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康 | 清代民国诸家书法简论

文化   2024-11-14 11:38   中国  



  
 


金农——点石成金


古代大家都是既能写最精微的字,又能写最豪放的字。我们要关注清代书法家的代表人物金农。


金农造型能力很强,他的漆书也有多种风格,其中隶书又有很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很出色,包括楷书造型感也很强。关于金农抄经的灵感来源,不知他是否看过唐代人的抄经体,还是看过汉简。但是只因为多看了一眼,这种人就会从中演变出一种形式和风格来。古人强大的创造力由此可见,一个正体形式风格被创造出来以后,行书也会随着正体字去变,一连串的变化由此发生,体系随之形成。




赵之谦——由帖入碑


赵之谦最好的字是大行书,其次是他的手札,再者是他的篆书、楷书、魏碑。赵之谦有时候写碑稍显程式化,而且软弱,没有把最阳刚的血气写出来,反而以柔媚示人。但是赵之谦有些碑体演变出来的行书特别好,还有写信札小字最好,写得最自然,结构也有特色,如果学赵之谦,完全可以把很小的字放大写。


这件行书四条屏结构特别大方,你看不出有多少诡异的地方,但是意味深长。线条也柔柔的,甚是舒展。大方的好字里面必须有这种天真烂漫的气质。清代人的字都是特别大气,特别自然,不经意间就把字处理得有声有色,神气活现。




何绍基——第一流人物


这件何绍基的《题梅花诗轴》,主要看其用笔。也许现在很多人写晋唐人的小字习惯了,回过头来看这些字就很费解。这里挂下来的尾巴让人不禁皱眉,看他虎头蛇尾的笔画,当然也不见得多高明,更难以接受。但是他的字好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以松活的用笔带出来轻重缓急,于是形成了一种呼之欲出的立体感。



同样的道理,清代人写字固然有一些毛病,但是往往瑕不掩瑜,好的地方偏偏好得不得了。从明代以来大致如此,只是不再像晋唐那么完美了。清代最优秀的书法家有何绍基、邓石如、伊秉绶,这三个人是清代第一流人物,其他人都稍逊一筹,赵之谦早年受过何绍基影响,还算厉害,刘墉也尚可。


对于这几个书法家,尤其注意他们怎么样从小字的牢笼里挣脱出来,把字写大。如果站在小字的角度看这些字,可能觉得很难看。一旦多看真迹,多琢磨写大字的效果,会发现大小字的写法是完全矛盾的。用欣赏大字的眼光,会觉得怎看怎么舒服。同一个字写成一大一小,似乎很像,但是大字书写时,更侧重的是笔毫的形态,全力在纸墨之上营造出更好的笔触效果。至于字形、偏旁部首,是相对次要的。因而这种字写出来立体感很强。


而且他们大字作品配上小字落款,章法依然错落有致,这里的门道跟徐渭是不同的。何绍基是大大小小很自然地排在纸面上,你说不出字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呼应。布局章法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大家要特别注意,字与字之间气脉要相关。很多人以为不过是上下字有一个关系,将气脉连贯起来。实际并没有那么简单,气脉可以连贯可以断,看何绍基的字写起来,这两个字气脉连贯,这里支断了,这两个字又连贯,这里又断了,断断连连,连连断断,大大小小,这才是好章法。


何绍基有一些小字题跋很厉害,尤其是小楷写得极精到。



康有为——生宣羊毫


康有为是写碑的,他贬低唐代人的楷书。《语摘轴》这张作品是最好的羊毫加宣纸写出来的效果,在他的作品中属于较为端正的。他有时候写正一点,有时候草一点,但是这件太有味道了。它可以说是丑书,但是这种丑书也是好书法。这一类型的书法一旦看进去以后,比那种甜美的字更加有味道。


康有为用很软的羊毫,在生宣上书写。只有跟着这样练,才会知道他的深浅。康有为的字写出来都是这种感觉,始终在枯润之间,动态且立体,气势非凡。


 


弘一法师——美术化的眼光


这张弘一法师的手札,属于他中期变化阶段,介于碑帖之间的字,尤其他中期有碑体的字,那种对联写得造型感很强,看上去一丝不苟,而且从容舒缓,因为他学过美术。他同样是中国书法史里的一个结构魔术师。



中国的结构魔术师在我看来有柯九思、八大山人、金农、弘一,这些人都属于中国书法史的结构大师。这些人都有一些美术方面的基础,他们看字会从图形的角度出发。那么图形的原则跟看字的原则会有什么区别?大家要去研究一下美术观念里的构成,重新补补课,比如说美术是怎么训练造型的,怎么观察图形的?


所以书法也可以看成美术,而不只是写字。人观察字帖,只有训练后的眼睛才能够把握得准。所以现在书法美术化,有时候是一个特色,也是一个趋势。为什么书法专业很多设在美术学院?因为有很多图形的构成与美术的原理是通的。而书法如果设在人文大学,它会更偏向于写字。画过画的人都有一种大感觉、大构图,先看到的是大的构图整体。写字的人先盯住细部,没有一种大格局的意思。



沈曾植——以曲为美


整个民国,论技巧最丰富、涉猎最广的书家,当属沈曾植。某个方面来说,他又是最具开拓性的人。他的学问涉及各方面,他的书风影响巨大。


沈曾植的字跟明代的黄道周接轨,之后影响了马一浮、陆维钊,甚至影响了弘一法师。沈曾植充分意识到线条之中曲折的各种可能性,并以曲为美,不断地加入波折。


我们知道魏晋的字线条干脆利落,而到了清代以后,笔速放慢,又加上了一些曲折。沈曾植用笔就是不断地翻转,这种翻转的原理是跟王義之相通的,王義之的线就是不断地块面转化,只是王羲之是快速写成,是用狼毫写在光滑的纸上。民国的这些人写生宣,就写得慢,让墨吃进去,以笔代刀,一笔一笔杀进去。


所以写大字,第一点要找到杀纸的感觉,用毛笔杀进去,有背水一战的搏杀感。第二点是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第三点是结构之中要有更多交叉重叠的立体感。


我们看民国真迹,如沈曾植,墨用得多时如洪水泛滥,那种意象才动人。他的曲折很耐看,曲折以后必须进一步变化字形,看懂他用笔道理以后,就觉得这个字形怎么看怎么合理。但是如果不认同他这种用笔,就觉得怎么看怎么都别扭,所以人的审美是有门槛的。




郑孝胥——换骨奇方


郑孝胥,他的字完全是大字的写法。用欧体的用笔,简单、干脆、明了,不做任何多余小巧的动作,骨骼挺拔。他在民国影响力很大,一字千金,现在的“交通银行”四个字就是他写的,当时据说值一万大洋。


他的字既有柳体的成分,也有欧体的成分,更多的是他领悟到的一种构图的笔意。他的风格分为两路,一路是粗笔,一路是细笔。但是按照唐人的经验看,每笔线条都不合格,橫没有收笔,钩不够圆满,胳膊一抬,转折又交代不清楚,结构常常偏了,这是为什么?


可见书法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种简单的规格。它不存在一种模型,比如说捺通常要一波三折,而这种笔画不由分说地刷过去也是可以的。因此唐人的书法,以及我们现在接受的某些教育,既是一个基础,又是一个牢笼,也是一个套子。我们看到民国以来的那些字,慢慢地解套了。康有为大骂唐人,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唐人只是把字写得更好,当然写到法度极致的时候也是书法,也是很高级的。但是你学得不好,受它一些观念限制,就不能开拓。


鉴于观念的限制,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大字问题,还有审美的解放。莫在别人说民国哪些字好的时候一脸的茫然,囿于原来的审美定势。郑孝胥的字,你得看他的气度,看他的骨骼,人人按照正常的骨骼长,他的骨骼偏不这样长,这就是奇相。


从来没有规定捺一定要这么写,横一定要两边大、中间细,横不能斜下去,折不能那么写,有规定过吗?谁规定的?无非是唐代的人这么写,唐代人能代表所有的书法吗?所以对于这些人的字得全方位地理解。



于右任——自然大格局


于右任属于碑派,他可以说是写碑体行书的第一人。沈曾植把写碑当学问,碑也好,帖也好,一视同仁。沈曾植吸收米芾的字形,他用自己碑学的笔法写米芾的字。康有为用绞转的笔法去写碑。然而于右任写碑的笔法是没有笔法的笔法,他提倡顺平自然的表达,笔墨饱满,轻松写意,写出的线条粗犷弘润,没有多余的动作。他在某一方面删繁就简的处理有点像郑孝胥,把碑体的矫揉造作去掉,然后代替以自然放松的书写感,形成了博大的格局。这类碑体行楷的字是他书法艺术的最高峰,在民国首屈一指。因为他官也大,气魄也大,书法上率意而为。有时候太当回事了,反而写不出好字。




林散之——水墨新世界


林散之最伟大的贡献是借用了水墨的方法。他自述受黄宾虹的影响很大,他把画画的一些宿墨法运用到了生宣的书写之中。


所以看林散之先生的字,那种墨色淋漓的书写方式,在中国书法史上,对于长锋羊毫加生宣这套材料的使用方法是一大突破。他加入美术化的手段,经常沾一下水。我们写字把墨撇平了,真正的画画或者写字的人是不会把墨撇平的。


写行草书时,如果在生宣上面,整支笔的墨水浓度不一样,千万不能再调,这就是最好的效果,一定要保持笔毫前后墨的浓度差别,这里是水分多点,这里是墨多一点,有时候笔尖重一点。这样一落纸产生的墨色是自然的,有变化的。林散之很讲究这一墨法。


砚台怎么用大家知道吗?我们磨好的墨放一个小时后最浓,砚台上有的墨已经是干了,有的是刚刚湿的。写字的时候,两边各蘸一下,墨的浓度是有层次的。要注意的是,砚台里的墨色是不均匀的,到好处地利用墨色的不均匀,写出来才有墨法,一个砚台可以沾这里,可以沾那里,效果全然不同。


林散之的字好在哪里?他用隶书的办法写行草,根基在于隶书,格调高,他也没有明确地学谁的字,但是晚年大量练习隶书。他晚年耳朵不好,和学生笔谈,人家写一个纸条给他看,他写一个纸条答复人家,后来这些纸条收集出版成《林散之笔谈书法》,值得一读。他活了九十来岁,把练字当做锻炼身体。每天一大早上天还没亮就练汉碑,几百个字,手臂悬空,不疾不徐地临摹,写得大汗淋漓。他把写字融入生活当中。


你看他的字平正坦荡,不刻意俯仰作态。但是写字有一个诀窍要知道,就是出墨相。林散之书法的奧秘就在于层出不穷的墨相。日本有一个书法门派叫作“墨相派”,林散之这种墨法,隐约代替了通常的一些笔法内涵。他也是有笔法的,只是这种笔法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意义的晋唐笔法。通常意义下,笔法这样写是行不通的,但是他调动了墨色的变化,完全颠覆了常识。这是一种全新的笔法,全新的创作方式,我们要读懂。




抵死不作茧


学习书法表面上是创作,但从某一意义来说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也就是一种学者型的学习书法的方式。我相信大书法家们实际上就是如此操作的,甚至付诸一辈子精力,也正是这样才能把方方面面打通。


在打基础的阶段,每个人选择不同,有的学唐楷,有的学魏碑或其他书法。当琳琅满目的图片资料摆在面前,不论喜欢与否,都要从中进行思考、调整。甚至是重新选择、重新调整,这是我们的任务。也不是说要一概学会,当然全部学会也无妨。如果把书法史里每一家都学一遍,个个能够很自如地打进去,那你手头的变化能力和变化程度就非常可观了。但是我们主要目的是观念和技术。观念和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设置一个坐标,进行学习、思考。


学习书法最要紧的方法,不是将单独的字帖割裂,而是把这一家整个流变的图像罗列出来。我们现在的学院教育好比圈养,一说写行书就是《集王圣教序》,楷书就是那几个常见的帖。再来看沙孟海的学书过程完全与众不同,大家思考一下,越是求同,大家就越相似。这时候就要求异,求异思维对于学艺术的人必不可少,追求与众不同,与周边人不同,与老师不同,与时代社会不同。


寻求共性是必要的过程,但是要找到自我,做个性方面的阐释和探索,放开胆子,迈开步子,不要畏畏缩缩、谨小慎微,只写一种字,始终在抄书,就写“一笔字”,不会动脑子去写,不会变化手头,形成定式。这类情形是作茧自缚,沙孟海先生有方印叫“抵死不作茧”。我们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难免需要一个茧来安置自己,然后不断把茧破除,这样的一个过程势必促使大家开放视野,开放手头的功夫。学习书法就是自己与自己不断打架的过程,自己与自己煎熬,自己与自己较劲。这样的一个过程,意味着自我调整与修复,像电脑一样不断更新。


大家应开拓观念,万万不可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装在自己学的字帖里面,我讲了一部分的书法史,只是为了给大家讲明一个道理。比如学汉碑或者篆书,以此为源头,同时须知道它在清代民国的流派。比如写魏碑,应该先参考后人的成就,切莫直接上手。现在人学隶书,直接学汉碑,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什么是笔意”,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反而重视明清的隶书?因为明清人的隶书见笔意,这是拓片所没有的。


我们研究唐以前的书法,一定要先研究宋以后到民国,把它勾连成一根链条,知道中心思想就是“穷源竟流”,这四个字要永远刻在脑子里。

来源 l 《书法》2023年10期
作者 l 陈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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