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的命运就作了基本判断,后来在与赫鲁晓夫的直接接触并做了一些工作后,毛主席对此人有了比较全面了解。1961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后,毛主席断定此人无可救药。毛主席对斯大林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此前就有了。俄罗斯有识之士如今恢复了斯大林作为英雄的历史评价,而赫鲁晓夫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他已经被历史所唾弃。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是英明的,也是毛主席远见卓识的又一生动范例。
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时和斯大林在一起时,赫鲁晓夫也在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斯大林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斯大林逝世后,就他的历史地位评价,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究竟怎么样?毛主席对赫鲁晓夫有一个观察过程,但对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无疑是最早察觉,也是最早采取措施的。毛主席先是给予善意的提示和批评,这些都是作为兄弟党之间非公开进行的。在赫鲁晓夫遇到危机的时候,毛主席也给予过真诚的帮助。从1953年至今,过去了71年,综合起来看,还是毛主席的判断更有说服力,更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当年毛主席为何那么理性?这又是一个同样的问题——老人家为何早看70多年?
这里先就理性,谈点看法。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感性在女性身上比较明显,感性往往凭着自觉做出判断。理性则是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也就是在讲究逻辑思维的情况下,有自信与勇气冷静地面对现状(哪怕是复杂、危险的境地),在排除情绪化影响的情况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加以实施,这个过程就是理性的过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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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博客原文:
毛泽东比赫鲁晓夫在认识斯大林问题上更理性
2015-01-16 08:17:40.0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在世的时候,领导过一场经典的中苏两党笔墨官司,打得对手落花流水。历史证明毛主席当年的英明决策是极富远见卓识的。赫鲁晓夫这个反面教员,至今依然有教育意义。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值得我们反复研究。我们今天需要更理性谈论历史。
赫鲁晓夫刚上台时,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他还是以礼相待的。毛主席历来反对主观主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我们今天依然要作深入细致调查研究。这是历史的调查研究。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就个人而言,前者的理性远远大于后者,后者在历史长河里只能算作一个小丑。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最伟大的友谊》,在1956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稿时,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65页)
请注意:
1.从感性上,毛主席不愿意写,从理性上“又不能不写,不能不那样写”。试想,如果毛主席不这么写,那么于情于理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是毛主席的理性认识。
2.“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主席这里说的是苏联,而没有讲苏共,这是意味深长的。实际上,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中苏两党的关系,远远不及我们和以后与其他几个国家共产党关系那么密切。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讲,中苏两国关系是不能忽视的。哪怕中苏两党关系破裂,毛主席一直没有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
1969年3月毛主席领导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总理会晤。之后局势有所缓解。
3.毛主席一直寄希望于苏联共产党的觉悟,一直寄希望于苏联人民。当年毛主席那么做“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
也许,一直到今天,俄罗斯的学者读到这些文字,会感触颇深的。相比之下,赫鲁晓夫就显得极其幼稚,甚至可笑。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赫鲁晓夫极尽恭维之能事,称其为“生身父亲”。一旦斯大林去世,苏共20大自己掌权后,就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
以后发现苗头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出现一些反复。
后来发生波匈事件,赫鲁晓夫处境艰难,毛主席1957年第二次访问苏联,帮助苏共做了很多工作,赫鲁晓夫心里是十分清楚了。所以,他对中国好的一面也是有的。
但在社会主义大是大非问题上,毛主席与赫鲁晓夫有着根本性的分歧。
这主要是理性认识的区别。
赫鲁晓夫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修正主义者,不是偶然的。
毛主席对此看得最深,最透,掌握得也最及时。
毛主席抓了这个反面教员,一直到今天,都不能不令社会主义的敌人惧怕。
1964年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
对此,毛主席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说,鉴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可以考虑:第一,从十月革命讲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次变为实践;第二,分析苏联社会状况,分析其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剖析苏共领导集团的变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四,批驳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这是赫鲁晓夫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核心;第五,论证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
接着,毛主席问吴冷西“九评”写得怎样了?吴冷西回答说:“已经反复修改多次,还不满意。”毛主席说,不要紧,要认真分析,充分论证,使人驳不倒,不要匆忙,但要抓紧。
6月8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问“九评”写好了没有。邓小平回答说,秀才们苦得很,改了一次又一次,快成形了,还需要再作些修改。毛主席说,丑媳妇不要怕见公婆,梳妆打扮好了才出来,披头散发也可以。只要大致可以,就拿出来请大家一起修改。7月初,邓小平将起草小组修改了多次的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再次修改后,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九评”文章。
第二天,毛主席在常委会上说,“九评”发表以后,我又看了一遍。里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不能说这个斗争越来越尖锐,不能像斯大林过去曾经提的那样。而应该看到,这个斗争是高一阵低一阵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时又比较缓和,总之是波浪式的。这一点应该明白。接着,毛主席又问吴冷西“十评”和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的那个纲领草案怎么样了?吴冷西回答说:“正在起草。‘十评’比较难,纲领也比较难,牵涉的问题比较多。”毛主席说:你们反正是蚂蚁啃骨头,要啃,要想办法把这两篇东西搞好。“十评”要准备发表。那个纲领草案要准备跟兄弟党商量,在商量之前,我们要拿出一个草稿来。这时,邓小平说道:除了上述两个稿子外,秀才们还在起草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恐怕首先要把复信写出来,因为苏共来信已有一个月了。毛主席听后,当即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
不久,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草稿被送到毛主席那里。针对苏共将要召开26国筹备会议,毛主席在复信的末尾加写道: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7月28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发出了复信。赫鲁晓夫看到信后,当场就暴跳如雷。第三天,苏共中央即致信中共中央,不仅拒绝了中共建议不要召开筹备会的劝告,而且还在回信中写道:苏共中央已经邀请26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26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将开始工作。”来信表明,无论中共同意与否,赫鲁晓夫都要召开筹备会议。鉴于这种情况,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中共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26国筹备会议。8月30日,中共将此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10月14日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打电话给伍修权,要他以中联部负责人身份,出面接待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听取他的重要情况通报。因为中联部机关已下班,伍修权只好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接待了这位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见到伍修权后,立即神色诡秘地对伍修权说,他接到苏共中央的指示,要向中共中央通报:赫鲁晓夫由于“健康原因”已经下台了。契尔沃年科离开后,伍修权立即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向杨尚昆作了汇报。随即,杨尚昆又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
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也正是这一天,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了一起,使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面对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毛主席感叹地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后来有很多人说,是毛主席的笔墨——“九评”把赫鲁晓夫轰下台的。
赫鲁晓夫1964年就这么下台了。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一直就没有停息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但是每当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就会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并排放在一起。
这体现的就是毛主席的理性认识。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高的理性认识?
我们今天尤其要深入思考。
毛主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具体地论述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论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它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的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是更重要的飞跃。它还深刻地指出,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它强调指出,人的认识过程反复经过这两次飞跃,对于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的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人类认识发展的全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恰恰是斯大林生前特别推崇这部经典著作,只是赫鲁晓夫之流没有,也不会用心去读这样的书,其结果是怎样的呢?不言而喻。
这都需要做历史的分析、判断和推理。这都是理性认识必备的。
毛主席和斯大林在道这个层面是相通的,当然赫鲁晓夫就完全不同了。
毛主席和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赫鲁晓夫,就另当别论了。不能说赫鲁晓夫不理性,但他的理性至少是不够完善的。也许在资本主义阵营里,会有很多人推崇赫鲁晓夫,这是正常的。
2013-02-06 13:40:12.0初稿,今日修改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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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矮化不了,赫鲁晓夫拔高不了
斯大林有再多错误,也是历史的巨人。
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再多的优点,也是历史的小人。
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过英国首相并且直接和斯大林打过交道的丘吉尔说过:
【对于俄国来说,其最大的幸运就是在艰难考验的年代里,有约瑟夫•斯大林这样一位天才和不屈不挠的统帅领导着她。他是一位完全与这一残酷的历史时期相应的杰出人才,在这一时期中他度过了自己整整的一生。斯大林是一个具有不同凡响的精力和博学多才的人,他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管在工作中还是在交谈中,他总是一个少有的、强硬的和毫不留情的人,即使我这样一个在英国议会中有修养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斯大林具有相当的幽默感和讥讽感,以及准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斯大林总是自己起草文章和发言稿,所以在他的文稿中总是能嗅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斯大林的身上,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所有古往今来的国家和人民的领导者之中,只有他才是独特无比的。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人们的影响是无法抗拒的。当他走进雅尔塔会议大厅时,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根据口令似地全部起立,而且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都挺直身体垂手而立。他具有高深的智慧和处惊不变的才能。斯大林是善于在困难时刻从最最束手无策的境况中找到出路的一位再好不过的巨匠。在最悲惨的时刻,亦如在扬扬得意的日子,斯大林总是同样地审慎镇定,从不为错觉所迷。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斯大林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使其臣服于自己。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之手消灭自己的敌人的人,甚至能使我们这些被其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去同帝国主义者们作战。斯大林是一个世界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最大的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一个犁耕手种的俄国,而留下的却是装备有原子武器的苏联。不,无论我们如何评说斯大林,但一切,历史和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丘吉尔出于他的立场说斯大林是“独裁者”,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丘吉尔这么评价斯大林就难能可贵了,丘吉尔说斯大林“他接手是一个犁耕手种的俄国时,而留下的却是装备有原子武器的苏联。”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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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研究毛泽东文化:
苏联革命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
1956年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老人家在会上旗帜鲜明提出了“两个辩护”——实际上就是为斯大林辩护。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人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做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苏联过去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斯大林的著作反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当然也反映他的错误。
毛主席说,我不大喜欢他的文风,非常生硬,盛气凌人,老是摆出教训人的样子,不是与读者平等交换意见,同鲁迅的著作不同。他的文章不大好读,我不大喜欢读,但我还是读,也劝同志们还是要读。因为只有这么一个人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苏共成长的经验。没有别的权威的著作。但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态度读。不要因为斯大林犯错误,他的书就不读,那是不对的。】
毛主席的说法,经得起历史推敲,经得起实践检验,那是完全说得通的。
1959年12月4日,在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赫鲁晓夫“是实用主义,有利就干。”老人家深入一步指出:
【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苏联人民是好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列宁的故乡。但是党和若干人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若干形而上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死得早,没有来得及改造。】
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里,斯大林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而赫鲁晓夫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则是遗臭万年的。
赫鲁晓夫这个人的确十分差劲,也就是做人上很不像话,是他公开挑起两党之间论战的。毛主席完全是被迫给予还击的。这是必须要讲清楚说明白的。
本来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在大的方面是坚持了列宁主义路线的,至于错误那也是在所难免。可赫鲁晓夫之流不依不饶,不彻底否定斯大林就不善罢甘休。
这就过分了。
这就必然走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了。
到了这一步,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毛主席高举起马列主义大旗,旗帜鲜明为斯大林辩护,理直气壮批判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
1963年到1964年,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场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展开的全面系统的批判,史称“九评”。
这个“九评”,就是九篇文章,写作上是由毛主席点将康生负责,写作班子集中了中国顶级写作人才,这一批人,也由此得到毛主席手把手的教诲。
赫鲁晓夫搞实用主义那一套,但又达不到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高度,因此他本人落得个可悲可耻的下场不是偶然的。就他个人而言谈不上什么长远利益,同时他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党和国家种下了祸根,他的路线在道层面背离马列主义,谈不上什么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毛主席当年说这个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这个说法是被赫鲁晓夫本人的做法,以及这个做法带来的后果所证实了的。赫鲁晓夫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员,他的想法说法做法,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想不通说不通行不通,不可能道器变通,所以毛主席当年领导的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在评价斯大林、赫鲁晓夫这这两个历史人物上的远见卓识,谁敢不服气?
把握了道层面的原则性,才会有道器变通之根,也才会有原则性指导下的灵活性;同样,没有原则性指导下的灵活性,那也就谈不上什么道器变通之变,道器变通之源也就无从谈起的。而能够将原则性灵活性有机联系,游刃有余加以掌控,这是对伟大领导者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领导者道器变通之器,此器就是下一轮道器变通之基,这个基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必须是能够让被领导者深深印在脑子里,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跟着领导者一起干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才可能一起进入到“推而行之谓之通”的境界和状态。
从视频里看到,苏联方面只是一位军人陪同毛主席前往列宁墓
中国代表团敬献的花篮
毛主席敬献的花篮,表达了对列宁斯大林深厚的怀念之情
1957年毛主席在访问苏联期间,拜谒列宁斯大林墓的做法,经得起历史推敲。不过,有很多人至今未必能够完全想得通,那就继续去思考,去探究吧!
毛主席对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同时也是高屋建瓴的。
今天看来,当年社会主义阵营里那些没有为斯大林主持公道的人,恐怕是非常尴尬的。因为冷战时期处于敌对阵营的丘吉尔也曾为斯大林说了一些公道话。当然我们的毛主席为斯大林主持公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势如破竹,无与伦比。
毛主席和那些要么对外国人教条化的跟随,要么就对外国人一概否定,忽“左”忽右的人,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那样的人,是对毛主席又恨又怕的。
这里还要说一点,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一伙赶下台后,毛主席说苏共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也就是说,勃列日涅夫一伙依然在道层面没有什么改变,还是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只是在器层面有所调整。因此,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后来的跟随者并不少。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道层面和列宁、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一直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人们终于看清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可耻下场,同时也为列宁、斯大林曾经领导过的苏联党和国家的悲剧而惋惜。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对毛主席的远见卓识更加感佩。
毛主席不是哪方面比我们至少早看50年,而是在道层面,在哲学方法论上高屋建瓴,这是我们不能不认真加以对待,不得不认真学习研究的。
在高人面前不谦虚,是不是会自取其辱呢?
对高人不学习不研究,是不是心里没有数呢?
对高人还评头论足,是不是自不量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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