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联盟构建与中美竞争

作者：刘兴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数字技术政治经济学。

原文来源：刘兴华，“数字时代的联盟构建与中美竞争”，《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17卷第4期，2024年，页码425-448。

编译：朱凯泽，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系博士生。

导读：随着中美竞争逐渐向数字领域倾斜，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已成为全球权力博弈的新焦点。美国正通过构建数字联盟（digital coalition），这个具有组织性质、对抗性目标、共同目标并具备集体行动能力的国家联合体，来应对数字战略、规范、标准、产业和产品领域的挑战。美国正在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technological advantage）和盟友的安全依赖（security dependency）关系，将盟友的战略利益与自身目标紧密绑定。文章重点分析了美国如何通过"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和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等平台来遏制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发展，并试图重塑全球数字秩序。文章同时指出，构建和维持复杂数字联盟则需要安全依赖和技术垄断的存在，其中的核心是要拥有对产业生存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供应的控制，这样才会迫使盟友牺牲市场利益，加入数字联盟以确保其产业的完整性。通过深入剖析数字联盟的形成机制与运行逻辑，本文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数字技术因其独特属性，已超越传统的军事与经济竞争范畴，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产业发展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关键因素。作为全球两大科技强国，中美两国正围绕技术规范、供应链主导权和市场控制权展开激烈角逐。为巩固技术优势和战略主导地位，美国积极构建数字联盟，整合盟友资源，以技术优势和规则制定为抓手遏制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则通过加速自主创新、多元化供应链布局以及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努力突破技术封锁，谋求在数字领域的战略突破。

在此背景下，学界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数字竞争正推动世界走向新的两极格局，而数字技术正在成为国家安全和财富的重要支柱。中美在技术标准和数字规则制定方面的对抗将持续存在，甚至可能导致全球分裂为两个互不相容的技术生态系统。第二种观点将数字联盟视为传统军事联盟和经济联盟的延伸，认为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技术垄断和供应链管控来维护成员国的战略利益，同时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第三种观点则强调中美数字竞争将引发新的格局变化，并可能催生“数字不结盟运动”（DNAM）。因为数字竞争促使许多国家（如印度）寻求战略自主，不愿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与传统不结盟运动（NAM）的创建类似，一些国家开始重新聚焦不结盟的概念。欧盟与不结盟运动可以发起新的5G倡议，以消除中美竞争带来的限制。在此背景下，理解数字联盟与传统联盟有何不同和数字联盟核心机制构建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国际竞争从传统领域向数字空间延伸。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对抗不同，当今的数字竞争主要围绕技术标准的制定、产业规则的话语权以及供应链的安全展开。美国在这场竞争中，不仅致力于用技术领先维持主导地位，还积极通过数字联盟整合盟友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数字秩序。数字联盟的兴起反映了技术实力和战略需求的交互作用，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供应链管理、技术标准化和产业协同，强化自身优势并限制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

而要想深入理解数字联盟的本质，首先需要明确其与传统联盟形式的区别。在国际政治中，联盟被视为一个协作实体并应满足有明确目标、有制度化的载体，承担集体行动或政策协调和以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四个标准。军事联盟（military alliances）通常以集体安全为目标，建立在长期稳定的成员关系和共同防御承诺之上，北约就是典型代表。而军事同盟（military coalitions）则更具灵活性，往往围绕具体目标或短期任务开展合作，如海湾战争期间的多国部队行动。这两种联盟形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成员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和目标的持续性。

相比之下，数字联盟则展现出了四个显著特点。数字联盟以数字技术为中心，随着数字技术的权力分布变化可能被升级、重组或解散。其次，数字联盟具有突出的全球互联性，涉及国内数字经济、安全及全球数字发展，所以可以囊括联盟、政府、跨国数字公司及其他力量，深刻影响联盟参与者、目标国家甚至整个数字世界。第三，数字联盟不是一个边缘的辅助工具，而是塑造大国权力分布结构的竞争前沿。最后，数字联盟还具有明显的功能波动性，数字技术的突破和主导地位的兴衰改变了联盟的功能目标，为其注入新的合作枢纽或剥夺其价值。

在这一框架下，数字联盟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其高度技术化的合作内容上，更表现在其多元化的合作形式和强大的适应能力上。这种灵活性使数字联盟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技术竞争环境中保持战略韧性。

本文主张，基于联盟的安全依赖（security dependency）和数字关系中的技术垄断（technological advantage）是数字联盟构建的决定因素，前者的强度决定了联盟构建的可能性，而后者的强度决定了联盟的牢固性和强制性。

安全依赖指盟友对美国在安全领域保护的依赖程度，这种依赖不仅存在于传统军事领域，还延伸至网络安全和技术治理领域。美国通过强调"中国威胁"论，强化了盟友对其安全保障的信任。通过这种方式，美国不仅巩固了盟友参与数字联盟的意愿，还为联盟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战略基础。

技术优势则是数字联盟得以维系的关键支撑。美国通过掌控核心技术以及对全球技术供应链的深度参与，确保盟友在技术层面形成对美依赖。例如，美国通过严格控制关键技术的出口和使用授权，不仅限制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还使盟友更加依赖美国主导的技术体系。这种技术优势进一步增强了数字联盟的内在凝聚力，保证了联盟成员在合作中的步调一致。

在简单的数字联盟（如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合作）中，安全依赖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更复杂的数字联盟，如需要高度协调和执行的联盟，还必须辅以强大的技术优势，这种优势建立在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之上。例如，美国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使其能够通过技术输出与限制对盟友施加影响。通过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管控，美国不仅限制了中国技术能力的提升，也确保了盟友在合作中的技术依赖性。这种双重机制使数字联盟的运作更具约束力，同时也增强了联盟的整合能力。

由此可见，安全依赖和技术优势并非独立运作，而是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数字联盟的运行逻辑。安全依赖为联盟的形成奠定基础，而技术优势则通过经济和技术手段为联盟的长期稳定提供保障。这种双重机制使得数字联盟不仅能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战略优势，还能在面对内部分歧时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

“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和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是数字联盟在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它们分别体现了安全依赖与技术优势两大机制在数字联盟构建中的运作逻辑。

Chip 4由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组成，其核心目标是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确立技术主导地位，同时削弱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的竞争力。该联盟通过建立联盟内部的半导体供应链协调机制、共同制定半导体产业技术标准、推进先进制程技术的联合研发和协调成员间的市场准入政策的方式来实现其战略目标。

安全依赖在Chip 4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通过强调中国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威胁”，成功争取了其他成员的参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对美国的依赖，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关键技术保护方面的高度协同，使其对美国的倡议表现出积极响应。特别是，韩国虽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但在面对半导体技术和设备出口管制等安全议题时，仍选择支持美国的战略部署。这充分体现了安全依赖对联盟运作的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技术优势是Chip 4维系和强化的核心支柱。美国通过掌控EDA设计工具、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先进材料技术，确保了盟友在供应链上对美技术的高度依赖。具体而言，美国对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如光刻机）的严格出口管制，以及对技术共享的精确划分，使盟友难以脱离其主导的技术体系。这种技术优势不仅巩固了联盟内部的合作关系，还通过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构建了对中国技术发展的长期壁垒。

而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作为跨大西洋数字合作的重要平台，目标是通过协调技术政策、制定共同的技术标准体系、建立供应链风险评估机制以及推进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来共同应对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崛起。在TTC的形成过程中，美国也强调了中美技术竞争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潜在威胁，如数据安全、人工智能治理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政策分歧可能被中国利用，从而成功将欧洲盟友纳入其数字联盟框架。这使得尽管欧盟在数据隐私保护（如GDPR）和人工智能伦理规则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但双方在技术出口管控、供应链风险评估等领域达成了实质性共识。这种合作模式展现了数字联盟的灵活适应能力。

技术优势在TTC中的表现同样突出。美国凭借其在技术研发和产业链上的绝对优势，引导欧盟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与其保持一致。例如，在5G网络安全和高性能计算领域，美国通过限制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促使欧洲企业逐步调整市场战略，优先选择与美方技术兼容的解决方案。这种优势不仅增强了跨大西洋技术协同，也限制了中国在欧洲市场的技术扩张。

Chip 4通过供应链重组和技术垄断，直接制约了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进步。TTC则通过跨大西洋协作，建立了一个涵盖规则制定、供应链管理和技术控制的多层次平台，为数字联盟提供了更广泛的全球支持。这些案例表明，数字联盟不仅是一种新型国际合作形式，更是中美技术竞争的关键工具，其未来发展将深刻影响全球技术治理的格局。

数字联盟已成为美国在数字时代与中国竞争的重要工具，其主要目标是维护自身及联盟成员的供应链安全、巩固技术领导地位，以及在应对中国全球倡议时保持竞争优势。

然而，美国主导的数字联盟也加剧了数字世界的分化。基于安全依赖的简单数字联盟使美国得以对中国发起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挑战，这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数字冷战的形成。这类联盟的效力和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推动意识形态对抗的决心以及联盟内部实质性合作的深度。而那些建立在安全依赖和技术优势基础上的高要求数字联盟，虽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但也面临着联盟内部信任消耗的风险，逐渐演变为以美国技术优势为核心的等级化体系。这种联盟模式按照美国的政治目标重新配置全球数字资源，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割裂，对中国、美国及其盟友的数字产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可以采取四种应对策略：第一，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构建更加广泛的全球数字合作伙伴网络；第二，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突破关键技术领域的封锁；第三，实施针对性的"楔子战略"，寻找美国同盟体系中的战略机遇；第四，探索建立互补性的数字合作机制。考虑到中国奉行的不结盟政策，未来应主要通过加强数字伙伴关系建设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来应对美国主导的数字联盟体系。

编译｜朱凯泽

排版｜谢霄曈

审核｜陈荒拓 陆逸沛 智库编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