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万字长文，但是，我不舍得删掉一个字；因为，教育的真相，也许就在这些字里。 在中国，没有任何话题，比教育更能穿越世代，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中心。它的背后，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渴望，是寒门出贵子的期盼，是阶层跨越还是跌落的忐忑。对于70后、80后一代来说，教育曾经改变过命运。生于1975年的三川玲，生于1976年的林小英，都曾经是小镇做题家，也都通过高考拿到了大城市通行证。20多年过去，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林小英发现，曾托举过自己的县域教育，居然落到了“塌陷”的窘境。而且这种“塌陷”并不是因为穷，而与人心有关，与资源有关。当资源向少数超级中学集中，意味着更激烈的内卷和内耗；而抢占不到资源的大多数学校，只能“塌陷”。承担这种“塌陷”后果的，是被“剩下”的孩子们，以及“躺平”的学校和老师们。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不夸张地说，这些学生决定着大国未来的面貌。但一个惊心的现实是：在一所县中，中考前100名里只有15个学生留下来——好学生都走了：成绩最拔尖的学生被筛选走了；家里有本事的学生被家长转走了。2012年，林小英在富士康调研，发现很多工人都是县域出身的孩子，在问起教育经历时，那些孩子说：在学校里，他们是不被期待的。▲ 午饭时间，浙江宁波雅戈尔纺织的员工食堂。当教育成为一个淘汰的过程，一个把孩子们一批又一批抛下的过程，“塌陷”的学校和不被期待的孩子，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林小英经过四年调研后推出的《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才如此有价值。在与童书妈妈的对谈中，林小英教授不但坦诚地分享了自己从乡村到北大的成长心路，也站在教育者的角度，画出了理想教育形态的模样。不管阅读这篇对谈的你，是学生家长，是校长，还是老师，甚至学生本人，我们都希望，你在看完这篇万字长文之后，也能告诉我们：你心中理想的教育是什么？以下为三川玲与林小英对谈实录： PART 1: 当小镇做题家进入大城市 三川玲：我们都知道，林小英教授在过去四年中，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她走访了6个省7个县25所中学，然后写出了《县中的孩子》这本书。同时，林教授自己也是一位从农村考进城市的大学生。所以，我们可以从林教授的个人经历出发，谈谈曾经的县中教育是什么样，对于你的意义又是什么？林小英：我的书名叫《县中的孩子》，但我自己实际上并不是成长于县城。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原来叫生产队，现在叫“组”。我一直没有这个“组”的概念，也从来没有用当代的行政体系去思考过我们这个小地方的位置和重要性。那时候，就连“县城”这个概念都很少被强调，县嘛，就是乡下，就是农村。到后来才有很多地级市、县级市概念。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未去过城市——可能对今天的人来讲很难以想象，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如此正常。我进的第一个“城”，就是北京城。但是，我从未进入过“城乡比较”的领域。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被放到任何大的参数下来衡量我林小英这个人。当年的我，可以说就是“井底之蛙”，但在我生活的环境里，你在你的井里，我在我的井里，没有人在井外把我们区分个一号二号三号——不像今天，善于给人做比较的人如此之多。我在一个相对闭塞、但又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长大、生活和受教育。世界很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但我也可以安于做井底之蛙，安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生活就这样漫长而寂静地往前走，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都在一个安稳祥和的心态下走过来。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了自己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安稳祥和，这种情感资源可以滋养我一生。在我的小天地里，我就是唯一，我很重要，这种感觉，对于一个成长中的个体来讲很重要。我们要学会：如何在不被比较的视角中过好自己当下的生活。当时的我，对城市的全部想像，就是我们湖南的省会长沙市。我没去过长沙，听说城市里有“红绿灯”时，我还想，白天太阳那么大，这些红的绿的（灯）行人能看见吗？后来，我真把这个“红绿灯难题”提给一个进过城的同学，他的回答如此轻松：“你操什么心，到了城里自然就知道了。”——这句话真的特别管用。1995年，我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果然如此！城市的生活是不难搞清楚的。城乡差异这个概念，在现今被郑重其事地强调过很多次，但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不那么郑重的，可以稍微轻松一点来探讨这件事。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班上还会有省会城市的孩子转学过来，成了我的同班同学。他们的言语行为，又成为一扇透视城市的窗口。当然，我们从不会问人家，家里为什么把你送过来，但我们当时认定：城里的孩子都很调皮，所以才会被送过来。这些城市孩子跟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吃饭，甚至一起去下田插秧，我也没觉得他们跟我们之间有多大差别。三川玲：我们的经历很相似。在1994年去广州读书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县城，其中有个很大的原因是我晕车，没法坐交通工具出去。去广州读大学，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那么长途的汽车，当然就晕车晕到抽筋。小英老师想像不出来红绿灯，我则是不太理解城市里的1号2号3号公交车这种区分。后来，我专门去练习自己坐车的能力，坐过几趟公交以后，确实就不怎么晕了。还有一件事，到了广州后，我被要求必须给家里报平安（他们特担心广州的治安）。但我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也没把电话打出去——我不知道该如何打电话。
一个县城孩子来到大城市，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到发达地区，内心的灼烧感是很强的。有个在广州长大的同学曾经跟我说，他看出了我不会打电话，但不敢教我，因为怕伤我自尊。我在县城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一定要离开，因为我周围的世界跟我在书里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急切地想去一个书里面写过的世界去生活。大城市对我的诱惑非常大，以至于今天我在北京生活12年了，每次经过天安门时，内心还会有激动。林小英：可能是因为没有被比较过，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很强的离乡离土冲动。生活也并没有给我亮出一个鸿沟，说河的这边的农村，那边是城市，我需要跨越过去——并没有这种感受。只是，上学这件事本身就是有一个阶梯感的，“上”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你一直在向上走，向上攀爬。我没上过幼儿班，上一年学前班就上小学，小学之后是初中，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肯定要上大学。这种拾级而上的人生道路，是有一种慢慢铺开的画面感的。高中毕业前，同学们都要写毕业留言册。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个城里来的同学给我留言说：20年后相见，我们还要一拼高下。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就去跟他讲：别看你是长沙市的，将来我不进长沙市，我要去北京。——其实我对北京没有想像，只是觉得北京肯定比长沙好，我起点比他低了一点，但将来我跨一大步，就能比他也高一点。所以当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以后，我第一个想法是——愿望实现了。三川老师提到的晕车问题，我也有，甚至后来到了北京上学都没治好。直到博士毕业时去教育部实习，天天4点钟起床，到北大东门赶5点钟的班车，太困了，上车只能睡觉，没想到晕车就此治好了。县乡孩子初入城市的窘迫感，我都有过。但我解决它的方式，就像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过的“钝感力”一样——甚至我都不需要修炼钝感力，我本身就挺“钝”的，用我同学的话说，就是神经极其大条，我不会把很多东西当成歧视，我就奉行一个原则：不懂就问。我曾经不知道怎么按教学楼的电梯，就是靠问宿舍同学，三两句话就解决掉了。我当时的宿舍里有6个人，3个来自农村的南方人（包括我），3个来自城市的北方人，其中还有2个就是北京的，还有1个是新疆的。你看，我们小小的宿舍，容纳了南北差异，城乡差异，北京和外地的差异，内地和边疆的差异……各种问题一古脑扑面而来。我至今感谢那两位北京同学，她们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有些东西，我们不先迈出一小步，卡在那里过不去，真的不值得。大一的时候，我还因为太笨，犯过一个错误。某天我从学校骑车出来，要去一个十字路口的斜对角方向，但红绿灯没告诉我斜对角应该怎么走，我看见有人直接骑车斜穿过去，就有样学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斜穿过去，然后就被警察给抓了，就在学校门口啊，多丢人的事儿。警察给我敬了个礼，然后让我推着车跟着他走，到中间的岗亭伞底下，告诉我按规则应该怎么走，然后给我一面旗子，让我去执勤，直到抓到下一个（这么干的），就回来把自行车取走。可我哪知道怎么执勤，就背对着行人，在那杵了15分钟，警察都看不过去了，就网开一面把自行车还给我，我就兴高采烈地走了。这件事让我心里还挺温暖的，这种“惩罚”我也能接受，我大条的神经也没把这当多大的事，回宿舍还跟同学当趣谈讲。但它的另一个意义是，作为一个农村人来讲，这件事是我第一次与“公权力”的代表迎面遭遇，这让我建构了自己对城市的认知，对城市生活的认知。对于一个18岁之前没进过城的人来讲，它给了我一个从知识和学识的角度去解析公权力的能力，给了一个普通而微小的个体一个自我确认。后来我做教育政策研究，会感觉到：所有的公权力都是人在运作，所有的规则都是人来制定的，那我也是人，为什么我不能参与到其中？这不就是我正在努力的方向吗？三川玲：林老师的故事，让我们发现：自己有一个纯粹的世界，为自己而活的人，是可以不被外界评价所左右，不被分别心所干扰的。那么我想问林老师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大城市的人？林小英：哪怕是博士毕业留校后，我也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城市人，可能背后反映的是：我可能依然没有什么归属感。有很多人，包括我的老同学，他们有时候挺佩服我的一点，就是我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来回穿梭，几乎无缝对接。上大学以后，跟城市出身的同学聊天时，我经常会想，我花上一两年的时间，就弄懂了城市生活，但农村的生活，可能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懂。这样说起来，我好像能活两辈子。我的高中，在一所寄宿制的学校里度过，学校甚至不在县里，而是在镇上。虽然它座落在农村，但并不是信息完全闭塞。城市的同学，乡村的同学，大家一起朝夕相处三年，一起休息（虽然不睡在一个床上，但床与床又能隔多远），一起吃饭，一起学习，一起跑步做操，一起解决各种难题。在这里的时光，有一种把半辈子的该了解的都了解了的感觉。说实话，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城市的家长们提到性教育时会那么难以启齿。不管是女生的例假还是男生的遗精，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同学之间都会聊到，校医也会分别给男生女生们宣讲青春期发育的知识——它是如此正常，从不用藏着掖着，而且也藏不住呀。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发现，学术界居然有个词叫“卫生巾羞耻”。在中学女生宿舍里，同学之间互相借用卫生巾也很正常，裤子弄脏了也会有人提醒你。初一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就跟我讲：每天你骑自行车跑那么远来上学，要是碰到例假什么的，可以来找我解决。我不知道这种互相照应的关系，是否缘于农村背景，比如城市背景下，一个人的资源可以不局限在自己身边的群体，可以有更多元的资源去解决问题。但是，大家一起共同解决问题，共同成长，对于形成世界认知是有价值的。在我们的教育中，小事也是不可以忽略的，很多小事处理不好也足以毁掉一个人在学校的体验感。 PART 2：关注县中，从那些不被期待的孩子开始 三川玲：2017年，我曾经用稿费给妈妈在县城买了一个江景房。在回乡收楼的时候，我特意多住了一段时间，约了很多同学见面。因为当年我们是重点中学，所以大家的出路都还不错，有做公务员的，有进银行的，也有报社的。见面聊天时，发现他们的孩子无一例外都送到了重庆的超级中学里面，12岁左右就要离开父母去寄宿，全家一个星期才见一面。作为上一代县中的孩子，以及下一代县中孩子的父母辈，我们真的很感激，有学者愿意去研究县域的教育生态，不管是林老师的《县中的孩子》，以及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我也很好奇，林老师为什么会关注到县中这样一个话题，而且花好几年时间去了解这些？林小英：最开始关注县中这个话题，并不是源于我自己的出身或个人的经历，而是我在富士康的调研。我在《县中的孩子》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过，通过三次进入富士康厂区，以及对120多个工人的访问，我发现这些工人基本都是县中的孩子，90%的人学历只有高中或中专。问起他们的求学经历时，他们通常会回答：在学校里，是不被期待的。这句话挺刺痛我。这个调研距今已有十年了，但我始终有一种“事情不该是这样”的感觉。作为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我的自我认知已经很微不足道了，可是那些来自县城的孩子们，好像比我还卑微。可是，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县城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本应该越来越小。我们那一代的见识差距很大，我已经走过来了，也坦然接受了。但本应缩小的鸿沟，为什么还在？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可以津津乐道的一面，在现代这代农村孩子身上没有了？我也看到过一些研究，提到精英大学里，出身农村的学生会经历各种不适应。但就我自己在北大接触的学生来说，我觉得差异并不像很多书里分析得那么大，更大的是共通性。不管是从纯农村来的，从县城来的，还是从五六线城市来的，他们可能越来越像，都是花了99%的力气在学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