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有人说我“傻”，怎么看待“精”和“傻”？
二、为什么我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
三、为什么越挨斗我干得越欢
四、为什么我当干部不觉得“赔本”？
五、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六、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七、为什么我团结人不怕“吃碰”？
八、我为什么带头实干？
九、为什么我不讲“人情”？
十、为什么我一个心眼的突出政治？
在那个年代，我们叫毛主席时代，像吕玉兰这样的劳模是很多的，他们是一个优异人才群体。优，为优秀，道层面思想优，器层面干活优。异，就很有讲究，与私有制环境下的英雄比，他们好像特别能做好人好事，并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争相做好人好事成为社会风气，这是在私有制环境下不可想象的。
劳模思想境界高，有理想有抱负有办法做好人好事，把一幅全民共有的好社会景象提前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样更多人会自觉投入到这个共同的行动中来: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走在前面的模范有示范效应。
全民共有的好社会，这是根本前提，也是做好人好事成为社会风气必不可少的道器变通的根基（根与基）。
而这个全民共有的好社会，只能是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觉悟高的人，如吕玉兰提出那样的真问题，不奇怪，那是顺理成章的，是水到渠成的想法说法做法，并且在那样的社会里，肯定是逐步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如果劳模有后顾之忧，如做好人好事，不但得不到好报，相反还得到恶报，那谁会去向劳模看齐呢？
这样的情况在公有制社会里没有发生，那只能是私有制环境下才会发生，是不是？
所以，吕玉兰那样的劳模是优异人才，这个异，寓意很深的--其根本，起根基，其根源，那是需要悟道方能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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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兰提出的10个真问题：
体现了劳模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
一、为什么有人说我“傻”，怎么看待“精”和“傻”？
立场不同，对精傻的看法不同
时代不同，精傻的标准不同
二、为什么我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
眼要看到共产主义，心要装下整个世界
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大事，个人利益是小事
眼光远大和鼠目寸光
三、为什么越斗我干得越欢？
整风是整我身上的缺点错误
他们斗的不是我，是我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小困难小考验，大困难大考验
四、为什么我当干部不觉得“赔本”？
当干部先弄清哪是本？哪是家？
当干部究竟为谁？
当干部是否吃亏？
五、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儿”
过去怕“事儿”，老觉得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儿”多，自己难得哭过，给区妇联写信要求不干了。
遇上“事儿”要豁上干
出“事儿”以前，先进攻，干革命就要进攻
六、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要说在村里当干部得罪人，得看得罪什么人，得罪阶级敌人是应该的。对于自己人，尽量不伤害感情，少得罪人，怎样才能少得罪人呢？我的体会是：
越怕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
越管得不坚决，得罪的人越多
越管得不公，得罪的人越多
七、为什么我团结人不怕“吃碰”？
没把阶级兄弟团结好，是自己第一个不对
怕“吃碰”放弃团结，自己爱面子也是不对
说话他不听，是自己帮助人的方法不对头
八、我为什么带头实干？
没有身教就很难言教
没有实干就很难实现领导
不敢闯，就很难得到经验
九、为什么我不讲“人情”？
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对我好也可能对我歹
不能用私人感情理解阶级感情
日常里，有的人就用私情来理解公情：
在日常工作中锻炼阶级眼光
十、为什么我一个心眼的突出政治？
政治时时都有，不突出这，就突出那
抓人抓思想最实际，抓虚不虚，光抓实际不实际
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个别谈话？
抓自己的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学习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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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兰手捧红宝书幸福地见到毛主席：
英模和伟大领袖互为知音
毛主席最懂英雄模范，英雄模范最理解毛主席的心愿。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先进分子，他们有讲公道的心。如果环境恶劣，那么这样的人就只能独善其身。
如果社会环境适合这样的人脱颖而出，并且如鱼得水去发挥积极作用，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英雄模范，他们从内心里就最接近营造这样氛围的大英雄。
作为大英雄的毛主席，最懂那些有善心善意的好人想做好事的心愿。
因此，每当英雄模范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们都格外激动，这其中的原因就有知音互见的意思。
毛主席营造的文化氛围，就是毛泽东文化的氛围。
这样的氛围里，最突出的优异人才群体，就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
到了吕玉兰这样的模范出现以后，也就是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脱颖而出后，这个社会就走上了一条清晰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在这条道上，走在前面的人，他们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英雄豪杰的共性，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的个性——他们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带动更多的人成为英雄模范。
为什么？
因为那是在公有制背景下，做好人好事是没有常规生存风险的。
而在私有制背景下，做好人好事的风险很大。例如师傅如果叫徒弟技术，一旦徒弟把手艺学到手以后，师傅就会被淘汰，就可能没有饭吃了。如果要是像吕玉兰那么做，不能说全部行不通，至少一半以上的做法行不通。
私有制环境下，做好人好事会带来生存危机，这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奇怪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鲜明指出：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李克勤后记：私有制环境下，也会出现英雄人物，但那是个体英雄，绝对不可能出现毛主席时代那样英雄辈出的景象。私有制下，人与人之间是竞争关系，处在零和博弈状态。师傅教会了徒弟，徒弟就会取代师傅，师傅就会失业而导致生存危机。那样的话，谁做好事谁就会倒霉。那做好人好事的人会多，还是会少呢？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则相反。
所以，进行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之后，也就是1956年“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才叫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到了这阶段，毛主席哺育英雄模范的文化氛围才有了牢靠的道器变通之根基。
所以才有这番景象：
第一，向英雄看齐——成了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为，每一个稍微有点觉悟的人，都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着自己跟着英雄模范往前走。这种突破，关键是宣传舆论氛围的形成。唯有毛泽东文化优善易强圆应，才能完成如此道器变通之变，因为在毛泽东文化里有道器变通之根之基，从而使得那个“变”能够实实在在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
第二，每当有新的英雄事迹产生，总会为自觉学英雄见行动的社会运动推波助澜。唯有在毛泽东文化里，英雄毫无后顾之后，学英雄也不存在后顾之忧，正如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衣食无忧，不存在做好人好事会带来对个人什么不利影响一样，相反，哪怕能成为一个班组这样的小集体的先进分子，也会得到组织上及时的表扬，伙伴的赞赏那更是理所当然的。在微观领域，人们自觉学英雄见行动的任何一个想法，任何一个说法，任何一个做法，都会得到鼓励支持，如果谁因为做好事而遭到讽刺挖苦，那你是可以向组织上反映的，搞讽刺挖苦的人必定会受到批评教育的。因此，老英雄的传帮带，与新一代英雄的涌现就成了良性互动，良性循环。
第三，以上两条有坚定执行路线的干部推而行之谓之通——所以才道器变通。这是严密的组织措施，也是执行路线的组织保障。实际上毛主席哺育英雄最大的突破，就是通过教育培养了千千万万个好干部，许多杰出的好干部，本身就是英模，如王进喜、陈永贵、吕玉兰，还有李素文、吴桂贤等，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直到今天，像王宏斌这样模范式的农村基层干部依然在发挥着英雄一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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