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的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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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中国书法报》第490期

作者 l 孙慰祖

原题 l 封泥的辨伪——封泥文字和印式的时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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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演进具有其自身的规律。首先，同一时代的文字风格既不能超然于一般文字外，时代推延亦难以回复。在封泥之制存续的秦汉时代，由于篆隶的交替成为汉字发展史上字、书体变动相对活跃的时期，随隶变趋势而出现的某些体势、笔形改变具有不可逆性。其次，我们也曾指出，印章文字的书体又具有强烈的稳定性，它受到制度和社会习尚的约定成为专用字体后，演变的活性又趋退化，印文风格通常表现为微观方面的缓慢变动，它与同时的其他文字载体上所呈现的风格不能简单地对应，这是一个明确的事实。再次，一定程度上影响印文书法形态的因素还包括印制的变革、制作机构不同及匠者的变化。这是表现在印文书法风格形成上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几个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决定了封泥文字结构、体势、笔形及印式风格具有一定时代的标识。这是鉴别中首先须要作出判断的一个方面。

封泥是各个时期实用印章抑出的遗迹，文字一般比较规范、严谨。战国封泥中不同国别的文字，多与其他器物铭文、墨迹相一致；秦的官印封泥，与秦刻石、诏版文字同一体系，而与秦简文字差别很大，这是社会一般书写文字隶变趋势与“摹印”篆产生分野的表现。官印由于其制作的法定性，又与私印、诏版文字具有工、放之别。但它们的基本结构、基本笔形仍具有共性，如“印”字作“”，“丞”字作“”或“”等。西汉中央政府所颁的朝官、郡县官印，在字体的规整性方面表现得比较显著，具有引导风气的示范地位，而一度独立性较强的诸侯王国自铸的官印，风格演变相对滞后并表现相对率意，在齐、楚两王国印文中比较明显。由于景帝、武帝时期若干政治、印制改革措施的实行，西汉中期及其后的官印文字，普遍转向形态方正、严密，笔画圆意减少，弧势弱化，字形增大，后者与汉印形制增益并弃用界格有关。东汉的封泥，文字更趋平正方折，印形益大，“印”“长”“丞”等常见字均与西汉有不同笔形。

未央卫丞

在鉴别实践中，不仅要观察单字的形体风格是否合乎特定时期的固有法度，字与字之间的风格也必须是统一协调的，如果单字的形体出现不合古代文字规范，或者同一印中的文字相互间风格不能一致，就须要考虑伪品的可能。如“未央卫丞”封泥，“未央”二字书法与秦汉魏晋时期的规范不相企及，“卫”字结体颇奇异，既违疏密匀洽，笔画亦有缺失，作为未央宫官印章，绝不至如此漫无矩度，可知制作封泥者缺乏起码的篆书技能。又如“殿中司马”，在古玺印印文序列中绝无类此“殿中司”三字形体的书法，秦印“中”作“”，魏晋作“”，皆取方正形态，又“司”字分别作“”“”“”，可见此封泥无类可从。这些拙劣的文字，完全不合汉晋南北朝印文规律，即可据而认定为伪品。

殿中司马

但有时伪造封泥的文字系类比其他印文拼凑而成，其形态就具有似是而非的迷惑性，须要细致地进行比较。《封泥考略》所录陈介祺旧藏“新城令印”中，“令印”二字皆有所本，尚差强人意；而“新城”的“新”字“斤”部在西汉印中应作“”，例见“新都长印”，又其“城”字中“成”部左笔收笔上提，与整体的风格完全不谐。故此件虽然制作比较刻意，仍不难辨析出其中的矛盾。又如陈氏旧藏“胶东太守章”是一件在文字与形态上都极为近真的伪品，但细审文字，仍能发现可疑之处：太守五字印属西汉太初以后之制，然印文“章”字上端两横画间空距过大，与西汉中晚期相当规范的印文体势难以相合，在东汉、魏晋的印文中也无此例。另外，“胶”“守”的笔势均称软弱圆滑，与其他真品比对立可判明高下。以上两件封泥经对实物形态的观察，又发现了其泥背的作伪痕迹。同书收入的“汉中太守章”后三字摹自他处，尚能近似，但“汉中”两字却不相协调，“汉”字“水”旁逆势，与秦汉篆书相悖；“中”字与前举“殿中司马”同弊。经过对泥背形态的验看，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怀疑。陈藏的“魏郡太守章”文字几乎不成体，是泥团故作变形所致，其背面无绳纹、绳孔和简纹。此类伪品的收录，表明在封泥收藏之初，陈氏及其续成《封泥考略》者对封泥伪品的辨识尚缺乏经验。“横海候丞”“军候之印”“武都太守章”也属同类。由此数例，可见伪造文字类型的器物，多易于首先在体态、笔形上存在弊端。抓住文字风格这一指标，就能够由表及里，辨识伪品的其他疑点。文字体态、笔形特征细微处，对于后世的摹做者来说是难以做到一以贯之、天衣无缝的。近年习篆刻者甚多，伪造封泥往往假手于此道中人，据真品摹刻再抑出泥文。如“狼邪令印”，是据故宫博物院所藏西汉同文铜印摹刻印模后所抑，粗略看来形貌颇合，但封泥的文字中“令”字末笔笔势生硬，“狼”字“犭”部也存同样败笔。另一“渭成令印”与上印均见于《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同页，可见作伪者一气呵成，就近择取抄刀，无暇旁顾的心态，其“印”字末笔丢失曳尾，亦犯运笔无情之弊，而“渭”字“水”旁上两点奇短，也暴露了与秦汉篆体不能合辙的作伪之迹。这数件伪品，系近年混杂于其他真品中送馆的，经鉴定剔出后，售让者弃之不置，遂以标本见赠。摹刻印模后抑泥是伪造封泥的主要方法，制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常乐苍龙曲候”等，均一式数件，也是摹仿莽印真品而伪。

胶东太守章

伪造秦封泥文字的水平也有渐趋精进之势。下列均近年以相家巷所出封泥为蓝本伪造，其又可粗分两类。

一、摹刻印文后抑泥，如同上例。伪品“诏事丞印”“特库丞印”“西共丞印”“郎中丞印”印文摹刻均达近真程度，但文字体势的犹疑与软弱在一些细微之处仍不能避免，如“诏”之“言”部，下“口”作“”，是伪造者想当然的写法，殊不知秦篆并不如此。统观全印，其笔形转折处往往或失之过圆，或病于疲沓。作伪者刻意、拘谨的心态必然造成书刻过程中缺乏自然纯熟的笔法和气韵。有的伪品，制作者抑泥时又故使轻浅，文字若隐若若现，致人难察细节，如“泰医丞印”。不少伪品故作残缺，以冀欺人，然如“西共丞印”二枚竟残缺于同一位置，反而弄巧成拙。经辨析可知此类伪品背面形态固定之模压出，形态往往雷同，甚至泥面裂缝亦在同一位置，这是真品不可能出现的现象。

西共丞印（附封泥）

二、真泥而文伪。又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印文全系伪刻，如“马府丞印”，“马府丞”已属杜撰官名，姑且不论，其印文生硬峭折，亦与秦印文字不合。观察泥坯，系利用残失文字之封泥块补上新泥，再伪刻文字，故其泥胎可见新旧不同层次。作伪者虽加抹浆处理，仍难以掩其败迹。其二是真伪文字相接，即以残灭部分文字的真泥填补后加刻，如“郡左邸印”，左侧二字为真，“邸印”系填补伪刻，形成了文字风格不能合调的现象。“私南口丞”也属于填补伪刻。左下大部分为原坯，作伪者为射利而补出上半部分，上、下文字风格也就判然不同。经补填的部分，背面绳纹自然也难以相贯。

近年新伪的秦封泥数量不少，又因其手法更新，并以相家巷秦封泥流散品的名义欺人炫世，迷惑性很大，故有的新谱中辑入的资料，也面临着去伪存真的任务。

郡左邸印（附封泥）

由此可见，把握各时期文字演变的轨迹，是针对印文入手鉴别伪品的基本条件。当然，文字风貌合于规范的也不能完全排除伪品的可能性，需要结合其他方面特征才能最后作出判断。若干传世封泥印文存在真印所抑出的情况。如“周衍”“丁武之印”“晋卢水率善佰长”，印文几乎无懈可击。“周衍”系做同文汉玉印摹刻后抑泥，原印见《十钟山房印举》，文字不下真品。“晋卢水率善佰长”真印亦见前书，故仅从文字辨析易于受惑。因此，封泥的辨伪还须要与形态的标识联系起来。

印式与文字的具体时代属性是否一致，也是鉴别上须要细致观察的一个方面。如秦的界格形式在汉代南越国地区存在短促的因循时期，但中央及其他诸侯国所颁官印未有此种印式；又如西汉中期以后印面稳定地保持在2.3至2.4厘米见方，至东汉晚期印面又大多增至2.5厘米见方；武帝太初元年以后比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并采用五字印式，后者虽属印制变革，但也表现在印文排置、字形体态方面的变化。再如，在东汉官印中，又出现若干印文作“1—3—2—4”式的排列方式，但在西汉中晚期极少出现；西汉封泥见有半通印文的县名、县丞，多属早期。诸如此类，都是不同时期有关印式的标识，因而具体的文字必须与这些印式特点相谐。掌握了这些规律，遇到具体的封泥就要将印式置于其文字所表现的时代中去衡量。《古匋封泥选集》录入“齐郎中丞”、《齐鲁封泥集存》录入“齐左尉印”，与齐国官印不施界格的特点相悖，而且齐地无论为国为郡，均不可能有“左尉”，王国中尉只有“丞”，郡都尉亦然，“左尉”乃为县制。据此就足以说明封泥出于伪制。而如果文字近于盛汉的风格而又有“田”字界格，则也明显属于张冠李戴。“长子丞印”，其“长”“印”都是西汉中期风格，“丞”字却从秦印中摹入，文字风格相悖，泥背又出现类于C2式的形态，这些矛盾说明是为十足的赝品。

丁武之印（附封泥、泥背）

文字的错讹也是早期伪作中常见的现象，《古匋封泥选集》所见“曲侯邑丞”，“曲”字完全是隶、楷写法，与其他三字不合腔板。“上当（党）太守章”不仅“党”字错讹成“当”，而且印形太小，与西汉中期以后的规格不成比例。而《双剑簃古器物图录》所收“上党太守章”硕大无朋，印文风格也无可依归，既非汉世格调，又非南北朝作风，是作伪者不明印章制度和文字规范所致。其中“党”字占据特大位置，与西汉武帝以后五字印等分为六，“章”字独占其二的形式不合。这些印式的规律，是早期作伪者往往忽略的。“定阳市丞”添加界格，与“齐左尉印”一样，也是蛇足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