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俊芳：追记父亲几件事

一身正气，刚直不阿

我的父亲雷瑞仓离开我们已有三十八个年头了，在儿孙们眼里，他是一位慈祥和蔼的好父亲、好爷爷；但在他的老同事、老部下、老相识们看来，父亲更是一位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实事求是，敢于负责，说真话，干实事的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

投身革命

1925年12月，父亲出生于冯原镇雷家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升初中、高中都是越级考上的，1942年蒲城尧山中学毕业后，回到本乡吉安茶坊小学任教。吉安城村是上古时候的驿站，民间传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12岁下南阳路过，在此住宿，寄存过马鞍子，因此得名寄鞍，后更名为吉安。吉安茶坊小学是早期澄城地下党主要活动据点，1938年5月9日中共澄城县委在此成立，杨力生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曾在此任教，革命的种子在此深深扎根。父亲接受进步思想，结交进步人士，秘密配合党的工作，在教学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主动为党工作，成为积极分子。1948年2月，根据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组织决定父亲担任冯原区文书、区长，为党发挥更大作用，同年10月被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母亲常说：你父亲解放前搞地下，是提着头闹革命，经常不着家，国民党的人却时不时来抓人，家人们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有个闪失。有一次父亲刚回到家里，就接到冯原民团团长曹宏基晚上要抓地下党的消息，连夜晚一口气跑到善化乡窑园村姐家，姐夫趁着夜深人静把父亲安顿到西沟果园的土窑里，窑口拉了些树枝盖好，每天利用去果园干活捎点吃的，一连躲了好几天。曹宏基的大队人马半夜冲到家中，搜查了几遍找不着人，最后骂骂咧咧地走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穷凶极恶地搜捕抢杀共产党人，父亲命大，抓了多次都没逮住。壶梯山战役前后，父亲积极组织群众支前、扩武、征粮，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配合西北野战军工作。澄城解放后，冯原作为老区，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县前头。

丢失文件

刚解放那阵，干部队伍里大都没上过学或识字很少，基本都是些“土八路”，急需培训提高。1951年父亲被选调到渭南地委党校担任教导处主任，享受副县级待遇。在党校工作期间，父亲按照地委安排，积极组织干部培训，努力提升干部的管理水平。1955年实行工资制时，父亲被定为行政17级，是当时的高工资。就在父亲扑下身子抓教学，培训工作很有起色时，一件意外事件打乱了父亲的前进步伐。建国后中央对文件管理严格，涉密规定相当具体，一旦泄密可是重大政治事件。1958年的一天，一份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的急件传到父亲手上，并要求看完后立即退回地委机要室。当时正是饭点，父亲顾不上吃饭，一口气看完文件，就骑上自行车从老城去地委大院送文件。出门时，一位同事见父亲要进城，就掏出5元钱让回来捎两条烟，父亲顺手把钱装进文件袋里就上路了。半道上，自行车跑了气，他就推着走，当行走到一个修车点后，他让修车师傅补轮胎，自己上了趟厕所解手，出来后发现放在车子旁边的文件袋不见了，就赶紧找，把根前的人问了个遍，都说没注意、没看见，这下把乱子挏大了！丢了文件，这可咋办？父亲一时慌了神，急忙赶回单位向领导作了如实汇报，公安部门也迅速配合，最终没能找回文件。大家都说，这都是5元钱惹的祸，要是袋子里不装钱，谁要文件干啥呀！文件丢失后，父亲诚恳地向组织写了书面检查，主动承认错误，并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1959年，父亲被下派到蒲城县党校任校长，行政级别由副县降为正科，工资由17级降为18级。父亲常说：干任何事情一定要认真细心，否则将遗恨终生。

“文革”受难

1961年分县后，父亲回到家乡工作，先是担任县监察委员会书记，后调任县工交局局长。1966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展开，县工交系统也卷入到洪流当中。父亲作为工交系统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自然受到冲击，戴过高帽子挂牌游街，关过黑房子让反省交代问题，批斗会上过多少次。父亲担任县监委书记时处理过的个别人也借机发难，特别是工交局机关一名干事，多次要求提拔没有达到目的，“文革”一开始就当上了系统造反派的头头，经常押着父亲开批斗会。刚开始还让说话，先个人检查，再组织群众批判。父亲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从来没整过人，做过的事都出于公心。造反派头头见父亲“死不悔改”，后边就纯粹成了批斗会，机关批了基层批，几十家工矿企业一个一个过，没完没了。父亲说：工交系统造反派头头心术不正，人品不好，没有一点群众基础，他是不会提拔重用的。“文革”武斗后期，县上部分干部搞了个声明找父亲签字，父亲坚决不签，认为这么大个国家，整天斗来斗去，机关关门，厂矿停产，学生停课等等乱像，这个问题中央肯定要很快纠正。

寺前抗粮

1968年底，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终于得到扭转，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父亲以没有参加派性，文革中没有“污点”第一批“解放”出来，被任命为寺前公社党委书记。1970年春节刚过，父亲下乡时发现，由于冬春无有效降水，小麦墒情苗情普遍很差，就积极组织全社干部群众投身到抗旱保苗上来，对有灌溉条件的(当时没有抽黄)，积极联系电力部门，24小时不停机，抽水灌溉；对旱地小麦，则采取耙耱保墒，锄麦提墒等办法，促进根系生长，达到苗强苗壮的目的。他天天骑着自行车，背个水壶，带上干粮，深入田间地头，督促各大队生产队上劳，解决抗旱中的具体问题。小麦成熟后，他亲自组织测产，结果平均产量比常年减产三成以上。夏粮征购工作开始后，基层干部群众普遍有抵触情绪，认为遭灾减产，征粮任务不减不合理。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小麦收获后，都是先完成公粮任务，再留下籽种，剩余的分给群众。那时候丰年亩产也就三百多斤，交完公粮后就所剩无几，群众的口粮主要靠秋季作物，玉米、红苕成了家常饭，缺粮户比比皆是，不少人家到了春季青黄不接，只好外出借粮，借一斤玉米，夏收后要还一斤或斤二两小麦，如果没有亲戚熟人帮忙还借不到，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主粮。当时夏粮征购，只要做通大小队干部的工作，群众是有看法没办法。在完成公粮征收入库后，县上又给寺前公社追加了近百万斤购粮任务。父亲一听就来了气，立即赶到县上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当时的县人武部领导(兼任县委主要领导)听后大发脾气，说寺前公社的农业条件相对较好，全县都歉收了，寺前就要多承担点，没有商量的余地。父亲据理力争，毫不妥协。回到公社后，他把追加任务的文件压了下来，没往下分。一些好心人劝父亲，你这样硬顶着，将来吃亏的可是自己。父亲说：宁愿被撤职，也不能不讲实际昧良心，让群众饿肚子出去要饭。县上多次派人来施压，父亲坚持原则，不改初衷。在县上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当时的主要领导不指名严厉批评了这种“抗粮”行为，并上纲上线，说要进行严肃地组织处理。今年已93岁高龄的曹绪录老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这件事在全县影响很大，他当时担任县政工组组长(县委办主任)，县上领导点名让他挂帅，带领工作队进驻寺前，调查“抗粮不缴，瞒产私分”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天逐队查帐目，看库存，走访了解，最后得出结论：抗粮属实，私分没有，寺前公社上报的夏粮产量符合实际，没有发现“瞒产”问题。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父亲1982年离休，1987年8月因病去世后，寺前镇各村都派代表来为老人送行。一块“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署名寺前镇干部群众的牌匾，至今仍悬挂在老家窑洞正中，鞭策激励着后人！

（整理：赵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