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沙子”,在沙海播育希望的“种子” | 草地周刊

文化   2024-11-29 09:00   北京  
来源:11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徐欧露

“我们就是普通的老师,全国99%都像我们这样,只是我们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就这一点特殊。没英雄一样的功勋,你们写啥来了?”

听说要采访,辛忠起“心疼”上了记者,“我们没什么故事。人家都说且末,鸟不拉屎的地方”。

站在大巴扎——新疆且末县城最繁华的路口,不论往哪个方向出发,不消10分钟,砖瓦就会和红柳、黄沙完成交接。

1亿多年前,这片南疆腹地是一片海,随着地球构造运动,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现在,它的五分之一覆盖在这座22个民族互嵌的“天边小城”。

从北京到且末,要先乘4个小时的飞机到新疆巴州库尔勒,再转乘1个小时的小型飞机飞越沙海。24年前,为了穿过这3000多公里,辛忠起走了5天4夜。因为教师紧缺,当时的且末县第二中学到河北保定学院招聘,最终他和14位同学坐上了西去的火车。

他们再没离开这个全是沙子的地方,睁眼是沙,闭眼是沙。“我们自己就是一粒沙子。”辛忠起摆着手,“太普通了,太普通了。”

虽然他们已经将几千名各族学生送出沙漠,送进大学和另一个天地。

9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保定学院且末支教服务队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教育是什么呢?就是让一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有贫瘠的沙漠,没有贫瘠的人生。”这粒“沙子”说。

2000年,即将赴新疆任教的毕业生在母校(原保定师范专科学校)门前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主宰沙漠的力量是风。

300米厚的地表可移动沙盖,被塑造成各种形状的沙丘,流过33万平方公里的领地。当它们被风裹着,像堵墙一样撞上辛忠起的脸,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来了。

那是2000年,为了迎接珍贵的老师,县里挂上红色的横幅,“热烈欢迎河北大学生到且末任教”,风一刮,“河”字没了,成了“欢迎北大学生”。

那时候,且末一年三分之一的日子飘在浮尘里。沙尘暴袭来,屋里就像关了灯,放一个空碗,第二天半碗都是沙。

比风沙更苦的是遥远和闭塞。值班室唯一的那台电视只能收一个台。刚来时没有手机,辛忠起打电话回家,长途好不容易接通大队,等把家人喊来,又占线了。时间短,路程长,2004年之后,同来的陈荣明再没回老家陪父母过年。

辛忠起正在上课。受访者供图

因为缺教师,陈荣明被调到且末县教科局,负责“找人”。找了3年,缺口才填满。1300多人应聘而来,留下的大约800人。有人第一天来,第二天就走了。“特别害怕刮风,担心一刮风是不是又要‘刮跑’几个老师。”

但是,总有人不断想闯进风里。

陈荣明到且末那年,荀轶娜成为保定学院的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到西部教书去”。下课铃还没响,她已经做了关于一辈子的决定,“三年之后我肯定是去那儿了”。她瞒着父母报了名,临走才“通知”他们。妈妈非常担心,怕她要骑着骆驼出门了。

刚到且末的第3个月,正带学生读课文,她的嗓子突然失声,医生诊断为声带不闭合,原因是用嗓过度。治好之后,“甜美”的嗓音不见了,朋友开玩笑说她拥有了“烟嗓”。现在,风沙来临前,嗓子会先有感觉。

来到这里,并不一定出于什么“高大上”的使命感,荀轶娜从小是乖乖女,但“对大漠、孤烟、遥远的地方特别向往”。有人觉得这里待遇高,能为家里攒钱。2017年孙彤彤来应聘时听说报销路费,同学跟她商量,“过来看看,算是开阔眼界,大不了再回去”。

许多人都想过“回去”。辛忠起的同学李桂枝曾担心,几年之后自己会不会被内地的同学“看作原始人”。“难道以后就要一直在这样的地方待下去吗?待下去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两次可以离开的机会。

最终把他们留下的是责任,和一些“很难说清”的东西。

“这里和沙漠同样荒凉的是教育。”李桂枝记得,当时初一7个班,6个没有班主任。其他老师离开,大家去送行,孩子在车站怯怯地问,你们会不会走?十几年后,李桂枝把刚来且末的日记汇成一本书,里面这样记述“留下来”的原因,“只为了这一双双渴望的眼睛”。

学生在作文里写,“我的老师长得比我们都矮,看她的时候甚至需要低下头”,也写,“我的老师对我真的很好”。

刚来新疆且末任教的赵文涛在看师兄师姐的老照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徐欧露摄

他们的办公桌上会悄悄多一盒维吾尔族的果仁切糕。古尔邦节到了,家长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热情地杀一整只羊款待。很多维吾尔族家长汉语说得不利落,“老师”两个字却发音清晰。

“我不觉得自己是半个新疆人,我觉得我完全是新疆人。真的新疆人。”荀轶娜说。

回河北老家探亲超过20天,她的胃先受不了,“踏入新疆,等不到回且末,我必须先吃顿过油肉拌面什么的”。她觉得这里风景也“挺好”,“可能别人感觉眼里的风景是绿树或鲜花,但是在我这个新疆人眼里,我觉得沙漠也是风景”。

今年4月,陈荣明带队回保定学院招聘新老师,他一遍一遍强调风沙和遥远,又不忘补充,“我们的风沙是绿色的,比雾霾强”。面试的问题和24年前自己听到的几无二致——有没有兄弟姐妹?家里支不支持?最重要的依然是,能不能吃得了苦?

来面试的刘校辰一眼认出了陈荣明,“在楼里挂了好多年”。作为独生子,为了顺利过关,他告诉对方家里特别支持。其实直到面试通过,家人才知道他做了这个决定。

这个“00后”一度觉得,“支教不就是去西边镀层金回来好找点工作吗?”他不理解一个师哥去西藏支教的选择,“远得要死”。辅导员的一番话让他“感觉自己很渺小”,“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做成了什么才有价值,而是说他到那里,已经存在价值了。”现在,为了到另一个“远得要死”的地方,他推掉了石家庄月薪一万二的工作机会。

和他一道而来的年轻人不断提到“价值”这个词。有人按照父母安排的轨迹走到现在,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有人没考上研,困惑于“学了这么多能有什么用”。他们来到大漠深处,期望在风里获得实在的依托。

“从小你肯定不是想未来自己非常平凡,至少能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有点作用。”和刘校辰一起报名的赵文涛打小听话,可这次,他没听妈妈的话,“发现有这条路的时候,感觉可能我过得更有意义”。

相比24年前的土坯房、石子路,这个“沙漠中的小黑点”已经有了自己的机场、火车站和第一家奶茶店,柏油路平直,快递呼啸而过。辛忠起还是担心它的吸引力,他正帮自己的新徒弟找对象,这是“传帮带”里重要的一环。

和若铁路的建成通车结束了且末、民丰等5个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个团场不通火车的历史。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再怎么说,差距都是无法回避的。几年前,他患上“毛发红糠疹”,身上一半皮肤变红,县医院没有皮肤科,内地的医生建议他到气候湿润的地方生活。

他考虑回内地养老,但这之前,要在且末退休,这不是什么需要抉择的事。“我就是个普通人,但我在这里被需要。”他说,“在且末生活就是一种奉献,你就在这当一个哨兵,当一个保安,你一辈子在这里,就有价值。”

什么价值呢?也许就是没有被风吹走这件事本身。


这个离海岸线3300多公里的地方,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对海的向往。

学校楼道的读书角,被翻得最多、封面岌岌可危的,是一本叫作《简明海洋文化普及读本》的书;老师曾让大家在小纸条上写下10年后的希望,魏晓雅写的是,看EXO的演唱会、在有海的青岛读书。刘校辰一直懊悔来且末之前把手机弄坏了,老家秦皇岛靠海的他,没办法向那些憧憬的眼睛展示“海钓”是什么。

“这里看的都是沙海,总希望看到真正的海。”孙彤彤说。

大部分孩子没出过且末,巴州首府库尔勒就是遥远的地方了。陈荣明家访时遇到一个且末牧区的学生,至今没见过几十公里外的沙漠。

他一直念着这件事。“我们走进来,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

他们希望孩子们拥有一种广阔的人生,远比自己广阔。“读书,到外面看更大的世界,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有更多选择权。”辛忠起来自太行山,他的老师曾努力让他们走出那片大山。

群众在离且末县不远的沙地里种植梭梭。新华社资料片

后来,他回到河北,在著名的衡水中学交流过一年,本想学些教学经验,结果发现难以适用,“衡中的学生自己就转起来了,我们这里的孩子没那么多动力”。

他“偷师”带回了“衡中三问”,每次上课前,先让学生喊三个问题:我来干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做得怎么样?

他跟孩子们解释这个“口号”的意义,“提示自己,我还活着,我是一个高贵的生命”。

40分钟的课,陈荣明会用20分钟讲物理,20分钟“讲人生”。讲到原子,他会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什么是国家主权,什么是“手中无剑和有剑不用”。他希望孩子们“扩展思维,接受新东西”。

到且末一个多月,一天课后,有学生突然跑来问刘校辰,“我们这么偏远,老师你来这块干啥?”

他想了想,借用了同来的一位年轻老师的话,“穷的地方没人来,它只会永远穷下去。”

这个问题米尔阿迪力也好奇过。小学五年级时,爸爸得了肾结石,只能去库尔勒手术,在库尔勒他第一次觉得且末这么“落后”。

直到毕业,他才知道老师们离开家乡支教且末的故事,“反正觉得伟大”。他高中毕业后当了兵,离家那两年,“满脑子就是回家”。

2000年,赴新疆且末支教的毕业生在塔中留下合影。受访者供图

退伍之后,他成为一名人民警察,2022年决定自己创业,开了且末县第一家一站式装修公司。跟追求便宜、速度不同,他给自己的定位是“高端”。为了找到一款合适的壁挂炉,他考察了一年市场,选定的牌子“有50个安全保护措施”。现在,他正考虑能不能在这里开家正宗的重庆火锅。

“以前学生报志愿,好多都报新疆的学校,但这两年不一样了,他们了解到外面更精彩的世界。”孙彤彤说,“之前想报外面的占个三成左右,现在可能反过来了。”

最远的孩子已经走出国门,前往其他省份的简直数不过来。荀轶娜的学生穆凯代尔·图尔荪后来到了北京读高中、上大学。在这里,爱好体育的他第一次站上国家级的赛场。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他成为北京市珍珠球代表队的一员,队里有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朝鲜族,“见到这么多民族欢聚一堂,真的让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更深入地理解了”。

几年前他入职一家央企,参与了和另一家公司合作的公益项目,通过网络惠及多个地区学校实现多样化教学。在青海海拔4000多米的教室,他好像看到了自己。“10年前,我可能就比这些孩子大几岁,我从且末一步一步走到这儿,然后又去做一些当时荀老师为我们做的类似的事情,帮助他们追梦。”

“荀老师那时总说,祖国那么大,一定要多看看,多出去学习,再来选择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很多年之后,他告诉老师,“多亏我相信了您的话。”

“最初那些年,我总是教育孩子们一定要走出沙漠,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看看。最近几年,我们的教育理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鼓励他们走出去长见识、练本领,然后回来建设家乡,因为且末的发展需要人才。”庞胜利说,他是24年前来到且末的15人之一。

庞胜利到当地人家里做客。受访者供图

他的学生、想看大海的魏晓雅,2020年毕业后回到且末,成了他的同行。做老师原本不在魏晓雅的职业规划里。去年,她第一次成为班主任,管着四五十位学生的琐事,一边“给气得够呛”,一边被信任地倾诉隐秘心事,她突然觉得,“当老师挺好”。

像魏晓雅一样,3300多名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一些人甚至真的让这里和大海连接了起来。

2024年春天,通过用当地的盐碱水还原海水,一家企业在且末的沙漠里建了一座水产海鲜养殖基地。顺利的话,首批“沙漠产”海洋鱼年底就能面市。主抓这个项目的,是辛忠起教过的一个“淘小子”。

这些鱼价格不低,且末人没有吃海鱼的习惯,谁会买呢?

这回,学生的答案超过了老师的想象——他们想把这些鱼卖到海边。

“他说那边的人离不开鱼,我这里没污染,我不就有竞争力了?”辛忠起啧啧称奇,“那脑袋就是超越我了。”


每年春秋,老师都会和学生一起,去县城边的治沙站种树。今年秋天,赵文涛和刘校辰第一次加入这个队伍。握着细瘦的红柳苗,年轻人有些不知所措——他们实在没想到,想要对抗无垠沙漠的,是这么小的“一拨楞”。

没想到的不止这件事。赵文涛教的物理,班上平均分只有17分,满分110。他去找老教师,得到的是一个理解的笑容。

每个来且末的老师,都跟成绩较过劲。荀轶娜教初中英语,站上讲台才发现,很多孩子连小学英语都没掌握,40多人的班里,认不全26个字母的有十几个。

陈荣明、辛忠起他们带出的第一届毕业生曾刷新学校的中考纪录,摘掉了且末教育“老末”的帽子。20年前,且末高考本科上线率只有30.6%,2023年,这个数字是51.45%。

可想再往上,不容易了。有条件、学习好的学生更愿意去库尔勒读书,再好的会选择乌鲁木齐甚至其他省份。老师们慢慢接受一件事:他们教的大部分是最普通的学生。

他们跟同一道错题搏斗,一遍一遍重复基础知识点,“掰碎了嚼烂了再喂给学生”。州里赛课,且末总是靠后,有人说且末老师不行。说没气馁过,那是假的。

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生的价值由什么决定?

在这片大漠深处,风沙刮尽了繁饰,直面本质,老师们也不得不重新“学习”。一个共识越来越多的答案是:标准绝非只有一个,“学习不好”不等于“不好”。

从空中俯瞰新疆且末县车尔臣河以东的防沙治沙绿色长廊。新华社资料片

“‘教育’其实是4个字,教书育人。”陈荣明觉得,后者可能是比教出好成绩更难的事。

他告诉学生们,考得不好老师不生气,但有两件事不能干,一是撒谎,二是不争气。“你可以学得差,但是你不能不学。”

考数学,有人只得3分,陈荣明发愁,但转头跟学生说“咱们提升空间很大嘛”。

米尔阿迪力是那种“最后一排的学生”,惹事,难管,天天被收拾,直到遇到高中班主任丁建新。“他从来没有拿我当差生对待过。他对第一名什么态度,对最后一名就什么态度。”因为老师从不在班里排名,上学以来,他第一次带爸爸参加了家长会。

一帮捣蛋鬼在“不收拾人”的老师面前变乖了,调皮也只是“干净的调皮”。米尔阿迪力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就想着别让他失望嘛。”

“你带着他,而不是教着他。”陈荣明说。

每接一个新班,荀轶娜都让学生背自己的电话号码,“像背110那么熟”。她没换过手机号,十几年前的学生都能打得通。

骑车没戴头盔被交警扣了,学生先给她报信。她带的一届学生刚升高中,跟不上课程进度、住校不习惯、英语依然是自己强项……种种困惑和感受都跟她聊。高中电话卡有三分钟时限,他们就三分钟、三分钟地聊。铃声有时在半夜响起。

辛忠起喜欢在课上讲“没用的东西”,什么是“生存”“生活”和“生命”的区别,什么是“幸福”和“价值”。

“重视自己”成了刘校辰的口头禅。陈荣明告诉因为成绩不好坐在办公室哭泣的孩子,“找到你的优点,咱中国牛肉拉面都能拉到白宫去呢!”

大漠用它的方式打磨着对“成功”的定义。“鲜花掌声红地毯,人生当中就那么几个点,大多数时候是平凡和普通的。但是普通就没有幸福吗?”这些年,辛忠起总想这件事。

“努力过就是成功。”像教知识点那样,他交代学生,“到环卫处去种林,或者当保安,你不要见了我躲我,只要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你很幸福的。”

他们已经可以平静地面对“且末老师不行”的非议。“我们培养的就是基层建设工作者。”辛忠起说,“但我的学生是基层岗位里面那种让我们能翘起大拇指的人。”

有人办了小商店,专程跟老师报喜,开了修车铺的骄傲地邀请老师来修车——当然要去了,修车和当干部“只不过掌控方向不一样”。

要求了很多年,几个月前,陈荣明终于从教科局回到学校讲台,还是教初中物理和数学。

以前他总着急,苦口婆心的,变化发生得还是那样缓慢。后来他意识到,教育要改变的不仅是学生,还有环境,这一代人根深蒂固的东西,可能要等孩子变成父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再去影响下一代。

“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一代人,慢慢改变。”

这个过程慢到24年一晃而过,他们就要退休了。陈荣明刚来时种的胡杨已经长到碗口粗。让人稍感慰藉的是,年轻人不断走来,“有些东西就可以交给他们了”。

辛忠起不喜欢把老师比喻成红烛,不是燃烧自己、“苦哈哈的”。他更喜欢“接力手”这个词,“把我们这代人积淀的所有东西传递下去”。

传递之后,希望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想了一会儿,他说:“我的学生都超越我了,我很高兴,如果他们去卖菜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国家,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建设起来的。”

种完树,辛忠起问学生:“看到红柳你想到啥?”

孩子们争着举手:“红柳烤肉!红柳打毛驴!”

他又问:“红柳能盖房吗?”

回答:“不能。”

“红柳太普通了,几十年就这么‘一拨楞’。没水,它长了根就往下扎,它把营养都长在根部了,什么叫扎根?我们有时候把自己比喻成根,我们把一辈子活在且末。”

“红柳就是咱们且末人。我们这帮红柳,大家说只能是烤肉和打毛驴,但你说,它是不是让风沙小了,是不是给这片沙漠带来了一点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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