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篆隶书实践

自魏晋基本完成了汉字书体的演变后，篆书、隶书的书写艺术日渐衰落，传世书迹无论数量还是艺术水平都远不及其余诸体。历代翻刻的法帖、丛帖中，也几乎见不到篆书和隶书的踪影。到了清雍正、乾隆之际，文人学士因害怕文字狱迫害，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恰逢金石、碑刻不断出土，不少学者便开始在金石考据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促进了金石考据之学的兴起。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金石拓本的广泛流传，不少书法家从中发现了书法美的广阔天地，于是舍帖从碑，使书法史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碑学的兴起使清代社会的审美观由以“优美”为主急骤转变为以“崇高”为主，诸体书法均受到了影响。当时书法界追古之风日盛，篆书一是秉承李斯、李阳冰风格，线条粗细一致，结构匀称规整；另外则是受碑学深刻影响下的邓石如篆书。邓石如是清代碑学思潮兴起后第一位开宗立派的碑派篆书代表，他以出色的艺术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变革前人笔法，借鉴汉代碑额，把隶书笔法成功融入篆书，追求生拙，使篆书体势发生了较大改变，营造出浓郁的“金石气”，形成了沉雄苍浑的大篆风格，有力地证明了碑学理论的正确性，推动了碑学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

继邓石如之后，杨沂孙继承其方法，以石鼓文为体，金文为势，熔大小篆于一炉，所书篆书浑厚质朴。李瑞清更是把碑学的笔意发挥到极致，以碑学用笔经营金文陶铸的圆浑线条，形成了奇崛老辣的大篆书风。

清代碑学的先导促使其时隶书的强劲发展。清代学者治学态度严谨，金石考据学得到了空前发展，那些不为人所重的残碑、断纸竟成为考据学家寻觅的瑰宝。如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为清代隶书的繁荣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依据，使清代的隶书书家得以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清隶的艺术表现力，体现出清代隶书书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发展理念。

乾嘉、道光时期，朴学大兴，学者治经史皆从识字、训诂入手，作为训诂方法的基础，文字学（小学）盛行于世，篆书书法应运而生，得到高度发展，成为继隶书之后碑学思潮的第二股推动力量，出现了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李瑞清、伊秉绶、陈鸿寿等以篆隶著称的大家。但到了清末民初，篆隶便又成了强弩之末，日渐式微。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篆隶书日渐式微时期，再加上由于日常应用不多，所以他在1910年之前对篆隶书临习的时间就相对较少。

在篆书领域内，学术原则和学者风范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保证篆法无误、范本的真伪辨别以及取舍选择，这是每个书写篆书者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类问题也是学者及其修养的一种真正体现。梁启超正是在平时著书立说、练字、读碑、题跋中关注篆书的，他的篆书作品虽然传世不多，但从仅有的几幅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出梁启超的篆书功底。

1894年，梁启超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题写了门额“宏文社学”（见图一）。宏文社学，又称“奎阁”，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茶坑村。建于清代，共三层，首层正门石匾额阴刻“宏文社学”四个篆字，两侧石楹七言正楷联“党庠塾序式于古，智水仁山在此堂”，以传统的唐楷书写，具有标准的“颜筋柳骨”精神。二层外墙石匾镌刻“奎阁”二字。奎阁是梁启超少年时代读书、学习的地方，也是其练习书法的场所。阁楼上下的书法皆出自梁启超之手，是他较早的书法手迹。从字体的取法来看，这些作品明显受到邓石如篆书的影响，体势方正，点画饱满，追求线条的节奏感和流动感，具有明显的书写意味。落款已初显魏碑迹象，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之后，所能见到的便是梁启超1918年临写的汉碑篆书额，图二是他的临写之作，此时还谈不上什么风格。而其1925年篆书题《孔彪碑》（见图三）和隶书题《颜勤礼碑》（见图四）的篆隶书笔法、结体、章法以及墨法都已经十分成熟，能娴熟地表现出篆隶书开张之气格、宏大之气象、多样之风格以及多元之形态。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在梁启超的政治、学术生涯中，书法虽为余事、末技，但他“终日孜孜，乐此不疲”，并视书法为一项事业或人生“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其弟子杨鸿烈曾追忆：“梁氏第二种屋内的消遣，当为临帖写字，他不论在天津、北京和西郊清华园的书房里，随处都悬挂着一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羊兔狼毛所制的毛笔，而且都有一张既长且大的签押桌横放在中间。……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纸也一概拒绝使用，所以他不像欧阳询那样的‘不择纸笔’，而倒像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管、毫、墨、纸处处考究。所以梁氏的笔迹书法墨光焕发，得者都珍如瑰宝，人争模仿。”

梁启超不仅在唐楷和汉魏六朝碑版书法艺术上造诣精深，其在篆隶书方面的成就也是极高的，可以说篆隶书尤其汉隶是梁启超真正下过苦功夫学习的书体。尤其是对《张迁碑》，他一生临习达百余过，其1910年在日本的《双涛阁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整整两个月里每天生活、著述、练字等的点点滴滴。梁启超每天都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转个不停，他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计划得满满当当且充满“趣味”。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之所以能著作等身，从他毫无规律的作息时间就能窥见一斑。两个月里，他没有一天的入睡和起床时间是一样的，几乎每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是他入睡的时间，且多半到深夜甚至有几日通宵达旦；也几乎每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是他的起床时间。他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除了练习书法外，就是读书、读报、会友、为孩子批作业、写作等。在其1910年2月《致徐佛苏》的信件中清楚地记述了此事：

二月二十一日书敬悉。……至日用饮食之节，则一年以来，虽力思自矫，求为有规则的活动，然二十年结习，革之实难，兴居之节，尤莫能自主，晚睡晏起之时终多，达旦不卧亦常有之，无如何也。然已成习惯，此固不足病耳。今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殊不以为苦。文大率以夜间作，其日间一定之功课，则临帖一点钟，读佛经一点钟（又头好作诗，每作必投苦吟，终不能工，此结习甚可叹也）。读日文书一点半钟，课小女一点钟……

《双涛阁日记》：

从以上“日记”内容所呈现的“日课”信息不难看出，梁启超这一时期书法学习的着力点是唐以前的汉碑和唐碑，通过先摹后临、临摹结合的方式交替进行。临摹时间长，临摹数量多，选碑专一。在临写的同时，他还不忘总结，找出自己书体“溺俗、结体无一与古人合”的症结，认为：唐以前诸碑帖，其结体皆雄伟，有龙跳虎卧之概，是矫正和弥补其书法不足的关键。于是决心在唐以前诸碑帖方面痛下苦功，日日临池不辍。

梁启超临摹经典碑帖，并不是仅仅抱守一家学习，而是有计划、有侧重、分步骤地对隶书、楷书、行书三种书体并驾齐驱、交叉进行，在临摹《孔庙碑》《张迁碑》的同时，也着力于《龙藏寺》《圣教序》。这样的学习方式既防止了仅守一家的刻板，又做到了碑帖间的融合与互补，这种有意而为之的科学安排为他日后书法风格跨入更高的境界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梁任公诗稿手迹——双涛园读书》，不仅展示了梁启超珍贵灵动的小楷墨迹，而且也得到了其师康有为的肯定，亲自眉批赞扬道：“书法大进，知能用墨。笔意震颤含蓄亦合古分意，此即学分隶之益。”康有为还高度评价了他的另一手稿《寄怀何翙高外部》：“书法如凌波微步，白云卷空。自在沉痛，又复笔妙逼肖东坡。”能得到康有为的眉批称赞，足见梁启超此时期的书法水平提高幅度之大。

梁启超结束羁旅生涯回国后，仍然钟情翰墨，广购碑帖及拓本。1915年12月，他《致黄溯初书》曰：“公能饬问有正书局代购汉碑五种、明拓汉隶四种，《史晨碑》、《乙瑛碑》、《东海庙残碑》、《孔庙碑》、《鲁峻碑》、《嵩高灵庙碑》、《崔敬邕碑》、《郑文公碑》、北宋拓《圣教序》，晋、唐小楷十一种，《礼器碑》、《曹全碑》、薛绍彭《完谱》、定武《兰亭观楞伽经记》等否？结习不除，自相晒耶？另取碑帖目录及佛经流通处数目各一张。”

梁启超学以致用，1916年以隶书题写《德育签》《新民说》和《饮冰室自由书》，此时的汉碑书体较以前已有很大的进步。梁启超是性情中人，临习书法每有进步、心得，尚不忘向亲人、朋友分享。1916至1917年间，梁启超沉醉于《淳化阁帖》，书毕函致胞弟梁启勋：“……比写《阁帖》，如有所得。弟视此笺何如？”

1924年3月14日《致仲策》信札曰：“近来拼命写隶书，成绩盈簏，弟若不要，被人劫尽矣。”同年底，梁启超送篆隶书各一幅给梁启勋道：“近颇感非用力于篆，则隶不能工。三日来，日必课篆矣。”这一时期，梁启超的篆书水平提高很快，图五即为其此时期书作。

图五

梁启超遍临篆隶诸碑，初以秦篆《泰山刻石》《琅邪刻石》、汉隶《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张寿碑》入手，后于《张迁碑》用功最勤。1925年之后主要出入于《张寿碑》。同年，他在跋《张寿残碑》中称：“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健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

梁启超题跋碑刻拓本不仅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书法的学习和传播。徜徉诸汉碑之间，梁启超最钟情专注者还是东汉的《张迁碑》，自1910年1月初临此碑始，之后再也没有放下并且久临不辍，共达百余过。1925年在其弟仲策的催促之下梁启超又临写了一通，并在《自临张迁碑》后题跋盛赞：“其书势雄深浑穆，乃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独奈之何。生平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

观摩梁启超跋《自临张迁碑》，真是下足了功夫，既是临摹，又是创作，可谓临创结合。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用笔到结体、到章法再到墨法都一丝不苟，通幅弥漫着清新脱俗的神韵，赏之，如春风拂面，赏心悦目。尤其值得回味的是最后一屏题识（见图六），既有感悟，又有心得，上写道：“昌黎诗。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嘻善八分。而不识字者，岂惟韩家阿买，汉刻诸书手比比是耳。《张迁表颂》中别体字如‘宾’作‘殡’、‘韦’作‘玮’、‘禽兽’作‘禽狩’、‘忠寒’作‘中寒’、‘八朞’作‘八基’等，虽乖六书，犹得以同音相通叚（假）为解。至如爰暨于君，误析暨字为既、且二字，艺于从政讹作从畋，则几于八岁学僮（童）所为矣。然其书势雄深浑穆，乃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独奈之何。生平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仲策督写此通，成后又爽然自失矣。乙丑二月，启超。”

图六

《张迁碑》是汉碑中生拙倔强一路书风的代表，用笔以方为主，笔画厚重质朴，骨力劲健，再加上篆籀笔意的运用，使其古拙中有一股雄秀之气。其结体常于平稳中见奇崛，静中寓动，错综而富于变化。初看此碑似有笨拙之感，然细细品味，则会领略到其体态变化多端、疏密得体、错落有致、方圆巧拙兼备之妙。特别是碑阴之字，似不经意，但其意态上的雄健高古之气尤为明显，为学习隶书的最佳范本之一，该碑自出土之日起，就受到历代书法家的推崇。

《张迁碑》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琳琅》，流行的有明拓本、清拓本、影印本以及翻刻本。该碑明初出土，明拓本即为最早版本，现存故宫博物院，被称为“东里润色”本。该本第八行“东里润色”四字未损。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清初精拓割裱本，首行“君讳迁”之“讳”字右下垂二笔尚存，“东里润色”之“色”字、“君垂其仁”之“君”字皆完好无损。此本碑阴失拓，以民国拓本配补，裱为一册。册高34.5厘米、宽19.5厘米，墨心高27厘米、宽15厘米。梁启超正书题书板外签，孙元复隶书题内签，王世仁题端曰“百粤第一精本”，内有仓兆彬、刘景堂、梁启超等题跋四则，钤有“饮冰室”“王世仁”“曾归师韩”“冯汉”“鹤山冯氏所藏金石书画记”“师韩所得金石”“曾在冯师韩处”“尹华私印”“秦斋”“冯师韩父秘笈之印”“师韩读过”等20方印章。

此拓本最初为清嘉庆甲子（1804）举人郑勉所藏，道光丙戌（1826），仓兆彬藏于郑家，为郑勉课其幼孙，郑勉之子郑香将此本赠予仓氏。同治十一年（1872）尚在仓兆彬手中，此后经冯汉辗转归于梁启超饮冰室递藏。癸亥（1923）正月，梁启超为其题跋考证。（见图七）

图七

自明代以来，写《张迁碑》者代不乏人，知名的有何绍基、杨守敬等，他们都侧重于表现碑的方拙气息。而梁启超则不同，他用笔内敛，方折含蓄，着意弱化该碑凌厉硬朗的一面，图八为其临《张迁碑》之扇面精品，章法严整，用笔沉着，骨力洞达，拙巧结合，是梁启超从汉碑认识到书写自我风格的成功转变，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与金石气，也反映了梁氏晚年对汉碑书写的思考和审美追求。

图八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逝世，在遗言中交代将其全部藏书、碑帖永久寄存北平图书馆，这批藏书即包括饮冰室旧藏拓本599种，共688件。金石部特建“梁启超专藏”庋藏，精拓《张迁碑》（见图九，为局部）从此入善本特藏部。将私人所藏公之于众，造福艺林。如今西泠印社已将此本影印出版，以广其传，延续并发展了梁启超的美好心愿。

图九

二、篆隶碑帖研究

从梁启超存世的书法作品、碑帖题跋以及有关书论著作记载的时间看，他中年以后几乎没有间断过对隶书碑帖的临习。据现有资料粗略统计，他学习的篆隶碑帖几乎涵盖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碑刻及拓本，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原拓和珍本，甚至是原石、孤本，而其用功最多的还要数《张迁碑》，晚年的书法创作也多以此碑为基调。

清刘熙载《书概》曰“汉碑气厚”，显然梁启超为《张迁碑》的“雄深浑穆”之气所吸引。从其当年《双涛阁日记》中每天的“日课”到晚年百临不厌，到其自临题跋、书写扇面以及集《张迁碑》字的《赠曼仁弟联》《赠公武弟联》等，他时有会心处。在跋《西狭颂》中曰“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这是梁启超对汉隶碑帖实践后上升到学术研究层面的深刻认识，其在实践中边学习、边思考、边总结。除《张迁碑》外，在汉隶碑刻中他还于《张寿碑》《孔彪碑》《曹全碑》《裴岑纪功碑》《景君碑》等下了不少功夫。从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饮冰室旧藏碑帖”题跋看，对《张寿碑》《孔彪碑》梁启超不仅作跋，而且还题写了碑帖名（或碑额），甚至逐字逐句用小楷附上释文，足见其研究的细致程度。他在跋《曹全碑》中写道：“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辄题其后。”两天之后，他又用正楷补题跋语：“曝书亭集旧跋……”洋洋洒洒二三百字，弥足珍贵。

类似《曹全碑》长跋的还有《裴岑纪功碑》，考辨篆蜕嬗之流变，记述碑拓递藏之脉络，用端庄而不失灵动的行楷近230字作跋，甚见功力。跋尾还记述了“丙辰秋，余在广州得旧拓汉碑十数种，此最可秘珍也”。

天津图书馆藏有梁启超遗墨数种，其中有《梁启超墨迹》一册，内含四种汉隶书临本，即《景君碑》《范式碑》《谯敏碑》《张迁碑》一通，款署“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临于北海松坡图书馆”。魏《范式碑》三纸，款署“丁巳二月初临”。该册墨迹后有闽县陈承修1930年5月题写的跋文：“往年梁新会先生尝为松坡图书馆鬻字，日临汉碑数幅，积成两巨箧，余心欲乞取而未敢启齿。先生不以余为鄙陋，每有所作，多以相示。今观此册临《张迁碑》一通，神味渊永，良可爱玩。先生之文章、政事世有定评，即此游情翰墨亦复丝毫不苟，惜天不假年，不能使先生多所成就。余以俗事羁缠，所得与先生谈艺之日甚短。去年重至津沽，距先生之殁且周岁矣，摩挲遗墨，能不怆然！”从1917年的《范式碑》到1923年的《张迁碑》，以上四种隶书碑帖的临摹情况正是梁启超这一阶段潜心学习的真实写照。取《范式碑》的沉雄厚重、《景君碑》的果敢遒劲、《礼器碑》的精微多变、《张迁碑》的巧拙相生，无不反映出梁启超于汉魏碑版精华部分的选择与取舍。难怪陈承修在另一则题跋中称道：“篆隶虽不多见，要亦不俗，信乎善书者无所不能也。”与其楷书、行书相比而言，梁启超篆隶之作的确不多见，但能见到者，皆不俗焉。

运用篆隶碑元素自制彩笺是梁启超学习篆隶并把其化为艺术的重要部分，也是其书法艺术厚重而出彩的部分，映射出梁氏的书法审美追求。如诗稿《送潘若海归国》《送雪弇子良游学美洲》使用“金石论交”笺，《致梁启勋书》使用“新会梁子达诚奉书”笺（见图十），1910至1912年间，《致林献堂信札》使用了“集汉碑碑文自作的彩笺”。

图十

1912年10月归国之后，梁启超很快投入到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中，正如他回国前所预料的那样，“世务方殷”“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从政、讲学、著述等日益忙碌。此时的沟通载体依然是信札，此时往来信件较以往更多，彩笺花样也有所增加，用笺也更讲究。如江靖编注《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中就有六种不同的彩笺，分别是：普通红线笺、兰亭笺、集汉碑《张伯敦碑》之“任公封事”笺（见图十一）、任公集《琅邪刻石》残字制笺之“书不尽言”笺（见图十二）、“饮冰集《张迁碑》字写陶句自制笺”之“君其爱体素”笺（见图十三）、饮冰室启事笺。其中的两款彩笺：一款是“任公集《琅邪刻石》残字制笺”之“书不尽言”，另一款是“集汉碑《张伯敦碑》”之“任公封事”。后者常用作公事书写，多半是以朋友身份进言，契合梁启超当时的身份。而公函专用、纸铺所造各式色笺纸也穿插其间，如1913至1914年与江庸书，即杂有“币制局用笺”与天津文美斋制“兰亭笺”“君其爱体素”笺数种。至1920年欧游归来，梁启超自备有形制不一的“饮冰室用笺”与“饮冰室尺牍”。早在1913年3月16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中也用过饮冰室集《谯敏碑》之“辞达”笺；同年7月26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使用集《张伯敦碑》“任公封事”笺；1915年8月19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使用饮冰集《张公方碑》“远道相思，所白不既。惟万万为国善摄”笺；1926年6月5日《梁启超致梁思顺书》，使用“清华”笺。在清华期间，梁启超还使用“北京清华学校梁缄”笺、“清华学校用笺”；同年11月23日《梁启超致梁启勋书》使用“大布黄千范”笺等。鸿雁传来，千里咫尺，海天在望，不尽依依。在绵绵不绝写给长女思顺、长子思成、胞弟启勋的信中，这些似乎存在着某种精神寄托或思想的信笺最为多见。此外，梁启超亦喜欢使用一些友朋赠送的彩笺，如1925年6月抄赠胡适的白话词所选之“姚华砖墨馆摹砖”笺，以及1926年12月3日致江庸函所采“商务印书馆印制之涵芬楼花”笺等。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在欣赏《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下卷）、《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手稿·书籍·器物》《梁启超家书》《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中所收入的梁启超书信时，无不为其精美的书法、精致的笺纸及动人的内容所折服，字里行间书卷之气四溢。

欣赏书法、品鉴彩笺、寄托相思、沟通情感等行为背后，传递给我们的是梁启超对篆隶书至情至真的喜爱。他集字寄情，把对篆隶《琅邪刻石》《张迁碑》《孔宙碑》《谯敏碑》《张伯敦碑》等多种篆隶碑刻以最能体现汉字艺术审美价值的方式呈现，着实让人肃然起敬。

梁启超的书法早期师法唐楷、魏碑，中年、晚年则多种碑帖交替学习，并加以融合，书法风格逐步形成。起初，学习书法对梁启超而言，一是科举考试，二是兴趣使然，随着学习的深入，书法逐渐成为其社会交往、著书立说、沟通交流以及生活的重要部分，而且是其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内容。他天资超群，颖悟过人，尽管视书法为末技，或雕虫小技，但他对其投入的热情和努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书法的快速进步，与他“拼命地写”有直接关系。1902年11月30日，黄遵宪《与饮冰室主人书》中曾盛赞梁启超书法：“公书高秀渊雅，吾所最爱，《人境庐诗》有一序，公所自书，平生所宝墨妙，以此为最。”但其所谓《人境庐诗》序，实为1898年1月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执教时题写在黄遵宪诗稿上的跋语，其时梁启超书法尚未大成。但到了1909年，梁启超书法已明显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连其胞弟启勋也怀疑其字出自麦孟华之手，梁启超于是年9月8日和10月21日致梁启勋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再三解释：

来片有“孟哥代笔书”一语，可谓奇极。孟哥并不在日本，何从为兄代笔？且兄致弟之书，亦何至请人耶？兄三月以来，颇效曾文正，每日必学书二纸，宜弟之不复能认吾墨迹也。

弟两月前有一片来，云“孺博代笔之书已到”，云云，真可发笑。我寄弟一书，乃起稿后寄往上海，叫孟哥写好，再寄来付邮耶？吾近日每日必临右军二百字，已非吴下阿蒙矣。弟见我近函，又谓何人代笔耶？

而这正是梁启超数月以来，“每日必临、每日必学……”的显著成果。并且，其所临王羲之法帖可以与1910年1至2月间《双涛阁日记》中的右军内容相印证。《双涛阁日记》中有22天记录了他日课“临右军书《圣教序》”一页或半页，截止到2月24日那天，梁启超“写《圣教序》一页（第八通卒业入春后写此颇少），他课悉停”。因而，1925年春，梁启超题跋《旧拓怀仁圣教序》，提及此拓本“与吾相随既十余年，前后临摹且百过”。

对于书法而言，梁启超原本并没有成为书家的愿望，但随着对书法与时俱增的兴趣，不经意间，他已经被世人公认为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满腹经纶的书法大家。作为康有为的高足，他没有像其师那样声名早树、自成一家，但是梁启超却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扎稳打，每书一纸，无论长文，还是短札，皆劲健俊雅，美观疏朗，布局考究，神完气足。更引人兴味的是，梁启超的书法创作及各时期所学书体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同时也透露了其生活的轨迹、心情与思考，颇值得关注。

梁启超跋《石墙村刻石》

篆隶碑帖收藏及题跋是梁启超书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学术成果的一部分。梁氏一生收藏了千余种与书法相关的金石、碑帖，其中就有相当多的篆隶碑拓，其于晚年对这些收藏进行了校勘、考释、题跋，脉络清晰、观点明确、见解独到。

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藏金石拓本目录》《梁启超全集》及《饮冰室文集》所收录的“金石跋”“书籍跋”“书跋”等汇总，饮冰室所藏金石、碑帖共有1284种，且时间跨度大、涉猎地域广、流传有绪，上至商代，下至民国，每个朝代无不有之。书体涉及钟鼎文、金文、简牍、大篆、小篆、隶书、楷书（魏楷、魏碑、唐楷）、行书、草书（章草）等多种，碑刻种类包括碑、碣、墓志、摩崖、造像、题跋等，数量多达138种，其中汉隶书占绝大多数。梁启超作于1917至1925年间的“金石跋”有154种，其中1917到1918年集中题跋的篆隶书碑刻有21种，1923至1925年集中题跋的篆隶书碑刻有28种，梁启超题跋的篆隶书碑刻拓片有14种，由此可知，其题跋过的篆隶书碑刻拓本达60余种。

1925年，梁启超在题《何蝯叟临〈张迁碑〉》的跋文中这样写道：

吾夙不喜蝯叟楷行，而酷爱其八分，叟盖善以草势作分书也。其生平用力最深者，即《张迁》。晚年所临百过，人间往往流传。余前后所见不下十通，有太恣笔者，则几于怪矣。此为第四十七通，正将半百，飞动中仍不失谨严，较他本最可学也。

梁启超对何绍基的评价反映出其崇尚似《张迁碑》雄浑严整的审美观和与古为新的创作观。其不同时期所临《武荣碑》《孔宙碑》《孔羡碑》《孔谦碑》等作品即印证了这一点。审视梁启超为好友罗复堪临写的《孔谦碑》，用笔沉着、结字宽博、体势雍容、气息高古，明显汲取了伊秉绶的笔意。梁启超对伊秉绶书法推崇有加，称：“伊秉绶隶书，品在邓石如上，在清一代首屈一指。”他在跋《伊墨卿临汉碑立轴》道：“墨卿先生分书，品在完白山人上，有清一代弁冕也。此纸自课之作，神韵犹绝。”

梁启超为罗复堪临写的《孔谦碑》

学习书法，梁启超非常注重“模仿”的作用。1926年，他在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所作“书法指导讲座”，其中就谈到了“模仿与创造”。他说：“一切事情，不可看轻模仿。写字这种艺术，更应当从模仿入手。”“模仿前人书法有两条路：一是专学一家，要学得像，如学颜真卿或欧阳询，终身学他。二是学许多家，兼包并蓄。”“这两条路，第一条路的优点是简切，容易下手，但也容易为一家所束缚。第二条路的弱点似乎是泛滥无归，但看得多，便于发展。走第二条路，以模仿为过渡，再到创作，此为上法。”“我个人的主张，宁肯学许多家，不肯专学一家。”梁启超表明了自己的师法态度。对书法取法的“博”与“专”的问题，首先且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向传统学习、向前辈学习，取法乎上；其次就是要把握学习书法用笔、结体章法和用墨的规律；最后就是要处理好“专”与“博”的问题。

梁启超跋《永寿元年残石》拓片

梁启超关于“模仿与创造”的观点，是他对每一种碑帖“模仿”数过、数十过甚至是上百过之后的经验之谈。无论专或博，二者都不失是正确的选择。到底是先专后博，还是先博后专呢？书法史上已有很多先例，如吴昌硕、吴琚，是专精于一家而形成自己书法风格的代表；也有广取博收、师法多家而最后形成自家风格面貌的书法大家，如王羲之、苏东坡等。笔者认为学习书法“模仿”是每个学书者一生都须坚持的功课，无论取一家，还是取多家，对一本碑帖而言，首先要做到“专”，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在浩如烟海的碑帖中，如果没有“专”的定力，见异思迁、心有旁骛，到头来只会劳心劳力而事倍功半。相反，如果开始就“博”，每种碑帖皆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那不免会给人带来茫然而无所从，最后，书法水平也自然上不去。但从全面来讲，重要的还是博，正所谓“广约而博取，厚积而薄发”，取诸家之长，来弥补自己之短，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关键。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书谱》中云：“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能背临十三家书而毫厘不爽，可谓临书之精。可见，不仅仅是孙过庭、赵孟頫能成为书法史上的佼佼者，历史上任何一位成功的书家，无不是把继承传统、扎牢基本功作为书法学习的重要方法，以专临一家的决心打进去，再以遍临诸家“博”的坚定勇气打出来。梁启超“模仿”书法的经验，给每一位从事书法创作的专业人士和书法爱好者提供了借鉴。

梁启超的晚年对书法尽管兴味依然浓厚，而精力已大不如从前，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中，虽重病缠身，又备受工作、党派纠缠，但他仍能平静地著书立说、坚持“翰墨”“日课”，为后世留下了体量巨大的学术成果。令人遗憾的是，天妒英才，属于他的时间太短，用他曾悲叹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的话讲：“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若再延寿十年”的话语，同样适用于梁启超自己，假若上天真的再给他十年的时间，那他留给后世的成果，将不知厚重到何种程度！

梁启超《新会妙品集》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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