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对军事创新的影响：美国军事网络理论的发展

为什么军事组织会对一种新技术采用不同的使用方法和应对措施呢？历史表明，新兴军事技术的发展并不预设其在跨国家或跨组织上的统一应用，而军队对相同技术的解释和应用也有所不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通过不同的网络空间方法的发展，这种组织和国家的变化模式开始出现。

2008年8月，俄罗斯军队入侵格鲁吉亚共和国。期间，俄网络攻击与地面军事行动同时展开，对格鲁吉亚人民制造信息封锁，从而导致35%的格鲁吉亚互联网网络功能下降。虽地面战争起止点基本相同，但大规模网络攻击表明冲突轮廓已变。对俄罗斯军方表现的内部评估发现作战缺陷，尤其是网络攻击及信息运动未能成功控制战争叙述，进而想建立专门管理未来战争信息组成部分的分支机构，但因对谁该拥有该能力有分歧而未实现。

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在网络空间的大量活动表明他们最终找到答案，且与美国在类似转折点所走道路不同。本文将通过研究组织文化与军事创新的相互作用，解释网络空间学说存在变异的原因。运营背景影响组织解释新问题的方式，进而影响创新轨迹，基于美国军队网络空间行动演变历史的理论框架将帮助理解跨国差异问题。

现役军人的作战背景对军事创新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军事创新以学说输出衡量，作战背景则通过组织亚文化机制评估，而这些亚文化构成了塑造其成员行为和信念的因素。亚文化的作用方式可通过两部分过程描述。其一，在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创新轨迹的主要决定因素将是负责创新的服务亚文化的认知和行为倾向。其二，随着不确定性减少，亚文化之间的竞争将以与更广泛的服务使命和占主导地位的服务文化相一致的方式得以解决。

从理论层面而言，该论点将组织文化的逻辑下沉至组织亚文化层面，进而将此逻辑拓展至军队如何创新的问题上。实际上，这一论点表明，被分配负责某个问题的人员类型对该问题的解决方式至关重要。例如，网络空间行动的发展责任究竟属于情报组织还是通信组织。该论点还指出，创新挑战的可能解决方案范围在一开始就受到拥有该问题的组织的隐性信念和实践的限制。换言之，人们往往会依据自身的职业成长方式以特定方式看待事物。若他们的观点不同，便很难说服其专业群体认为这样的观点值得追求。

目前，很少有研究通过经验去检验网络空间主义，更不必说对国内外不同军事组织的这种主义进行比较。此类研究的匮乏，与其说是由于缺乏兴趣，不如说是因为在数据可用性、数据分类领域面临诸多挑战，以及缺乏用于评估网络空间问题的充分且可接受的比较框架。

后一种情况并无助益，毕竟网络空间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例如，俄罗斯的网络安全原则将 “网络” 一词专门用于西方活动，而非其自身概念框架中的任何事物。相反，俄罗斯将网络空间视为其整体信息战原则的五级组成部分。在那里，网络被认为是 “使国家主导信息景观的六种机制” 之一，而非作为对技术系统实现离散效应的一种方式。当潜在的术语存在争议时，任何关于军事学说的研究挑战都会加剧。

围绕网络空间的众多叙述以及绝大多数网络空间活动都是由私营部门的行动者所驱动，这一事实同样使这些挑战更为严峻。因此，许多军事决策者公开从私营部门的发展中汲取如何在网络空间中行动的启示，而必须对网络事件做出反应的政府往往发现，他们除了与民族国家进行谈判外，还在与科技公司进行协商。这一切都意味着，网络活动的格局比军队通常在陆地、空中或海上作战的格局要复杂得多。

新技术和军事创新的过程总是包含不确定因素。然而，网络空间的一些属性使它在历史军事创新中独一无二。

首先，网络空间并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技术，也并非存在于严格的军事空间之中。相反，网络空间具有全球性、相互关联性，被各类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用于不同目的。这意味着私营部门有大量因素对网络空间中冲突的内外轮廓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于网络技术的发展方式，以及军事行动者在参与网络行动时必须做出的决策类型。它还削弱了军方在使用武力以及从事网络空间行动所需的基本技术和专业知识方面的垄断地位。在网络冲突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私营部门而非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无法像控制严格保留用于战场的技术那样掌控创新条件，因此可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

其次，网络空间能够产生既非暴力又非持久的军事效果。这些影响具有侵入性但非暴力的性质，难以进行传统的法律分类，这增加了制定适当应对措施的难度。一些学者基于此前提认为，网络战争实际上并非战争，不应该被如此对待。另一些人则认为，网络空间的危险在于它能够将州际冲突推向一个故意低于武装对抗门槛的领域，从而有意脱离传统回应框架。然而，如果网络战争是否能取代军事暴力成为国际政治的最终仲裁者，那么关于网络战争的争论就有可能成为纯粹的学术活动。网络战争无需成为战争就能使战争过时。这种类型的冲突往往是非致命且非暴力的，这正是它在历史军事创新中的独特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自身一套类似规则的需求。因此，制定一个针对网络效应的连贯战略框架所需的概念、法律和知识创新，已经变得与死记硬背地开发武器和培养人员一样重要。

全球相互关联的地形与实现非暴力效果的能力相结合，造就了网络空间的第三个独特特征：它由持续行动的条件所定义。换句话说，政府和非政府行为者不断相互接触，并不断试图实现位置优势，无论他们是否处于明显的物理冲突状态。传统的军事进攻与防御区别，或战争与非战争的区别，虽然在概念上仍然有用，但在实践中对这种类型的网络活动的描述却显得不够充分，甚至具有误导性。这对军事创新理论意味着，网络既不是呈现战争内部学习的案例，也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学习的案例——相反，它既两者都是，又两者都不是。鉴于这种持续不断的冲突状态，我们应该期待网络空间的军事创新展现出独特的战时与和平时期创新模式的组合。

第四，网络空间是一个由信息组成的领域——支持电子系统的比特和字节以及这类系统产生的可理解内容——使得网络空间能够实现一种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叙事操作。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革命带来了一系列技术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和交流的速度与范围。这些变化使信息本身成为一种主要的战略资源，此后已经重塑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战争。随着通信技术的普及，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分散，导致权力超越传统国家边界和机构，这对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通信技术的扩散威胁着改变战争，就像它改变了社会一样：通过一种在最终用户层面上无处不在、即时且可操作的信息媒介的扩散。由此产生的目标丰富的信息环境使一种认识论斗争成为可能，让人很难辨别真实与虚假——这个事实，某些军队显然比其他军队更愿意且能够利用以获得竞争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空间能够或不能创造的物理效应所提出的军事创新挑战，不如说是用来破坏或操纵人们感知现实的认知效应。

因此，网络空间为军事创新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如何为一个武器系统开发一个新的战略框架，其影响无法定量衡量，其最危险的应用可能在军事冲突本身的边界之外？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军队一直在努力应对信息战，而西方军队尤其难以将信息战的非动态方面融入他们的战争理论和实践中。鉴于网络空间以明显的方式改变了全球信息环境，我们应该期待看到同样的模式出现在美国军方选择如何在这个新地形上作战的过程中：难以阐明战略有效性的新措施，并倾向于关注领域的技术和物理而非认知潜力。

诚然，“网络”一词对于不熟悉它的人来说常常令人感到困惑，甚至更加困惑。本篇论文研究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军队在网络空间进行创新的努力是在缺乏统一定义的情况下发生的。出于这个原因，要描述网络空间的军事概念如何演变成如今的模样，就需要采用更广泛的历史视角，包括信息战、指挥和控制战争以及信息作战等不同但相关的先行思想。同时，这也要求对网络空间行动采用比目前联合军事原则中更为宽泛的定义。

编译｜李璇皓洋

校对 | 陈荒拓、陆逸沛

排版｜吕迅

审核｜智库编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