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党在庐山召开了庐山会议，庐山会议的本意是纠正“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左倾”错误，从而让经济运行回到正轨。当时彭老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写了一封“万言书”（实际并没有一万字）。然而，在这之后，彭老总却受到错误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
也是庐山会议之后，彭老总搬离了原先的住处，搬到了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身边也只留下了极少数的工作人员。作为彭老总的妻子，浦安修在庐山会议之后也会回到吴家花园居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回吴家花园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住进了学校，不再回家。
浦安修是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曾两次奔赴延安与山西抗日前线，为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了一份力量。1938年9月，浦安修在一次会议期间认识了彭老总，此后在李富春的介绍下，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并结为夫妻。
结为夫妻后，浦安修调到彭老总身边工作，跟随彭老总转战大江南北。彭老总非常尊重知识分子，他也对浦安修极好，平时生活中都是称呼妻子为“大学生”。那段时期，浦安修也在彭老总身边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在妇女工作以及土改工作方面，为巩固与保卫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浦安修担任了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等职务，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投身祖国的建设。1957年，浦安修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担任了北师大政治教育系主任以及学校的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对浦安修来说，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北师大是浦安修的母校，而且浦安修喜欢教育工作，不过，仅仅两年之后，浦安修的境遇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身在北师大的浦安修也遭遇了各种冷遇、刁难以及白眼，她内心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压力进一步升级，北师大的领导也开始给浦安修做思想工作，要求她与丈夫划清界限。
在种种压力下，浦安修经过纠结与犹豫之后，最终写了一份离婚申请报告，递交给北师大党委。北师大党委无法批复报告，上报给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又上报给中央。最终中央批复：“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虽然中央没有批复，但浦安修还是下定决心与丈夫离婚，划清两人之间的界限。不过，浦安修不敢亲自去找彭老总谈这件事，她先找到了彭老总的侄女彭梅魁。彭梅魁把这件事告诉伯父之后，彭老总沉默了半天，最终同意与浦安修谈一谈。
1962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在彭梅魁的陪同下，浦安修来到了彭老总的住处，彭老总也找来了杨献珍见证这件事。两人交谈期间，彭老总曾极力挽回这段感情，但浦安修却心意已决。经过这次交谈之后，两人算是离婚了。
虽然两人已经算离婚，但在后续的十年浩劫时期，彭老总还是力所能及地保护浦安修，避免她受到更大的冲击。不过，彭老总弥留之际，想见一见浦安修，却被浦安修拒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老总恢复了一切名誉，中央也给他补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当时浦安修请求以彭老总夫人的身份参加追悼会，却被彭老总的侄女拒绝。
最终中央以离婚报告未批准为由，同意了浦安修的请求。晚年的浦安修对当年与彭老总“离婚”后悔不已，她也致力于整理彭老总遗留的资料，以此缅怀彭老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