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看的这三座奖杯分别是（自左至右）：男子单打圣·博莱德杯、男子团体斯韦斯林杯、男子双打伊朗杯。
看，在中国文化里，有一般的观看，这主要是器层面的动作，而这个看，会由器而道——看出门道；也有在道层面的思想指引下的观察，这是带有由道而器的观看。
上面这张照片里，毛主席显然是从一般的观看开始，以用道层面的思想分析而结束。这是一个由器而道的过程，毛主席首先是调查研究——用纯净的眼光看看这个奖杯是怎样的，这样就避免了先入为主可能出现的片面性。但毛主席看了之后得出了结论，虽然毛主席没有说，但是可以从毛主席在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得了世界冠军之后的一系列说法做法，可以推断：
我们一直就没有用金牌、奖杯来激励运动员，那我们的做法究竟效果怎样呢？
也就是说，用精神奖励的效果与物质刺激的效果比起来，是不是就行不通呢？
锦标主义，容易导致过度竞争，进而造成人们常说的“内卷”，过度的锦标主义会导致身心不健康？
这是不是铁的事实？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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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的检验
当时我国体育项目整体水平在亚洲不差，而且上升的势头很猛。
我们现在体育项目的强项，几乎都可以在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上看到影子，例如，除了传统强项乒乓球、举重、射击以外，像后来女排、羽毛球、跳水、体操、篮球等等。
尤其要看一下一个项目，那就是足球，那个时候中国足球在亚洲不弱，而且从1974年到1981年进步很大。
1974年参加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是没有锦标主义指导下的物质刺激的。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毛主席逝世后的几年。后来的情况就不说了。
为什么毛主席能够用精神鼓励创造体育水平整体上升？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那可是一浪高过一浪的。
那个时候，农村人民公社大队一级经常是在打谷场上架设了篮球架，工余时间，贫下中农是可以打篮球的。
现在的村BA比赛，是有文化传承含义的。
还有这村超足球赛，依然火得难以形容。
这些都说明什么？
这一切都是需要深入思考、认真对待的真问题，是不是？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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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批判锦标主义的文章：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一、中国《新闻周刊》专栏文章：
“反对锦标主义”2004年03月
文/许纪霖
人对利益的追求分为两种：所谓外在利益，就是对实现成功目标的手段追求；所谓内在利益，则是不在乎一时得失，不计较成败与否，只是按照内心的召唤去做，去生活。这样的人生，按照世俗的眼光或许连成功人士都算不上，却是幸福的、有意义的和有德性的人生
记得“文革”的时候，赛场上有一条标语至今记忆犹新：“反对锦标主义”。过去，正式的体育比赛都叫做锦标赛，它们与那些表演性质的友谊赛不同，是一定玩真格的，不仅要分出胜负，而且要有名次。到了“文革”，锦标主义被批得要命，说成是运动员心里的个人英雄主义作祟。那个年代，一切以政治挂帅，体育比赛当然要服从革命事业的大局。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锦标主义连同个人英雄主义如今成为家喻户晓的广告语，锦标主义回来了，岂止在体育界衣锦还乡，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世俗意识形态，各行各业都在上演一场场真刀实枪的锦标赛：各种各样的排行榜、五花八门的胜负对决，连电视里的娱乐节目，也非要分出高低不可。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二、《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登载文章：
《我国竞技体育“锦标主义”盛行原因的理性思考》
该文摘要：【近三十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体育竞技场上，我国体育健儿掠金夺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与竞技体育取得成绩相伴随的是“锦标主义”盛行，这背离了奥林匹克“重在参与”、“以人为本”的宗旨和精神，值得我们深思。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狭隘的小集团、个人主义、庸俗功利主义的蔓延滋长，竞技体育政治化的消极影响，竞技体育过度商业化、职业化的消极影响，以及竞技体育道德教育的偏失和运动员道德修养的边缘化。】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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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之目的还是得回到人的身心健康上
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外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新闻，还有外国的个别观众在自己崇拜的运动员（队）比赛失利后，就自杀的事情。
记得恢复高考以后，一些家长就开始担心考生万一发挥不好，会产生轻生的念头——文革前就有这样的情况。
这些都是过分看重成绩，把成名成家当做教育（包括体育）的目的导致的恶果。
还是回到毛主席说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一代表体育正常目的上来为好。
人民体质，如何理解？
不就是人民的身心健康吗？
这个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我记得从1994年前后开始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
现在又过去30年了，情况怎么样呢？
教育唯分数至上，经济唯GDP至上，这其实都是锦标主义的表现，最终导致的普遍化的内卷，对社会危害极大，对人的身心健康危害极大。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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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主义能把足球搞好吗？
不得不提中国足球，虽然这是令人伤感的。
人们还是认为1981年那支国家队依然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国家队。
容志行、迟尚斌、李富生、古广明、沈祥福、左树生、黄向东、蔡锦标、杨玉敏、林乐丰、杨宁、陈熙荣、藏蔡灵等那一批运动员，是全国最优秀的选手的集聚，同时那也是最文明、最健康的一支球队。
他们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当时足球在全国各地的普及程度是怎样的？
那是不是靠锦标主义搞出来的？
再结合现在的足球，这里就不想说太多的话了。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说，1981年在世界杯预选赛这样的重大国际比赛中，我们的国家队不是很费劲地就能战胜亚洲劲旅科威特队和沙特队，说明我们的队伍从教练员到运动员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未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杯，还有偶然因素，只要总结经验本来是可以继续奋进的，但后来却跟着别人盲目去请外国教练，这在如何保持我们的优势这一重大问题上就出岔子了。
当时舆论一边倒，好像说中东国家请了外国教练就一夜之间突飞猛进了。这背后的道层面有个金钱万能的理念，好像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可是，我们不照样打败过科威特、沙特吗？他们不就是那样的球队吗？
——可惜当时这样的声音很弱，以至于几乎忽略不计！
这实际上是一个通病——与国际接轨，不能忘掉自己的本色，不能失去自己的既有优势。
再进一步说，就是共性必须寓于个性之中这一普遍规律，不能不遵守。
正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也得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在其中这个结合的人相当关键。合适的人才能把功能转化为作用——这是需要根基才能有的根源。
根基，就是根与基。
道，是道器变通之根；器，是道器变通之基；变，是道器变通之源。
只有人，合适的人组成的团队，才能把一项事业推而行之谓之通——想法想得通，说法说得通，做法行得通——道器变通。
通，是道器变通之魂。
也许行不通的历史会重演，是不是？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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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从身心健康上打了一个大胜仗的：
战俘运动会就是一个标志
这是1952年由志愿军组织的联合军俘虏参与的运动会，可以看做联合国军奥运会，其群众性代表了世界性
2002年，记者在采访生活在济南市达半个世纪、被称为“老温”的原侵朝美军战俘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James Geogre Veneris)时,他就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他在战俘营中的生活以及他参加过的这次“战俘营奥运会”。
老温（右二）幸福的一家 |
温纳瑞斯告诉记者,在战俘营里,志愿军战俘管理人员发扬优待俘虏的传统,待战俘如兄弟一般,感化了无数战俘,也为在战俘中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战俘团、队、中队都为战俘们购置了大量的体育器械,战俘们也自制了一些；修建了82个篮球、排球、足球、滑冰等运动场地。战俘们可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自由地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各俱乐部委员会经常组织篮球、足球、排球、橄榄球、乒乓球、冰球、网球、拔河、棋类等友谊比赛和小型运动会。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使得战俘营具有了举办一次颇具规模的运动会的条件。志愿军俘管处领导充分考虑了战俘俱乐部委员会的意见和要求,批准于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在战俘5团驻地碧潼举办一次大型运动会。运动会的筹备委员会迅速成立。筹委会以俘管干部为主,选取对体育运动比赛事项有经验的战俘参加。筹委会第一次开会讨论的首个问题,就是运动会的名称。有的提出叫“碧潼运动会”,有的说叫“战俘营运动会”。
美军黑人战俘普雷斯顿·E·里奇提议说,这次运动会将有10多个国家的战俘运动员代表参加,像一个大型国际盛会,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吧!与会者一致鼓掌赞成,于是运动会的名称就这样定下来了。经过近两个月的精心筹备,运动会如期举行。5个俘管团、两个俘管队均选出了运动会代表队,14个国家和地区的战俘运动员代表共500多人参加。运动会完全仿照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模式来组织进行。
接着看一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图片、视频：
老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做广播操，虽然有喜剧色彩，但那是对健康向上精神状态的描述，也是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生动写照
祖国到处都有广播操
女学生跳皮筋
小学生跟着老师学武术
篮球：高不高？
在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上：
开幕式盛况
参加秋千、跳板表演的朝鲜族女运动员在观看马术表演
内蒙古自治区的运动员进行马球表演
1975年群众体育先进基层单位代表在第三届全运会闭幕式上接受奖旗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甩掉了旧中国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东亚病夫”帽子，新中国的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李克勤后记：毛主席是体育行家，他在青年时期写的《体育之研究》，其理论水平恐怕至今在中国无人可比。老人家自己的体育实践，那是可以展开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体育生活的，那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道器变通之变，毋庸置疑，那是具有超越了金牌、奖杯等物质刺激的激励功能的，难道不是吗？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把旧中国的“东亚病夫”改造成朝气蓬勃，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群体，这还不是人间奇迹是什么？
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的做法，效果不比锦标主义那一套差。
当年毛主席的想法说法转化成做法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实践过程，其中的道器变通之变，在道层面的思想改造是花了极大代价的，为此毛主席得罪了不少人。
相对于这个转变——从“东亚病夫”到身心健康的群众，这样的代价无疑是值得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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