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利用業餘時間，再次認真拜讀了上海復旦大學施謝捷教授的新著《新見古代玉印選》（藝文書院，2016年5月。以下簡稱《新見》）《新見古代玉印選續》（藝文書院，2017年6月。以下簡稱《新見續》），這是施教授自《虛無有齋摹輯漢印》[1]之後的兩部印譜力作。何以稱其爲力作？首先，將如此數量的古代玉印資料匯輯一處，在同類譜錄中，罕有儔匹。《新見》計著錄古代玉印621鈕，上編著錄“新見古代玉印圖版”100鈕並部分印紐圖，下編著錄“虛無有齋摹輯古玉印”621鈕（其中包含上編圖版100鈕印文摹本）。《新見續》與《新見》的編排體例相同，在《新見》的基礎上進行了增訂。上編著錄“新見古代玉印圖版”110鈕，下編著錄“虛無有齋摹輯古玉印（增訂本）”861鈕（其中包含上編圖版108鈕印文摹本），較《新見》增加了243鈕。此前有《古玉印集存》[2]著錄玉印498鈕，數量僅次於此。其次，較之前所摹金屬類璽印而言，玉印之於摹輯似乎更爲接近原印。金屬類璽印受自身屬性、保存條件等因素限制，摹輯前尚需“紙上去鏽”，而絕大多數玉印之保存狀態應該是最爲接近原始面貌的。再次，將散佈在民間藏家的古玉印集結出版，實屬史無前例。其中原因，一則，各家所藏良莠不齊、真僞摻雜；二則，如此機會不是每個歷史時期都有的，退一步講，即便有，也是很難被集中一處的。掩卷之餘，不由生發個人於古代玉印的些許拙見，茲列一二，並乞同好指正。
一、古玉印概念
“玉是一種石頭，也是一種礦物，往往被稱爲玉石，但玉與石有著地質礦物學和文化審美上的嚴格區別，是兩種不同的礦物。……到了文明時代，玉又被披戴上等級的瑞符、德的載體、人品的象徵、寶藏的奇珍、泉貨的上幣、鑒賞的物件等等神聖的光環，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3]可以概括性的認爲，玉是組成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已然超出其作爲一種礦物質的屬性。在浩如煙海的古璽印遺存中，玉印的存在，首先是其材質的特殊性，其次因材質特殊而致藝術風格迥異于其他璽印，“它是璽印，具有徴信的功用；同時又是玉器”[4]，所以歷來備受各界關注，其特殊地位可想而知。所以，在認識古玉印之前，務必首先建立玉在古代社會的整體概念，通過對玉這種特殊材質深層次的理解與認知，再加上璽印方面的理論，玉印的概念便會變得具象而立體。[需要格外說明的是，本文所述古玉印，主要指先秦、秦、兩漢（包括新莽）時期的玉印，偶有述及魏晉時期的。漢代以後的玉印，由於印文風格、使用方式等方面的變化，與漢代及之前的玉印有所不同，可以說是另一種審美類型，不在本文重點討論範圍內。]
二、古玉印之分期
與同時期其他金屬材質的古璽印相類，古玉印同樣可分先秦、秦、兩漢時期。先秦，主要指戰國時期，璽印的佩戴與使用呈現逐漸放大的趨勢，玉印應運而生。在較爲龐雜的戰國古璽印遺存序列中，可以對各國玉印進行分域。首先，列國文字風格特徵明顯；其次，各國玉印形制亦稍有不同（詳見下文）。從數量方面考察，漢代遺存占絕大多數，其次是先秦，秦玉印數量最少。比之同時期非晶玉材質璽印，彼此大致呈正比關係。當然，金屬材質的秦印數量並不比先秦時代少是另有原因的，即秦印包含了相當數量秦統一前以及一定數量秦末漢初的璽印。由於科學考古提供的參考座標尚且不能完全解決這一斷代課題，所以目前只能沿用舊法，即採取寬泛式的類型學界定法則。基於這樣的認識，將玉印數量與其他金屬材質的璽印作比對，“彼此大致呈正比關係”的結論是比較客觀的。秦玉印存世量稀少的另一個原因，或許應該系聯整個秦國用玉的課題。從目前看到的資料分析，統一前的秦人製作玉器的整體水準要明顯落後于其他東方諸國。玉印的製作與同時期玉器加工工藝是同步的。列國之中，又以楚國玉印的製作最爲考究，察看同時期楚式風格的玉器，情況一致。
三、古玉印鈕式與形制
與同時期金屬材質的璽印一樣，玉印的鈕式也是豐富多樣的。蓋有覆斗鈕、菱形印面鼻鈕、三角形印面鼻鈕、八邊柱形鼻鈕、類柱形鈕、權形鈕、熊鈕、線刻人物鈕、柿蒂形權狀鼻鈕、曲尺形鈕、異形鈕、觿鈕、圓形穿帶式鈕、龍鈕、鳳鈕、螭虎鈕、方形穿帶式鈕、虎鈕、龜鈕、瓦鈕、橋鈕、鳥鈕（雁、鵠鈕）、饅頭鈕、蛇鈕、辟邪鈕、類杙形鈕、隨形鈕等，其中以正方形覆斗鈕爲大宗。“覆斗鈕。僅見於玉印，印體有如倒覆的斗形，僅在頂端鏤刻稍稍高出印臺的長方形鈕體，鈕孔在左右兩側相向斜穿而下。有的並在四側雕飾變形獸體紋。秦漢玉印亦多取覆斗形式，實質上仍是鼻鈕的簡化。此種工藝上的簡化，當與玉質材料的特性有關。”[5]
覆斗鈕作爲玉印的主要形式，貫穿先秦、秦及兩漢各個時期。通過大量梳理、分類，各時期覆斗鈕的形式堪稱繁複多樣，現根據已發表圖片資料中具有代表性的例證羅列如下：
（一）先秦時期。粗略分爲ABCDE五種形式。
A式，盝頂鈕部四邊倒棱，有的僅在鈕孔方向倒棱；有的鈕頂部呈窄條狀，有的呈平板狀；鈕頂呈拱起弧狀，穿孔方向有的倒棱；有的印臺高度與印臺以上部分尺寸比例大約爲1：1，有的則不成比例；有的環覆斗印臺、印鈕部位裝飾陰線一組或兩組；鈕頂向印臺四側之過渡斜坡爲弧面，見“肖穌”（如圖一）[6]“牛□、秦豹”[7]“句丘君”[8]“襄平君[9]、長筡、陳□、藺產、卲不患”[10]；
B式，與A式不同之處在於，鈕頂向印臺四側之過渡斜坡爲平面，例見“長平君相室鉩”（圖二）[11]“春安君”[12]“筍迲”[13]“徐薈信璽”[14]“韓建”[15]“宋相如”[16]“長信君、石鞁、童
、郤君、邯鄲遛、吉信”[17]“□□、信城医”[18]；
圖一 圖二
C式，矩形覆斗鼻鈕狀，見“吉+肖形（圖三）、亙□、肖形、滿”[19]；
D式，在前述B式的基礎上，於鈕頂向印臺四側之過渡斜坡爲平面、印臺四側添加線刻或淺浮雕紋樣，見“君之信鉩”（圖四）[20]“長□宔”[21]“賦”[22]。
E式，盝頂及印臺四側全部爲平面，除了鈕孔，環印體一周再無任何裝飾工藝，見“翏”（圖五）[23]“淳于邦”[24]。
圖三 圖四 圖五
（二）秦。大部分式樣承襲先秦時期，分爲ABCDE幾種形式。
A式，與前述先秦時期A式實屬同一類，主要特徵爲鈕頂向印臺四側之過渡斜坡爲弧面，見“任印”（圖六）[25]“賈脩、王猷私印”[26]“侯赧、李起、王駔、欣璽”[27]“成卿”[28]“梅野”[29]“吳賜”[30]“王”[31]“韓
私印”[32]；
B式，與前述先秦時期B式同類，鈕頂向印臺四側之過渡斜坡爲平面，見“轉”（圖七）[33]“段甲私璽、笵義、郝嬰、田沛、徐成、司馬狀”[34]“丁布、就邦、李不、王脩、宋昌、楊卬、張頛、趙穀”[35]；
圖六 圖七
C式：矩形覆斗鈕狀，見“駱姽（圖八）、姚讎、趙陝”[36]“賓龏、姚歇、趙快、莊武、顝”[37]“蜀”[38]“唐”[39]，“王駔”[40]“未”[41]“君”[42]；
D式：方形覆斗鈕狀，將覆斗形加高，見“”（圖九）[43]；
E式，與前述先秦時期D式類同，例見“公孫穀印”（圖十）[44]。
圖八 圖九 圖十
（三）兩漢（包括新莽）時期。漢初保留了先秦、秦時期的玉印形制，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形成了以平板狀盝頂爲主的樣式。見如下ABCDEFGH幾種形式。
A式，與先秦、秦時期A式近乎一致，实则，所谓汉初，不过是秦的完全循沿而已。見“利蒼”（圖十一）[45]“左寵”[46]“趙夷、致”[47]；
B式，與秦A式有些特徵近似，鈕頂向印臺四側之過渡斜坡爲弧面，鈕頂略微拱起，見“向賁”（圖十二）[48]“郭嘉”[49]“笵惡夫”[50]“智上”[51]“蘇意”[52]“常游、莊尚”[53]“笵建”[54]；
C式，与B式不同的是，鈕頂向印臺四側之過渡斜坡爲平面，見“上官平”（圖十三）[55]“笵武、方孝、呂鼂、王定”[56]“任審、趙嘉、臣佗、長、登、臧”[57]；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D式，鈕頂呈略小的正方形平臺狀，見“唐忠（圖十四）、呂宜昌印”[58]“家君”[59]“王遷”[60]“李童”[61]“劉舍、周它”[62]“陳解、程竈、李神、桑連多、說”[63]；
E式，鈕頂有紋飾或文字者，見“杜當時”（圖十五）[64]“成德”[65]“宋嬰”[66]“蔡昌、春”[67]；
F式，與先秦D式、秦E式類同，例見“勒代”（圖十六）[68]；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G式，鈕頂呈矩形平板狀，鈕頂向印臺四側之過渡斜坡爲弧面，其中穿孔方向上的兩條棱線有倒棱現象，見“雍黭（圖十七）、陳請士”[69]“鹵濞、姚霸、尹安”[70]“魏嫽、賈夷吾、司馬縱、陽成嬰”[71]“任彊、淳于蒲蘇”[72]“長施、常遷、郭福、女罕、張晨、傅陽加、臣路、奉山”[73]“戴肩、丁步賢、韓喜、鹵濞、魏肄、澤若”[74]；有的穿孔方向上的兩條棱線無倒棱現象，見“趙眜”（圖十八）[75]“胡獲”[76]“蘇過期”[77]“胡從之”[78]“鄧意”[79]“桓啟、桓駕、謝李、趙嬰隋”[80]“田莞”[81]“劉毋智”[82]“爨年、良道、張建、周右車”[83]“王方山、楊郢人、張禮、蘇、勝之”[84]；
H式，鈕頂爲平面，盝頂及印臺四側全部爲平面，除了鈕孔，環印體一周再無任何裝飾工藝，見“魏霸”（圖十九）[85]“焦賜”[86]“杜威”[87]。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顯然，G式是兩漢玉印覆斗鈕的典型，凡此式樣的玉印不論是印胚製作還是文字設計皆較其他類型精緻、優化，尤其文字線條的精整有力、寬博雍容致使今人對漢玉印的審美類型在認識上較爲固化，這種影響力也是其他類型的玉印所不能輕易撼動的。另有一式，也慣見於兩漢玉印，與G式唯一的區別是，鈕頂向印臺四側之過渡斜坡爲平面。這種微妙的變化正是工藝繁簡的體現，毋庸置疑，弧面的製作難度要大於平面。見“楊屠（圖二十）、張”[88]“呂畸、膂鄉”[89]等等。
圖二十
其他鈕式：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三
先秦、秦時期：如菱形印面鼻鈕見“雲紋印”（圖二十一）[90]；三角形印面扁臺鼻鈕，見“王+鳥+雙鹿”（圖二十二）[91]，此印另有一個特別之處，即鼻鈕爲三通樣式，同樣的例子也出現在秦印中，如“趙豫”[92]；八邊柱形鼻鈕，見“邦”（圖二十三）[93]“曹”[94]；八邊壇形鼻鈕，見“昌”（圖二十四）[95]；類柱形鈕，見“”（圖二十五）[96]；權形窄條狀鼻鈕見“干得”（圖二十六）[97]；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圖二十六
權形鼻鈕見“勁”（圖二十七）[98]；熊鈕見“鳥紋”肖形印（圖二十八）[99]；線刻人物鈕見“善何”（圖二十九）[100]；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柿蒂形權狀鼻鈕見“慎事”（圖三十）[101]，與之相近的鈕式見“交龍紋肖形印”[102]；曲尺形鈕見“王趞”（圖三十一）[103]；
圖三十 圖三十一
異形鈕a式（圖三十二）[104]、b式“大生（圖三十三）、行”[105]；觿鈕“信思”（按，私人收藏，曾見於盛世收藏網）；圓形穿帶鈕式見肖形印（圖三十四）[106]；
圖三十二 圖三十三 圖三十四
龍鈕（印體四側有勾連雲紋）見“臧□”（圖三十五）[107]；鳳鈕（印體四側有勾連雲紋）見“陳馭”（圖三十六）[108]；螭虎鈕（作站立狀，與漢代作盤臥式不同，印體四側有幾何雲紋）見楚璽“□□”（圖三十七）[109]；獸鈕見“贏”（圖三十八）[110]。
圖三十五 圖三十六 圖三十七 圖三十八
兩漢（包括新莽）時期：方形穿帶式鈕見“劉、妾
”（圖三十九）[111]“趙稺公、臣稺公”[112]“莊虖、肖形”[113]“厭彘、無字”[114]；虎鈕見1980年江蘇省揚州市邗江甘泉雙山2號東漢廣陵王劉荊墓出土瑪瑙印胚（圖四十）[115]；龜鈕見“番護（圖四十一）、□禁私印、呂章信印”[116]“永壽康寧”[117]“周竭私印”[118]及2015年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大劉記印”；
圖三十九 圖四十 圖四十一
瓦鈕見“陳樂成”（圖四十二）[119]“王常有印”[120]“羊審私印”[121]；橋鈕見“張隆私印”（圖四十三）[122]；螭虎鈕見“皇后之璽（圖四十四）、帝印”[123]“私信”[124]“劉房思印”[125]“長樂萬歲大利”[126]“劉慎”[127]，值得一提的是，此印的“劉”字刻在印面右側內凹的凹槽內，類似的情形也見於戰國燕璽，如“鄭臣”[128]，
圖四十二 圖四十三 圖四十四
另有一些戰國楚官璽也作四邊凸起樣式，如“考府”[129]“下蔡序大夫”[130]“南門出鉨”[131]等；雁鈕見“緁伃妾娋”（圖四十五）[132]；鵠鈕見海昏侯墓出“劉賀”（圖四十六）[133]；饅頭鈕見“羊紋”肖形印（圖四十七）[134]；
圖四十五 圖四十六 圖四十七
獸鈕見“長樂貴富”（圖四十八）[135]“陳□”[136]；蛇鈕見“殷”（圖四十九）[137]；
圖四十八 圖四十九
辟邪鈕見“萬歲無極（圖五十）、長壽萬年”[138]；將覆斗形加高，有的近似杙鈕，見“程過（圖五十一）、安之、得”[139]“灑”[140]“懬”[141]；隨形鈕（基本上是松石質地）見“王常（圖五十二）、張胡”[142]“高、苐”[143]“憙”[144]“勝之”[145]，等等，尚有很多大同小異的例子，不再特別分類列舉。需要格外說明的是，造成這些鈕式細微差別的原因，一則，主要是工藝的繼承與工藝的改進；二則，時代對形制的主觀審美要求所致，特需細心觀察與體會；三，工藝的不可逆性。
圖五十 圖五十一 圖五十二
可以看出，玉印鈕式與形制，除了主要形式的覆斗鈕以外，其他形制與同時期金屬材質璽印鈕式與形制大體對應，又可互補。其多樣化的表現形式，反映了古人對於玉器加工工藝的嫺熟程度。鈕式與形制明確的類型化是一個時代審美特徵及其文化內涵的直觀反映，某些孤立的個例只是一定條件下的表象，並不能說明其在當時也是孤立存在的。對待古代遺存現象，秉持審慎的態度以及辯證的思維模式是探求其事實的第一步。
四、古玉印之材質
古人對於玉的認識是經歷了產生、發展到成熟的過程的。“原始人類對玉器的認識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當時人們常把質地比一般石材更細膩堅硬、色彩絢麗斑斕近似玉質的彩石視爲寶物，因此古人對玉的概念是‘石之美者’，並賦予這些‘美石’以信仰和崇拜功能。”[146]在經歷了商周時期的大發展階段後，漢人對玉的認識顯然是趨於成熟了。漢劉歆《西京雜記》：“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可見瑪瑙、琉璃之專名在漢代已有，並特別申述了“白玉”的用途。又，《說文解字注》：“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潤澤以溫，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不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絜之方也。”[147]不難看出，漢人對於玉的認識是清晰且精准的。關於琉璃（也稱玻璃、流璃）的用途之一，周長源先生認爲是玉器替代品[148]。又，玉髓（參看圖十六）[149]。本文所述及的玉印材質，採取廣義的概念，即不特指人們所認定的玉的範疇，計有：玉、瑪瑙（參看圖三十九）、琉璃（參看圖二十二）、水晶（圖五十三）[150]、松石（參看圖八、圖二十五、圖三十三、圖三十七、圖四十八、圖五十）、琥珀（參看圖四十七）[151]、炭精石（圖五十四）[152]、石（滑石）（圖五十五）[153]等。
圖五十三 圖五十四 圖五十五
五、古玉印印文特點
古玉印印文內容與同時期金屬類璽印一致，同樣有文字、肖形兩個單元。
文字部分：
1、先秦，印面以白文爲主，偶見朱文。單字、兩字、三字、四字及以上多字印皆有出現，一般都有邊欄，偶見不施邊欄者。內容以姓名、名字璽爲主，間有封君、箴言、吉語璽。
2、秦，僅見白文。有單字、兩字、三字、四字者，與金屬類印一樣，以施邊欄及界格爲其主流格式，偶見邊欄界格全無者。另有僅施邊欄而無界格的。內容也以姓名、名字印居多，偶見封君、箴言、吉語印。
3、兩漢（包括新莽），以白文爲主，朱白相間者見“茅利國印”[154]，較先秦、秦文字字體單一入印而言，鳥蟲篆以書體之裝飾性依託玉質材料之特殊性，在兩漢時期同類璽印中脫穎而出。另外，漢人將摹印篆文字固有特點以最大程度展現在玉質媒介上，與先秦、秦時期玉印風格相比，承襲有自，且獨具特色，形成了以縱向布白爲主體的漢玉印審美樣式，被後世篆刻者奉爲圭臬。實際上，類似排布文字的現象在銅質漢印中也能找到，只是玉印審美形成既定樣式後，其他材質只能遭受覆蓋。此期玉印同樣有單字、兩字、三字、四字，並有多於四字的六字、九字乃至十二字[155]。內容仍以姓名、名字印爲大宗，同時發現了皇后（皇后之璽）、王（淮陽王璽）、侯（陽陵侯則）用印。與先秦、秦玉印不同的是，兩漢（包括新莽）時期箴言印幾乎絕跡，代之以吉語類印，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同期金屬材質印中。關於這一現象，應該與當時社會的政治文化背景相關（由於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故不作詳細討論）。
肖形部分。與同時期金屬材質肖形印作比較，玉質肖形印所占比例極小。先秦、秦時期，有一類“文字+肖形”的印，如“王+肖形”（圖五十五）[156]“君+肖形”[157]“吉+肖形”[158]，漢代也有出現，如“印+龍紋”[159]；獨立的肖形有“鹿紋（圖五十七）、鳥紋”[160]“鳥紋”[161]“螭虎紋”[162]“鹿紋、龍紋、鳥紋、穿帶肖形”[163]，圓形穿帶鈕式肖形印（前文已舉），兩漢（包括新莽）時期見有饅頭鈕肖形印“羊紋”（前文已舉）、莊虖-肖形穿帶印（見下文舉）。以上皆白文。另，玉質肖形印也有作朱文的，如“臥鹿紋”（圖五十八）[164]“鹿紋”[165]“虎紋”[166]。
圖五十六 圖五十七 圖五十八
六、古玉印的使用範圍
《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衛宏：“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從存世大量玉印來看，絶大部分爲私印，包括姓名印、名字印，及箴言、吉語印等。此外見有皇后用印（前文已舉）、諸侯王用印，如“淮陽王璽”（圖五十九）[167]、封爵+名字印，如“陽陵矦則”（圖六十）[168]、封君用印（前文已舉），並無三公九卿及百官印。可見衞宏所述“群臣莫敢用”的“玉印”應該是指三公九卿及百官公印。“群臣”置用私印，似乎並不在限制範圍內。然而通過梳理、排列資料可得，玉私印的尺寸一般都在當時的一寸範圍內，即“大不過徑寸”。可見“群臣”玉私印的具體使用也應該是有規可循，並不是很隨意的。由於類似的資料史籍闕如，便給深入討論造成了極大的阻礙。我們只能通過一些零星的資料來窺探其究竟，比如，考古報告中有與“被人爲砸碎的玉器”伴出的“碎玉印或碎玉印胚”，肯定不是偶然的現象，應該是與喪葬用玉制度相關聯的。凡此種種，都應該放在玉印的使用範圍內加以綜合考量，僅憑主觀、人爲的臆測肯定是難以令人信服的、不科學的。
圖五十九 圖六十
七、古玉印的藝術風格
因材料之特異而致其風格獨特者，恐怕僅有玉印首當其衝。究其原委，金、銀類璽印尚屬金屬範疇，其製作方法與同時期銅印大致相類，以致金、銀類璽印雖然身份特殊，尚且不能構成其形成特殊風格的條件。玉印，則同時具備使用屬性與工藝屬性兩項要素。
在漫長的先秦、秦漢時期，玉印獨特藝術風格的形成看似水到渠成，實則，這種風格的形成與古人禮玉、崇玉、佩玉的時代大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先秦時期，玉印製作之工藝尚不成熟，與同時期金屬類璽印相比，玉印在體現文字細節上屢屢捉襟見肘，偶見神采超逸者，也是其文字本身適合入印而已。統一後的秦王朝，有賴於制度上的強力推行，“車同軌、書同文”，玉印製作承前啟後，比之統一前的秦代，水準顯著提升，每有令人驚訝之作，如“駱姽、趙陝”（前文已舉），文字蘊藉流美，比之同時期金屬璽印製作毫不遜色，在文字加工上可謂成竹在胸、遊刃有餘。兩漢（包括新莽）時期，社會環境基本穩定，文化、經濟相對發達，加之思想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審美方面則表現爲格式化、單一化。玉印製作工藝與同時期玉器製作一樣，真可謂後來居上、集大成者。形成了以精整、寬博、雅正爲典型的漢代玉印藝術風格，例見“杜廣”（圖六十一）、笵順”、劉舍、孫安國”[169]等。這種玉印的藝術風格早已深植人心，並被奉爲玉印中之“主流”形態。當然，料分瑕瑜、工有良莠，並不是所有的漢代玉印都符合這樣的審美。選材不佳、刻製粗率的玉印也是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不及銅印製作整飭、精細。總之，種種條件之形成，造就了玉印之獨特風格。在製玉工藝登峰造極的兩漢時期，產生了又一審美類型——鳥蟲書玉印。例見“緁伃妾娋、（圖六十二）、蘇意、新成甲、王武”[170]“史亭山、石賀、劉說、莊成、夷吾、李堪、張應、國、武意、楊壬、侯志、貴僕、欒犀、黃賣、曹、曹
、祭睢、椄治、辟彊、膂棠里、薄戎奴、樊姕”[171]“爨年、干戎、女罕、審勃、張建、周右車、莊虖-肖形、成憙、李柢、劉犯、劉犯、劉慎、劉
-妾
、毛胥、屈彘、任奴、任繇、王鼂、王奴、王熊、王
、王擇、辛蒼、楊幐、張亥、張贏、召嬰、趙
、趙武、何、林、武成、嬰隋、君信哉”[172]“程竈、澤若、傅武、傅惡女、黃賀、季楊、李貞、屚成、路定、任少卿、王諱、雍黭、趙駒、周摯、臣方山、邞、”[173]等。這種近似刻板的審美類型應該是在兩漢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的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不難看出，無論是文字印化效果，還是加工工藝水準，抑或對完美與極致的追求，無不展現漢人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圖六十一 圖六十二
鳥蟲書玉印將古玉印帶向極則的同時，也爲古玉印的生命加上了完美的注腳。一個時代終結的同時必然迎來另一個時代。伴隨著“封泥時代”[174]的完結，“鈐朱時代”順勢開啟，古玉印在堅守其傳統體系的同時，很快沿著這條順應歷史大潮的路徑——隋唐印系[175]闊步走去，從產生、發展到成熟，最終構成了與封泥時代判然迥別的審美類型。
二〇一八年春於夷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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