族灭绝联盟（Coalition againstGenocide，CAG）。该联盟向亚裔美国人酒店业主协会发公开信请愿要求取消对莫迪的邀请，并引用《国际宗教自由法》游说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禁止莫迪入境。反种族灭绝联盟（CAG）得到了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一个名为“宗教和公共政策研究所”（The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Public Policy）的机构向美国国务院请愿拒绝莫迪入境，并派代表游说当时的国务卿赖斯，同时还向一些知名的组织和人士发送公开信请求他们反对莫迪访美。游说活动赢得了福音派基督徒和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美国国务院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214（b）条拒绝了莫迪的签证，理由是“他应该对骚乱期间古吉拉特邦国家机构的表现负责”以及“邦政府在控制侵犯该邦人民生命、自由、平等和尊严权利的暴力行为方面完全失败。”在美国国务院做出这一决定后，美国印裔穆斯林理事会（The Indian Muslim Council-USA）与反对种族灭绝联盟（CAG）的其他成员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北美印裔基督徒联盟发表声明，对国务院的决定表示欢迎。这些组织及其成员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贴上了“印度的叛徒”的标签。围绕莫迪的冲突此后一直在延续。2008年世界古吉拉特人大会邀请莫迪赴美并发言时，又是反对种族灭绝联盟（CAG）游说美国政府并得到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Religious Freedom）的支持。
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作为一个印裔美国人的游说组织，是在效仿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的基础上成立的，其目的是在华盛顿代表印裔美国人发声，为印裔美国人提供一个统一的参与平台。该组织声称其使命是“影响印裔美国人社区关注问题的政策”。在美印核协议谈判期间，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采取了积极的游说行动。它在美印核协议谈判时的作用为外界创造了一个团结和统一的印裔美国人的形象。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也确实努力塑造务实、温和的印裔美国人组织形象，试图弥合印裔美国人内部的分裂，除了致力于加强美印在国防、贸易和商业方面的关系外，还积极为印裔美国人参政提供支持，包括为身为印裔美国人的候选人提供政治资金。即使如此，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还是遭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批评。2004年，印裔美国人、共和党候选人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竞选参议员成功；2008年，金达尔当选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成为美国第一位印裔州长。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为他的竞选提供了资金。金达尔在高中皈依了基督教，将自己带有印度特征的名字皮尤什（Piyush）改为鲍比（Bobby）。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批评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为金达尔提供支持，认为金达尔不仅放弃了印度教，而且否认自己印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他们还批评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没有能在促进印度教的文化和传统上更加积极。与此同时，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则批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反穆斯林，因为委员会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密切合作，后者具有明显的反穆斯林特征。
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政府将扩大和印裔侨民尤其是印裔美国人的联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对印度的重视和拉拢，都使得印裔美国人更加密切地参与美印关系的发展。在总体上，印裔美国人都主张发展更加紧密的美印关系，认为美国应该更加支持印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调查显示，40％的印裔美国人认为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刚刚好；只有12％的印裔美国人认为美国过于支持印度；另外还有24％的印裔美国人认为美国还不够支持印度。这些数据表明，规模日益增大的印裔美国人群体，可能对美国制定对印度更加友好的外交政策和美印关系的走近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印裔美国人更加鲜明地分裂成为支持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和反对莫迪的反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前者认为美印关系的发展基于印度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民主国家，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后者则认为美印关系的发展基于印度是自由、世俗的民主国家，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抹黑了印度的国际形象。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围绕不同的立场、认知在美国政府对印度外交政策中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模式。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方，早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各种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就通过举办文化和宗教活动、游说国会、为竞选捐款以及充当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的喉舌，为莫迪在印裔美国人中提升影响力。莫迪当选后，印度人民党战略性地部署了“侨民外交”（diasporadiplomacy）战略，以吸引海外印度人的支持并帮助印度人民党政府回应对其负面的报道。印裔美国人内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和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政府之间，建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他塑造为具有个人魅力的传奇人物，一个能够给腐败丛生、官僚主义盛行的印度带来变革的领袖，同时能够复兴印度的伟大精神，带领印度走上世界大国道路的领导人。2014年莫迪首次作为总理访美时，一个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有联系的五人委员会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为他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大约有2万印裔美国人参加。2019年，在“你好，莫迪”的政治集会上，现场大约5万名观众中大多数都是印裔美国人。活动的组织者包括了得克萨斯印度论坛（Texas India Forum）、印度教基金会等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和国民志愿服务团关系密切。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通过向美国的两党提供支持来游说国会成员为莫迪站台。在“你好，莫迪”的集会上，有21名议员参加了聚会，其中有6名民主党人。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通过媒体影响公共舆论、游说政治过程，争取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并为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政策进行辩护。2019年莫迪连任后不久，美国印度教基金会就在国会与众议院印度核心小组（India Caucus）举行了题为“印度民主的行动：选举后分析”的简报会，基金会还发表了一份题为“印度：多元中的民主”的报告，宣扬印度的民主，主张美印关系发展。
而在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莫迪的当选意味着印度民主的倒退。他们将莫迪描绘成打击宗教少数派和贱民种姓的威权领导人，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旨在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印度不仅不可能走上繁荣和发展的道路，反而会陷入暴力、冲突和印度教多数主义的统治。在规模、资源和动员能力上，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远不如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仍然通过各种形式谴责印度政府的举措，还搭建平台来推动与美国政府官员直接对话，促使美国政府对印度采取干预措施。在他们看来，莫迪时代美印两国关系突飞猛进，美国要和印度发展更加长远的友好关系，美国有义务和责任谴责莫迪政府对人权、宗教自由和印度民主制度的破坏，支持印度国内少数派追求平等、人权的行动。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首次访美，在白宫外的集会上，当莫迪的大批粉丝高举欢迎美印新伙伴关系的海报时，一小批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则高喊莫迪是恐怖分子和右翼极端主义者。在“你好，莫迪”的集会上，世俗的印度教团体聚集了数千名成员在会场外抗议。
四、莫迪执政时期的印裔美国人：以印度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宪政地位的政策反应为例
印裔美国人内部两种不同的身份群体，塑造了两种不同的莫迪及其政府形象并且介入美国政府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中。本部分以印度宣布废除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宪政地位后到拜登政府上台这一时期印裔美国人的反应为例，分析印裔美国人内部的分歧及其对美印关系发展的影响。
2019年8月5日，印度政府宣布用新的宪法令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此前享有的特殊宪政地位和自治权，将该地区变成拉达克、查谟和克什米尔两个中央直辖区。美国国务院的基本立场认为这是印度国内政治。国务院发言人只是表示支持印巴两国就克什米尔问题直接对话，呼吁两国在冲突升级时保持冷静和克制，并反驳了媒体关于印度事先就这一举动知会美国的传言。在被问及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政策是否会发生任何变化时，发言人的回答是“没有”，但提到了对印控克什米尔人权状况的关注。
面对印度国内政局的变动，印裔美国人内两类不同的团体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叙事和行动策略。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世俗的印度教教徒、穆斯林，还有各种在平等、公正和人权名义下联合起来的组织，谴责印度对民主和自由的破坏。2019年8月17日，一个以印控克什米尔自治为目标的组织“与克什米尔在一起”（Stand with Kashmir，SWK）在旧金山渡轮大厦前举行了一场抗议活动。参与这一活动的还有印度教人权组织（HHR）、南亚行动联盟（Alliance of South Asians Taking Action，ASATA）、阿拉伯资源与组织中心（Arab Resource ＆ Organizing Cent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穆斯林学生协会（UC Berkeley Muslim StudentAssociation）等。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发生在波士顿等印裔美国人集中的地区。印度教人权组织（HHR）的创始人拉朱·拉贾戈帕尔（RajuRajagopal）称“克什米尔人被剥夺民主的时间太长了”。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一边，美国印度教基金会（HAF）、印美克什米尔论坛（Indo American Kashmir Forum，IAKF）、克什米尔印度教基金会（Kashmir Hindu Foundation，KHF）则联合起来，称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紧张局势是巴基斯坦跨界恐怖主义直接导致的，废除宪法第370条和35A条确保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美国印度教基金会称废除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将确保印度议会通过的所有民主法律都适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地区的居民，确保他们无论性别、性取向、宗教或社会背景如何，都能享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以及与其他印度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并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和经济机会......将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行政地位更改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及拉达克联邦属地，这绝对是印度的内部问题......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必须废除。”
双方在国会内部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美国印度教基金会先是在2019年9月15日派代表主持了参议院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简报会，强调印度政府废除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的必要性。此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组织在美国国会关于克什米尔和人权的问题上积极活动，确保美国政府不会在此问题上公开表态并采取相关措施。美国印度教基金会还以传播错误信息的方式来对抗进步组织和人士的政治动员，转移国会对印度政府的批评，并伪装成印裔美国人中的自由派代表，阻止国会议员对印度采取批评立场。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教人权组织也在国会举行了两次关于印度对待穆斯林的简报会，邀请民主党进步党团成员及印裔美国穆斯林委员会在内的其他人权组织成员参加，呼吁美国国务院设立一个特使办来监督和打击“国际伊斯兰恐惧症”。印裔美国穆斯林委员会在国会也组织了一次主题为“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残酷迫害”的简报会，得到了世俗的印度教教徒、基督教徒、达利特组织和各种人权组织在内的17个组织的支持。
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组织了两次听证会。第一次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FAC）于2019年10月22日举行，讨论南亚地区人权问题，但主要关注克什米尔。第二次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于2019年11月14日举行，主题是“当前背景下的查谟和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 inContext）”。在听证会上，反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声称，莫迪正在打造一个新印度，其中非印度教教徒只能沦为二等公民。废除宪法第370条的行动既缺乏法律依据也没有和人民协商。在克什米尔和印度其他各邦，都广泛存在政府打击少数派的行为。“美国国会必须会见来自印度少数族群的选民，调查印度教民族主义、RSS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国会议员必须要求印度允许法律观察员和外国记者不受限制地进入克什米尔、阿萨姆邦以及整个印度，起诉那些对暴行负有责任的人，并提供赔偿。”而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边，印裔美国人基金会、印美克什米尔论坛、克什米尔印度教基金会则援引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印度议会两院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修宪案的程序合法性，为废除宪法第370条和35A条进行辩护。“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加关注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平民在巴基斯坦政府的控制下所面临的侵犯人权的问题······有力地解决巴基斯坦作为恐怖主义国家的角色。美国政府应全力支持印度的内部主权决定。”
不仅普通的印裔美国人以各自的方式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在政府内部，印裔的国会议员也卷入其中。在116届国会中，共有四名印裔美国人当选议员，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米·贝拉（Ami Bera）和罗·卡纳（Ro Khanna），华盛顿州的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伊利诺伊州的拉贾·克里希纳穆尔提（Raja Krishnamoorthi），均来自民主党。普拉米拉·贾亚帕尔最早联合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詹姆斯·麦戈文（JamesMcGovern）向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写信，以美印关系和民主发展为前提，敦促美国国务院“向印度政府施压”。她还与议员沃特金斯（SteveWatkins）共同起草了一份决议，谴责莫迪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行为违反了印度宪法中的世俗性原则和国际人权法，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举措要求，包括美国应承认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安全挑战，敦促印度政府释放关押的人员等。进步主义的民主党议员以及反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的负责人遭到了印裔美国人内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敌视乃至威胁。
必须承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无论在规模、资源、内部统一性以及与美印两国政府的关系方面，都享有巨大的优势。很难说，他们的行动背后没有印度政府的支持。根据媒体的调查报道，在宪法第370条被废除后，一个来源不明的名为“印度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India，DPI）的组织曾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对美国国会议员就有关印控克什米尔的看法施加影响。这个政党的背后显然有印度驻美使馆的影子。不仅如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印控克什米尔问题上为印度政府辩护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也是许多保持中立立场、主张美国和印度（即使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统治的印度）发展更加密切关系的印裔美国人及其组织追求的目标。影响力最大的印裔美国人游说团体-美印政治行动委员会（USINPAC）联合了号称无政治倾向的印裔美国人联合会（Indo-American CommunityFederation，IACF）等组织在国会举行简报会，邀请了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主席埃利奥特·恩格尔（Eliot Engel）在内的多名国会议员参加，认为“莫迪总理的政府采取了历史性行动，取消了第370条和第35A条，或者说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以促进和平和印度管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重新融合。”这些都受到印度政府的欢迎。
相比较而言，反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不仅规模要小得多，而且也缺少来自印度政府层面的支持。在美印关系不断走近，美国为拉拢印度不惜在安全、军事、经济等领域对印度大开绿灯，在价值观领域实行双重标准的大背景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游说实现了预期目标，而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游说没有对美国行政部门的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2020年1月拜登上台后，在问及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立场是否改变时，国务院新任发言人奈德·普赖斯（Ned Price）的回答是：“我想明确一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非常有意识地避免做令印度感到尴尬的举动。但在国会两院，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获得了支持。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提出了一份要求支持克什米尔自治的激进议案，未能获得其他议员的支持。印裔民主党议员贾亚帕尔提出的议案在435名众议员的众议院中获得了29名支持者。正如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副主任、南亚高级助理迈克尔·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所说的那样，考虑美国有多么亲印度，多不愿意损害美印亲密关系，这一决议能获得二十多名公开的支持者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就。2019年12月19,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原计划在印美“" 2 + 2 "对话会期间会见美国议员，国会拒绝将贾亚帕尔排除在代表团之外，苏杰生最终取消了会晤。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詹姆斯·麦戈文则嘲笑苏杰生，称外国政府无权决定哪位国会议员是否能够参加会议。这些事件使贾亚帕尔的议案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包括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和金融服务委员会委员马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等重量级人物。甚至在两党党争的背景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的资深共和党议员也发出了批评印度的声音。2020年1月13日，美国国会研究处（CRS）出台了一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文件，对美国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政策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得到了跨党派的独立机构-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主席建议美国与印度合作，制定一项旨在保护印度宗教少数派的长期战略，并在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持续将克什米尔问题列为关注的焦点。作为这些压力的结果，印度智库提醒政府必须认识到美国国会的重要性，不能忽视美国国会的回应。印度与国会两院的接触不能仅局限于与印度相关的党团组织，如众议院的印度及印裔美国人委员会（Congressional Committee on India and Indian Americans）、参议院的印度核心小组（Senate India Caucus）等，还要扩大到外交委员会等组织。很难说，美国国会在印度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宪政地位问题上的反应与印裔美国人内部反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的游说没有关系。
五、结语
移民之所以在外交关系中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天然地和其母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常常被其母国视为重要的外交资源，期待移民在该国政府对其母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在规模上，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印裔美国人中处于少数地位，但他们的存在及其游说活动仍然为我们观察少数族裔的游说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少数族裔并非总是在对母国政府有利的立场上进行游说。正如学者们所研究的那样，美国的古巴裔美国人在游说美国对古采取强硬政策时起了很大作用。古巴裔美国人效仿犹太人成立的“古巴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Cuban American NationalFoundation，CANF）主张美国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反对任何的妥协和谈判，在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游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对古巴实行严厉制裁的法案。美国和古巴的和解则导致了古巴裔美国人的分裂，“ABC（在美国出生的古巴人）中间路线打破了古巴裔美国人的强硬路线”。在印度，随着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印裔美国人也围绕着该如何定义印度、美国应该如何与印度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变动的背景下，这些分歧导致他们在美国对印外交政策及美印关系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组织网络。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调查数据显示，17％的印裔美国人亲印度也支持印度政府的政策；35％的印裔美国人亲印度却对印度政府的一些政策持批评态度；23％的印裔美国人亲印度却对印度政府的许多政策都持批评态度；7％的印裔美国人不支持印度。在问及印度当前发展道路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持完全对立观点的印裔美国人的比例相当（36％认为正确，39％认为错误）。在对莫迪的评价上，赞成和反对的比例分别为48％和31％。这意味着印裔美国人虽然亲印度，却对印度政府尤其是莫迪政府及其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对印裔美国人而言，与印度的联系，对印度的看法，直接影响了他们在美印关系中的认知和行动。与此同时，他们内部的差异也直接与印度国内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的扩张和在印裔美国人社会的渗透，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开始援引“信仰印度教的印裔美国人”（Hindu American）身份，以区分传统的印裔美国人（Indian American）。在字面上，“信仰印度教的印裔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更有亲缘关系，并在政治上支持印度教特性的政治议程。新的游说组织如“美国印度教教徒政治行动委员会”（Hindu Americ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HAPAC）、“印度教教徒共和党联盟”（Republican Hindu Coalition，RHC）开始变得活跃。他们和传统的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保持距离，更加自信和公开地支持带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议程。
过去几年来，美印两国不断强化战略伙伴关系，宣传这种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包括对民主的承诺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但在事实上，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和印度，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在印度，印裔美国人被认为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安全目标，并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显然印度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美国和印度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分歧，那么再好的游说努力也无法奏效。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对印度采取容忍态度。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表明，在美国认为和印度的战略利益一致时，美国领导人可以忽略双方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领域的分歧。显然，莫迪也认定了，只要美国政府需要印度来遏制中国、实现其核心外交政策利益，他就仍然可以成为美国政府的座上宾。美国人，包括印裔美国人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印裔美国人内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分歧清楚表明，并不存在统一的印裔美国人。而他们之间的博弈及最终如何影响美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印度。
*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往期推荐↓
▲政报·102期 | 为保2024大选，印人党打算收割这个群体的选票了.....
▲经报·96期 | 印落后中国16.5年，但正在快速缩小差距！
▲军报·25期 | 印空军高官：本土战机采购成本飙高，真是造不如买呐
更多内容请见↓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宝贵的意见或建议，但请务必保持友善和尊重，任何带有攻击性和侮辱性语言的留言（例如“阿三”）都不会被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