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再执牛耳 | 特朗普2.0下的中美技术博弈

特朗普还将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年长总统的纪录，并实现了四十年来未有总统候选人达成的壮举——赢下七个关键摇摆州。本应是一场两党势均力敌的总统选举，最终却以共和党全面胜利的局面告终。

特朗普此次的胜利堪称美国政治数十年来少见的压倒性胜局。不仅他本人再度入主白宫，共和党还成功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并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席位，从而实现对白宫与国会两院—即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全方位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此前的总统任期内，他已成功提名并任命了6位偏向保守主义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一司法布局，加之总统职权带来的行政主导能力以及当前对国会两院的全面控制，使得特朗普在其新一届任期内至少在中期选举之前，得以掌握行政、立法与司法三大权力。或许，2.0时代下的特朗普将成为现代美国历史上权力最为集中的总统之一，而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不仅赋予特朗普在国内政策上的强大推动力，也将对其制定和推进对华科技政策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

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对华在高新技术端的竞争将成为重点议题之一。过去任期内，特朗普政府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和5G通信领域的打压手段，已经为美国的对华技术博弈奠定了强硬基调。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新格局下，特朗普政府很可能进一步强化对华技术封锁，推动更具针对性的限制措施，扩展管控范围，从尖端科技到中高端制造业，掀起新一轮竞争的浪潮。

自2017年8月启动“301调查”以来，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发起针对中国的经济对抗，并在2019年中期进一步升级为科技战。这场对华战略在多轮加征关税的基础上，逐步扩展至科技领域，其措施几乎覆盖了从中国进口的约66%的商品，涉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特别聚焦于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关键领域。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出口管制武器化，通过严厉限制本土企业和机构向中国科技公司出口核心技术，将华为等多家中国科技巨头列入“实体清单”，以试图从源头上切断中国获取高端技术的能力。

科技战已然成为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核心抓手，其目标并不仅仅局限于削减贸易逆差或扶持国内制造业，更旨在通过精准打击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崛起，并巩固美国在全球技术链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策略在短期内为美国部分高科技行业提供了政策庇护，并增强了对美股盈利能力的支持，但其外溢效应却带来了全球经济关系的深层次重塑。

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战不仅引发了中美之间在技术领域的激烈对抗，还显著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分裂趋势。在芯片、人工智能和5G通信等关键领域，美国的封锁政策迫使中国加速自主研发步伐，同时推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探索去美国化的产业路径。同时，这场科技博弈对国际科技合作、跨国投资以及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多维度的冲击，使得全球技术治理与经济合作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特朗普的对华科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在特定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但也对全球科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场科技战的长期影响不仅在于其对中美两国科技竞争格局的塑造，还在于其对国际供应链重组、全球技术标准制定以及多边经济合作的潜在重构。

特朗普1.0政府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通信等前沿领域给予美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大力支持，意图巩固其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举措包括加速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商业化应用，加强公私合作模式，以全面提升国家在高科技竞争中的战略优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框架显示出其对保持美国技术霸主地位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5G通信等对未来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对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研究的财政支持，将资源优先配置于包括核能在内的传统能源领域。这一政策转向突出了能源安全与能源独立的战略目标，减少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直接干预，并强调以核能等稳定能源为核心的传统能源体系对国家能源结构的重要性。

这种政策取向既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能源发展上的务实倾向，也展现了其对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稳定的关注。然而，这一选择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领导地位是否会因此削弱的争议。特朗普时期的能源政策和技术优先级为美国国内科技与能源产业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产生了广泛的地缘政治效应。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重申其“美国优先”政策框架，强调国际竞争压力与国内经济独立性是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支柱。这一战略主张涵盖了通过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制造业回流以强化经济实力，以及通过严格限制技术外流和关键技术转移以巩固美国在高科技与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

这一政策方向延续了其首个总统任期内的核心方针，包括大力扶持国内制造业、对中国技术崛起采取强硬对抗态度，以及对国内科技产业实施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这些举措不仅旨在强化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还试图通过塑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加速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多次强调其“美国优先”的全球战略构想，其中核心的一环便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全面打压和强力制裁，尤其集中在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5G通信等尖端技术领域。这一战略延续了其首个总统任期内的政策取向，通过推行“科技脱钩”，试图遏制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技术扩张，并巩固美国在高科技行业的主导地位。

特朗普2.0的科技战略布局不仅包括对中国企业实施更严格的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还涉及通过重塑供应链结构和提升本土技术制造能力来增强美国技术与数据安全。此外，美国政府还进一步收紧关键领域的技术合作与人员交流，特别是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以防止技术通过非传统渠道流失至中国。

这一政策预期将强化美国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并加速本土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然而，这种高度对抗性的策略也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加剧，引发市场动荡和跨国企业的深远调整。此外，由此引发的中美技术分裂可能对全球科技生态系统带来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以美国为主导和以中国为次中心的两极技术格局。¹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2.0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有较大概率会采取更为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主张通过宽松的监管环境激发技术创新。与拜登政府强调隐私保护与伦理规范的政策立场相比，特朗普更倾向于简化技术应用的审批流程，以加速AI技术的商业化落地。他认为，繁重的监管框架可能成为技术发展的桎梏，从而削弱美国在全球AI领域的竞争优势。

这一政策方向预计将在特朗普2.0时期进一步强化，包括撤销或削弱现有的人工智能监管条款，推动自动驾驶、面部识别等应用技术的大规模部署。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减少对企业的合规要求和监管负担，为科技公司提供更加宽松的研发和商业化环境，试图将美国塑造为全球AI创新的核心引擎。

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特朗普多次重申创新对美国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过于严格的监管框架可能抑制AI技术的商业化发展，从而削弱美国在这一关键领域的领先地位。相比拜登政府更为谨慎、注重隐私保护与伦理规范的政策立场，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大幅减少对AI的监管来加速其在国防与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特朗普2.0政府的政策导向有较大概率会为AI行业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环境，吸引更多资本和技术资源投入。其重点包括推动人工智能在军事防御、智慧城市建设、自动驾驶及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深度应用，以强化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能力。这种战略还试图通过加速技术迭代和应用，为美国在全球AI竞争中争取先发优势。

然而，放松管制的政策也可能带来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缺乏对数据隐私和技术伦理的严谨规范可能导致滥用技术的风险上升，例如个人隐私的侵害、算法偏见的加剧以及技术垄断的可能性。此外，快速部署AI技术的同时，也需要面对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潜在社会不平等问题。²

特朗普始终将制造业回流视为其经济战略的核心支柱，致力于通过税收优惠、放松监管等政策工具吸引关键制造业回迁，以增强美国经济的自主性与抗风险能力。早在2017年，其税改政策便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在高科技与制造领域的企业享受到大幅减税的激励。可以预见，特朗普若在第二任期执政，将进一步强化这一政策方向，尤其是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加速关键技术供应链的回流，减少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依赖。这一战略不仅有助于短期内带动就业增长，还将显著提升供应链安全性，为美国抵御全球供应链动荡提供更有力的保障。然而，生产成本上升、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仍将对美国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构成挑战。如何在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同时平衡成本与市场竞争力，将成为特朗普政策实施的关键难题。

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提到针对进口高科技产品，特别是中国制造的高端技术产品征收更高关税，以提升美国本土技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尽管这一政策可能增强美国制造的国内市场吸引力，并为本土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但其强硬的立场也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甚至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市场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在对外技术合作与管控方面，特朗普的政策方向同样十分明确。他主张对出口至潜在竞争对手的关键技术（如5G、人工智能芯片等）实施更加严格的管控，以防止这些技术在海外助长竞争对手的实力，削弱美国的全球科技优势。这一策略虽然能够有效巩固美国的技术壁垒，但同时可能限制美国科技企业的国际市场拓展机会，并增加跨国技术合作的难度。

特朗普的“科技政策2.0”核心围绕“技术自主”和“美国优先”两大主线展开，通过放宽国内人工智能、数据隐私等领域的监管，进一步刺激本土科技创新；同时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制裁力度，特别聚焦于人工智能与半导体等战略领域。在国内，特朗普倾向于对谷歌、Meta等科技巨头采取更为宽松的反垄断政策，以维持其全球竞争优势；在国际层面，他计划通过制造业回流政策和关键技术管控巩固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尽管这些举措可能在短期内增强美国科技产业的实力，但也面临供应链不稳定和贸易摩擦升级等潜在风险。

随着新一届任期的临近，特朗普近日陆续宣布了一系列重要职位的提名名单，为其2.0内阁的组建拉开帷幕。2024年11月7日，他宣布了首个人事任命，将其竞选活动的实际操盘手苏西·威尔斯（Susie Wiles）任命为白宫幕僚长。这位67岁的政坛老将自2021年以来一直在幕后主导特朗普的政治事务，与许多特朗普的前顾问不同，她与特朗普的关系长期稳定，少有公开分歧。11月13日，特朗普进一步提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为国务卿候选人。卢比奥自2011年担任参议员以来，一直是推动反华议程的核心人物，主导通过了所谓的《台湾旅行法》，提议禁止美国政府机构采购中国公司的设备，并推动关闭孔子学院等措施。这一提名不仅重组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团队，更彰显了共和党鹰派力量的全面回归，预示未来四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将采取更为强硬和保守的路线。

此外，特朗普提名前民主党众议员塔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为国家情报总监候选人，并提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为司法部长候选人。特朗普的政策主张涵盖国内减税、反对控枪和堕胎、加强边境管控与移民政策、大幅提高关税、减少国际支出以及结束热点地区战争等领域。为实现上述目标，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人事安排更倾向于启用背景保守且具备专业资质的行政人员，以避免其第一任期中频繁的人事更迭所造成的政策推进障碍。

回顾其首个任期，特朗普在作为非传统政治人物执政的初期，依赖商业联系任命了多位商界领袖和金融界资深人士担任政府要职。然而，这些高级顾问与内阁成员频繁因争议离职，导致政策推行屡受阻碍。在此次2.0内阁人选中，特朗普显著强化了其核心“忠诚圈”的主导地位，展现出从2016年政治“素人”向成熟政治运筹家的转变。

特朗普政府在通过关税手段打压中国科技产业的策略上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反而可能在第二任期内进一步加大施压力度。鉴于当前中国对美扩大进口的空间相对有限，美国对华科技制裁的重心预计将更加聚焦于高端制造领域，施压强度也将超过上一届任期的水平。

目前，美国已对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了高额关税，但一些核心消费科技产品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游戏机等尚未纳入征税范围。特朗普提出的将关税税率提高至60%的设想，若得以实施，可能对全球科技产业链产生深远影响。根据业内测算，这一政策将显著提高科技公司的生产成本，其中笔记本电脑价格可能翻倍，游戏机价格上涨约40%，而智能手机的零售价格预计上涨26%。此类成本激增可能直接传导至消费者端，加剧市场的不确定性与波动。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是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一种直接压制，也是其推行“美国优先”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提高进口产品的成本迫使企业将生产环节迁回美国，从而强化本土供应链的独立性。然而，这一策略可能对国际市场产生深远的溢出效应。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意味着关税政策可能引发生产转移与成本重塑，从而进一步加剧科技产品制造成本的攀升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此外，关税升级也可能进一步引发中美科技领域的“脱钩”趋势。中国作为全球科技产业链的重要节点，与美国之间的合作面临更加复杂的政策环境和阻力。特朗普若实施更大规模的关税打压政策，不仅会对中美双边合作带来新的冲击，还可能迫使中国加速推进科技领域的自主研发与供应链的本土化，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

在其上一届任期内，特朗普政府通过将出口管制武器化和精准打击措施，系统性限制美国本土企业向中国科技公司出口关键技术。这一战略的典型表现是将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列入“实体清单”，从供应链上切断其获取先进技术的能力，特别是在半导体、高性能计算和电信领域。这种政策不仅遏制了中国在部分关键领域的短期发展，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供应链的深度重组和技术脱钩的风险。展望其新一届任期，特朗普政府预计将进一步强化和升级这一政策，施加更广泛、更具深度的技术和投融资限制。

「从“小院高墙”到“大院铁墙”的全面扩展」

特朗普新任期内，出口管制政策的执行框架预计将从针对特定高技术领域的“小院高墙”模式，向覆盖更广行业范围的“大院铁墙”转变。除了维持对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现行限制外，可能进一步将管控扩展至普通芯片、生物医药和农业科技等中高端技术行业。例如，普通芯片作为电子产业的基础，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扩大管控范围的首选之一，而生物医药和农业科技的出口限制则显示美国对中国多维科技产业链竞争的关注。特朗普还可能扩大对中国企业在美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限制，如能源、医疗供应和电信行业，并通过立法手段加强对被认为“威胁国家和经济安全”资产的审查，甚至迫使中资企业出售相关资产。

「科技脱钩的复杂博弈」

特朗普政府此类政策的预期目标是强化美国在全球技术链中的主导地位，压制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技术崛起。然而，这种策略也伴随着复杂的双向效应。过去几年，美国对华芯片行业的全面打压迫使中国科技企业加速研发自主技术，并推动了生产链“去美国化”的战略，从而在中高端芯片领域逐步减少对美国技术和设备的依赖。

与此同时，在芯片之外的许多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度较高，尤其是生物医药行业。2022年，中国是美国制药领域上游原材料的第四大供应国，占美国该领域进口总额的7.9%。此外，许多美国生物医药初创公司依赖中国的研发外包服务，而全球大型制药企业近年来持续增加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以确保其生产和销售网络的稳定性。因此，在生物制药等领域，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存度，实际上削弱了其在这些领域实施全面脱钩政策的能力。

「中国的技术进步与市场韧性」

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快速技术进步和庞大的市场规模为其抵御美国更严苛政策带来的冲击提供了重要支撑。近年来，中国通过政策激励和自主研发，迅速在中高端科技产业链上建立起了生产能力与市场优势。例如，在芯片领域，虽然高端技术短期内仍受制于美国，但中国已在存储芯片和功率半导体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中国庞大的市场体量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广泛的需求基础，这种规模效应在生物医药、消费电子和农业科技等领域尤为显著。通过有效的政策组合，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应对美国新一轮出口管制的同时，继续推动国内科技自立与产业升级。

「全球科技竞争的溢出效应」

特朗普可能实施的“更激进”科技制裁政策，不仅会加剧中美两国的科技竞争，也可能对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这种政策可能迫使美国企业承担更高的生产成本和市场风险，尤其是在中国是重要供应链节点的行业；另一方面，它可能进一步推动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并加速其他国家与地区在科技领域的独立性布局。

从长远来看，美国希望通过“技术脱钩”压制中国科技崛起的同时，维持自身在全球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这种策略的复杂性和内外部成本使其在实际执行中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平衡技术管控与经济利益，以及如何在不彻底破坏全球供应链稳定性的情况下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将成为特朗普新任期内对华科技政策的核心议题。

对于中国而言，通过进一步加强自主研发能力、优化国内产业链布局以及扩大内需市场，将成为应对美国制裁政策的关键。在当前全球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需以更灵活的政策工具应对外部压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寻求在全球市场中构建更有利的地位。

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不仅是国家力量的较量，更是全球科技生态系统再平衡的重要契机。在特朗普更强硬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如何在被压制的领域实现突破，将成为未来几年科技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³

我们不难察觉，那个曾经高举全球化旗帜，推崇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并致力于向世界传播开放与包容价值观的美国，似乎正被愈发偏狭和排外的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所取代。那些一度被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正受到国内日益排外的政治氛围与兴起的民粹主义浪潮的侵蚀。

如今，右翼民粹主义主导的美国政坛迎来了共和党对白宫和国会两院的全面掌控，而卷土重来的特朗普2.0，预示着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或许正在酝酿。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结构，将如何重塑美国的内外政策？是进一步加剧内部分裂与国际孤立，还是引发全球秩序的新一轮动荡？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无疑将成为全球政治格局的关键。

内容｜陆逸沛 刘冬澈 朱政宇 余植巽

排版｜吕迅

审核｜陈荒拓 智库编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