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除了经济、移民政策、外交关系等传统议题，性别政策成为了选战中的一大焦点。
哈里斯支持美国儿童变性自由，无需父母同意，并且认为LGBT群体可以参加奥运会、世锦赛的女子项目。
跨性别运动员 Laurel Hubbard 参加女子举重项目引发争议
特朗普则明确如果再次当选，他将"阻止"对未成年人的性别确认治疗，通过限制LGBT权他认为任何一个严肃的国家都不应该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们生错了性别。
哈里斯与特朗普的性别政策分歧，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性别认同问题上的深刻裂痕。
在这过程中，青少年群体成为了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他们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尝试寻找到自己的性别认同。
而父母则挣扎着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最近一位华人妈妈在社交平台上哭诉：为了儿子，我决定逃离加州...
华人妈妈逃离加州
一位妈妈在聊天中问到：想搬家到LGBT少的地方，哪个城市比较推荐？
她希望搬家到一个LGBT人群较少的城市，为了“救”回她的儿子，她愿意放弃自己珍惜的工作。
她发现现在很多私立小学变性需求的孩子非常多。
她经理的儿子曾在Montessori学校就读，但二年级时，班级里有2-3个孩子表达了变性的意愿，这让她深感不安。
为避免儿子受到这种影响，这位妈妈最终选择将孩子从学校撤出，转为homeschool。
而她非常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个权威的医生告诉她儿子不是女孩，慢慢把他的想法纠正过来。
她还提到，原本儿子只是对自己性别有点怀疑，但有一次她带着儿子去看医生，希望能得到一些权威的声音来确定儿子的性别。
她希望医生能明确告诉儿子，他不是女孩，而是男孩。
令她惊讶的是，医生反而表示，孩子确实可能是跨性别者，并建议越早进行手术，越有利于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她在医院工作，她的同事中有一位LGBT经理，负责许多跨性别手术的患者，甚至因手术量大而获得了医院的表彰。
后来越来越多家长加入讨论中，一位家长提到，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接触LGBT团体后，开始要求变性，并坚持认为自己是女孩，要求穿裙子、留长发。
父母带去见心理医生，不见还好，一见回来就更确定自己是女孩，要死要活去变性，爸妈不同意直接闹到报警。
社工来了，反而安排了心理医生给爸妈，劝他们接受现实。
性别认同话题的讨论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问题。
在加州，一些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性别认同选择时，常常处于极大的社会压力之下。
父母不同意时，社工和心理医生的介入更是让许多家庭感到失去了决策权。
即使家长坚持不接受孩子的性别认同选择，也常常面临着法律、社会和学校的压力，最终不得不做出妥协。
在这一环境下，很多家庭开始寻求改变，试图把孩子带到对性别问题较为保守的地区，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家庭的环境。
首富马斯克“觉醒病毒”的受害者
华人父母的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对于这一问题。世界首富马斯克最有发言权。
马斯克的大儿子在16岁时进行了变性手术，不仅变性还变姓，宣布与马斯克断绝关系。
马斯克曾痛苦的说道：“我的大儿子死了，被觉醒病毒杀死了，我被骗去签了一些文件，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不签，泽维尔会自杀。我与觉醒病毒不共戴天!”
前段时间，加州出台了最新的性别法案，法案禁止学校在未经学生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向任何人透露改变性别认同的情况，包括学生父母。
对此，马斯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决定将自己的公司SpaceX总部从加利福尼亚州迁往德克萨斯州。
也有人猜测，马斯克支持特朗普的竞选，可能与他对特朗普立场的认同有关。
特朗普一贯主张限制跨性别者的权益，强调美国社会应保持传统的性别二元观念，即只有男性和女性两个性别。
这与马斯克对当前社会“觉醒文化”的强烈反感不谋而合。
即使特朗普和马斯克最终赢得了选举，但他依然永远失去了儿子。
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揭晓后，马斯克的变性儿子薇薇安通过社交平台宣布自己决定离开美国的消息。
她表达了对美国社会、对性别认同问题的失望，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后的政治氛围中，她感到未来充满阴影。
虽然她认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仅为四年，反跨性别政策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实施，那些支持这些政策的人群将长期存在。
但这不仅是政策问题，更是社会氛围的问题。在她眼中，跨性别者在美国社会中的未来变得愈发暗淡。
性别问题下的利益驱动
根据一家医疗监督机构发布的全国数据库报告，美国一些州的未成年人变性数量已经达到惊人的规模。未成年人变性手术最多的五个州分别是：
第一名：加利福尼亚州，作为首批宣布成为跨性别手术“庇护州”的州之一，加州未成年人的变性手术数量高达1,359例，是全国最多的。
第二名：俄勒冈州（357 人）
第三名：华盛顿州（330 人）
第四名：宾夕法尼亚州（316 人）
第五名：马萨诸塞州（300 人）
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性别认同问题在美国社会中的日益突出，更揭示了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变性并非一次性的事件，而是需要持续的医疗干预，包括激素治疗和手术，这些治疗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根据某医疗机构的报告，变性手术和激素治疗的费用在过去几年里已经高达数亿美元。
报告显示，仅在过去五年里，全国范围内至少有5,747名未成年人接受了变性手术，其中最小的患者仅为7岁。
这些手术的费用，包括变性手术和使用激素阻滞剂等治疗，累计已达到近1.2亿美元。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预测，变性手术的市场规模将从2022年的21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50亿美元。
与此同时，激素治疗的药物价格也令人感到咋舌。
一种抑制青春期的激素植入物单个售价高达4.7万美元，医疗广告也不断向青少年传递信息，鼓励他们通过药物和手术来“决定”自己的性别。
这样的商业化运作显然背后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这一切往往发生在尚未完全成熟、判断力有限的青少年身上。
政策和法律的推动者是否真的关心LGBT群体的福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更多地关心背后的经济利益。
就以加州为例，为了“帮助”青少年变性，加州为青少年变性提供了极为完善的“支持体系”。
今年7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法律，禁止公立学校教职工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向家长披露任何关于孩子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信息。
其中的核心条文是：校方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禁止向任何其他人披露与学生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有关的任何信息。
这项法律引发了广泛争议，许多家长认为，这不仅剥夺了他们作为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应有的知情权，也使得他们无法在孩子的性别认同问题上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引导。
父母理应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支持者和指导者，而不是被法律排除在外的“陌生人”。
在这种政策下，家长在孩子的性别认同问题上往往无法发出声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面临被惩罚的风险。
性别认同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毒瘤，蚕食着青少年的身心。
随着性别认同话题的不断升温，许多家长面临着无法预料的挑战和选择。
在目前的法律和医疗体系下，孩子的决定似乎被赋予了过大的权力，家长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
医疗广告和社会舆论不断向青少年传递信息，鼓励他们通过药物和手术来“决定”自己的性别，这加剧了家长对孩子未来可能受到的伤害的担忧。
这样的法律和政策，使得家长在孩子性别认同问题上的声音被压制，孩子的自主权被过度强调，而忽视了他们可能缺乏成熟判断力的事实。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家长的引导和保护，而不是被推向一个可能并不适合他们的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确保在尊重个体选择的同时，保护孩子免受可能的伤害和压力，使他们能够在理性和成熟的判断下作出正确的决定。
这不仅是家庭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需要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