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份“幸运”注定只属于很少的孩子。
那么，什么样的家庭，能够培养出这些孩子呢？是寒门出的才俊，还是举全村之力托举，或父母就是教育的专家，或孩子本身就特别聪颖且用功，又或者进入到了名校遇到了名师……
为了找到这个答案，2012年到2019年，中国台湾的青年社会学家姜以琳用7年时间追踪了北京顶尖中学的28位学生，涵盖他们的中学、大学、职场三个阶段。
她发现，这些孩子们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从顶尖中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或创业，成为未来的世界英才。这项研究在2022年出版，书名为《学神：中国精英教育现场一手观察》（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学神》讲了一个残酷的世界规则：教育是一场争夺未来社会位置的纸牌竞技，精英家庭的孩子们几乎注定赢得这场游戏。
这本书中的研究对象是位于北京的顶峰中学和首都中学。当然，这两个名字，都是化名。
第一所学校，顶峰中学。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北京市中心，二环以内，临近北海公园和什刹海，不远处就是紫禁城，寸土寸金。在这片古老街区之中，一所建校历史超过100年的重量级中学坐落其间，一般人无法进入它的校园。
顶峰中学是传统名校，一度被媒体称为“神校”。
这个恍若园林的建筑内，是一些始建于20世纪初的房子，办公楼是一座红墙四合院，学生上课的楼房里设有钢琴，教室呈六边形，简约、安静而温馨。
曾有来此探访的学者写文章描述在这所学校求学的学生：他们在建筑古雅、品位高级和历史文化丰富的环境中求学，在宁静的氛围中学习，展现他们的精英气质，从容而奋进。
在这所中学就读的，是中国的“天之骄子”们，“未来的接班人”。他们的父母可能是整个国家最具权力和影响力的一群家长，各大部委的官员、行业翘楚、顶级文艺家……
一个学生登到校园高处，应该会望见不远处的紫禁城那森严的城墙。而对这个学生和他的同学来说，紫禁城和不远处景山的白塔、他们出入的校园、胡同、院落，都是日常事物。
▲ 俯视角度下的学校中心花园和连廊。
这条长廊连接着两座综合活动楼，其中一座的大厅中放置着一套编钟和一架三角钢琴，另一座则设有3米宽的仿制浑天仪，四条黑色石雕龙共同支撑中央的空心球体，气势非凡。
顶峰中学的校园好似一座博物馆，展示着中国传统建筑与艺术珍品。
就是这所学校，被姜以琳在她的研究中冠以讳莫如深的名字——顶峰中学。其实，如果你用其中的关键词去搜一下，就会知道是哪所学校——而北京的家长，几乎一眼就明白说的是哪所学校。
姜以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项目，以这所学校为主要研究对象。为了进入顶峰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她透露，是以一位院士作为担保人，才得以顺利进行的。
另一所学校，被称为首都中学。
书中是这样描述的：首都中学是一所首建于新中国时代的新兴学校，近年来排名有飞跃性提升，已成为国内的“超级高中”之一。
这所学校约有4000名学生，初、高中生各占一半，共享约16公顷的校园。
▲ 校本部教学楼。
首都中学位于城市边缘，环境奢华，有着强烈的国际气息，与周遭的环境对比显著。大门前，一座4.5米高的红色公共艺术品展示着学校的校训。
墙上饰有数十面外国国旗的大厅。大厅的中央是一台地球仪，大得需要两人环抱。白色瓷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绿植。
首都中学和顶峰中学一样，都分设国际部和国内部，为选择出国和留在国内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
走廊上的印刷标语和二楼中央墙面上的大幅世界地图。地图上标出了北美和欧洲的十六所大学，它们正是学生们的目标，包括五所美国学校，即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其中哈佛的名字被加粗放大。
首都中学的操场由大面积草皮铺成，附近建有石亭、大礼堂和体育馆。
国内部由三座五层高的红砖建筑组成，它们俯瞰着树木环绕的花园，这是专门模仿哈佛校园而建的。
这两所学校的课程安排及学生日程表趋同，学生高考成绩优异，申请美国大学的成功率也相当可观。
首都中学以其宏伟的景观与国际化气息彰显精英风貌，精英学生在色彩明亮的国际化建筑之间自由漫步。
他们强调，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有权势的家庭，主要为部队或政府官员出身。
根据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高度同质性表明，选拔方式的变化对入学结果几乎没有影响，顶级高中仍然为精英提供服务。
大家都知道，中国大学入学率，先取决于户口，再取决于成绩。
北大、清华都位于北京，因此考生相对较少的北京却比考生较多的省份享有更多配额。
在过去十年中，每年北京约有1%的考生能进入北大清华。相比之下，山东学生的高考分数需达到全省前0.1%才能考上清北，广东学生则要达到全省前0.03%。
所以，拥有北京户口，已经胜利了一大半了；如果能在中学就读顶尖高中，基本上，能达到学神的地步，就是北大清华随便挑了。
在北京，排名前十的学校（总数为291所）明显优于其他学校。相比于全北京1%的清北率，这十所高中每年将15%～25%的考生送进北大、清华。
2013年，一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学里，姜以琳不断听到孩子们被夸奖的声音。
这是只有在精英学校里才会听到的声音。学校会一直对学生说“你很重要”，老师常对学生说他们会“改变世界”。
一位老师曾对着全班同学说：“我们班的平均分，应该是满分。”听到这句话，姜以琳惊讶得瞪大了眼。
一位副校长曾经指着路过的学生告诉姜以琳：“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其他学校都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天才。”
这些高中尽显精英主义美学，以培养精英学子的成功经验为荣。
这些学校在这些孩子的脑海里根植了一种“我值得”的信念。他们总是相信，我就值得拿到这么多的资源。
他们都上了什么大学，毕业后在干啥？
这28位学生，并非都是“学神”级别的孩子。
学生被分为“四大阶层”：
“学神”：能够以松弛感的态度获得高分的孩子，被大家尊称为“学神”；不论哪所学校，同一年级的高考生或出国生中，学神的数量往往都超不过五个，有时甚至一个都没有。
“学霸”：是那些成绩优异且明显非常用功的人,这一类更为常见，但仍然只占学生中的一小部分。
“学渣”：指的是成绩不佳，也不努力学习的学生；学渣是四个层级中人数最多的。
“学弱”：则处于这个体系的底层，他们非常努力，但成绩不理想。学弱和学神一样，也是人数最少的。
这28个孩子，基本上，涵盖了四个阶层；但是，他们都还有一个共性，就是来自精英的家庭。那么，他们都上了什么样的大学呢？
国外的，十三位：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国贡比涅科技大学，被认为是学渣的一位学生，被波士顿学院录取。
国内的，十五位：
清华大学（五位）、北京大学（四位）、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两位）、中央美院、南京大学、岭南大学……
约半数学生顺利升入了中国、美国或英国的顶尖大学。
到2019年，大多数学神都已踏入职业生涯的轨道，跻身全球精英之列，其中大部分都拿到了位居美英等国前5%至20%的薪酬。
我们来看看，这些精英学生毕业后的的典型人生：
从南京大学毕业后，柳向组拿到了几家公司的录用通知，也申请到了国内顶尖的博士项目。他选择了去北京读书，并迅速成为导师门下客户赞助项目组的重要成员，他注册了领英账号，很快从一家在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公司获得一个咨询师的职位。
24岁，他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国城市居民的前10%。他频繁出席商业会议，开着黑色奥迪上学。
向组是姜以琳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这些孩子里，28个人里只有3个人没有出国。到2019年，大多数学神已经进入和全球精英竞争的职场，在美国、英国的收入都在前5%-20%。
▲ 英国伦敦金融城。
许多人进入了金融界，从事科技和学术等等。她后来见了一在芝加哥找到高薪工作的孩子。对方所在公司的名字，姜以琳听了五六遍都没弄懂。最后在网络上查询才确认。
只有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诗盈从事了公益事业，收入低于其他同学。但她的家庭收入依然很高，诗盈的丈夫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不久前成立了一家公司。
姜以琳长达七年的观察，关键目的是探究精英家庭如何通过教育来“复制”新一代精英。
Claire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些顶级学生中，一位到耶鲁读书的女孩叫Claire，她的妈妈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整个家庭成员都受过高等教育，在中国有很好的人脉，但他们不满足待在中国社会顶端，希望孩子追求全世界的精英地位。
Claire妈妈说，她们家从内蒙出来走向北京，希望Claire会从北京走向世界。
显然，熟悉游戏规则的是这些精英家长，家长自己就深谙教育体系的规则，属于升学游戏的赢家。
▲ 电影《寄生虫》。
精英学生背后是精英家庭——这是一代代精英的复制。
这些精英家庭，最显著的特征有如下三个：
一是教育水平。
他们几乎都是借高等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在1980年代中后期上了大学，许多父母是清华北大的校友，有一些人有硕士学位，另外一些拥有国外留学的经历。
二是职业。
28个学生里，大多人的父母都至少一个是高阶管理或专业人员。
三是收入。
这些家庭的收入都在全国的前10%。这些家庭报告的收入中位数也能到达中国城镇收入前百分之十的两倍以上。
姜以琳还参考了一些具体指标，比如能不能负担孩子到美国读私立大学的四年学费，所有家长都确定可以负担这笔钱。
四是房产。
大部分的家庭在北京至少有两套房子。
有形的帮助是金钱，但更主要的是无形的帮助。
更显性的帮助体现在升学这件事。只有当父母知道怎么赢得升学的游戏，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
这些父母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出手帮小孩，怎么帮孩子。在受访者中，很少有家长在高三之前与老师进行深度互动。
但是，一旦到了危机时刻，比如这些孩子一旦在考试中失利，这些父母会迅敏地反应，甚至力挽狂澜，比如：
帮助孩子参加奥赛、控制子女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帮助子女获得其他的加分机会等。
以报志愿为例，当时北京的高考规则是猜分报志愿，这意味着不确定性。
一位数学家家长认为，概率很关键，他算了儿子过去三年所有考试成绩。他的儿子虽然高考成绩不佳，但因为志愿填得巧妙，去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
精英家庭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本”为孩子赢得更好的命运。有些孩子的家长可能是教授、医生、工程师，他们会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人际关系来帮助孩子升学。
比如诗盈的母亲刘女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是高校的中文系教授。诗盈在自主招生中遇到了冷僻的难题，母亲第一时间为女儿做了题目解析，怎么回答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数；高考前，她会未雨绸缪咨询清华大学的招生官，指导女儿接下来的高考志愿填报。
姜以琳还采访一名李飞的妈妈李太太，李太太的“应急计划”如下：如果孩子奥赛失利，那就看高考成绩。如果能考上好大学，那就先上着，再争取出国，孩子叔叔有海外工作的经历，可以提供更多国外大学和专业的知识。如果成绩略低于平时水平，那就去香港大学。复读压力太大，不太考虑。
这些父母还会给到孩子特别高的心理支持。比如Claire是个容易紧张的孩子，她的妈妈常常会跟她聊天，缓解孩子的心理焦虑，“相当于心理咨询”。
如果是本科就出国，那么，精英父母往往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重点投资教育，将子女的教育置于其他家庭活动之上。
他们会聘请留学代理机构，帮助还在读高中的孩子与美国大学的教授取得联系，以提供个性化培训，这些教授的报酬高达每小时2000美元。
中国的顶级高中也为孩子出国上大学提供了重要帮助，例如聘请美国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学术顾问，效仿美国高中安排课程。
顶级高中内部的竞争异常激烈。以SAT分数为例：2013年，北京的中国学生SAT分数的中位数为1455分（满分为2400分，在满分为1600分的新评分体系中，这相当于1050分）。
相比之下，顶级高中里，最低分也有1800分（相当于新评分体系中的1300分），按美国标准能排在前20%。
看完这本书，我很想问作者一些问题，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那么，我就把这些问题，列在这里，也请大家提一下你们想问的问题，看是否后面可以采访或和作者对谈：
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关注精英家庭的教育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经过七年的跟进，觉得，学神和学渣学弱的差距，在七年后，是加大了，还是减弱了？你预测，再过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呢？
第三个问题：学神学霸学渣学弱，是以成绩而言的；如果你来重新排，你会按什么标准，怎样划分？
第四个问题：普通的家庭，如果资质也是“学神”，但不是精英的家庭，没法上北京的超级高中，他们，会失去“学神”的人生吗？
第五个问题：学神，对学校、专业、工作，都有“最优解”，你对这种思维模式，有什么感受？
第六个问题：这些精英，他们的生活，和人生，你觉得，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
*备注：资料参考来源《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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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白滔滔 钟文
编辑：白滔滔 严彬
图片编辑：林郁
(图源:Archithinking/behance/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