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剪报，一段记忆】
（2019-07-23）
文后的图片，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于第一版发表我的一篇长篇文章的截图。
在此文中，我破天荒地斗胆提出一个逆天之论。
80年代的国内主流经济学理论，均信奉匈牙利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认为中国亦属于“短缺经济”，认为物价上涨原因是商品“供不应求”，即所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这个观点自1988年以来一直写入国务院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普遍共识。
但是我在1988、1989两年，为研究通货膨胀问题而研究了财政部的有关经济报表。我发现许多企业之所以发生资金周转困难，还债难，三角债等问题，是由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连年上升。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把这种现象看作个别性问题，即所谓结构问题，产销不对路问题云尔。
但我则意识到，这其实是个普遍性问题，产品积压导致流动性困难和债务连锁，就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所说——由于生产过剩，导致市场不足而引爆金融危机的问题。
此问题的解决之道，一是必须控制投资，减少过剩生产力，二是必须开拓新市场。
于是我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了这种独特的新认知。
然而此论出后，可以想象，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我似乎成为了公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嘲骂何新胡说八道，没有资格乱说，完全不懂经济基本常识！
但是，1991年1月、5月及9月，国务院领导李总曾经数次约谈我，我得以面陈关于过剩问题之理论及各国经验。
我遂斗胆而言：当前经济问题，我认为并非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是恰恰相反，可能是生产过剩及产能过剩——供给大于需求。（当时人们都认为，中国是个穷国，此论实在逆天。）
所以我建议：须抑制投资过剩，加速资金融通及回笼，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云云。
李总闻之，并不为我的逆见所忤，始终虚怀若谷，和颜悦色，认真听取，且不时有所摘记。
当时我仅是新进的一名政协委员，入政协前原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在经济学方面，我纯粹属于一个非专业的”民科”（民间科学家）。且至今亦然。
我的有关谬见亦于内刊刊登。其后，得到陈云、宋平等高层领导的关注，或派员聆听或亲自召见。
此后一些有关理论及建议乃被国务院所采纳，政府工作报告不再提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有关限产压库，鼓励出口，抑制过剩产能，鼓励开拓海外市场等一系列新政策相继出台，几年以后，收效显著，经济乃渐次摆脱困境。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扩张为外向型经济，中国快速走上了富裕强大之路。
回顾往事，此乃余平生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之经历，以个人之独见抗衡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界，而竟披靡、折冲之。
但是，此实非个人之能。如果没有卓越领导人的真知锐见，破格用人，从善如流，则以我一介布衣，人微言轻，不过渺如微粟，又何有丝毫之能为也？
今日老而重病，神疲目衰，多病缠身，百无一能。回首前尘往事，不禁苍凉而怃然，倍加感思而怀念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