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孔子。今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作为万世师表，孔子深深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的价值观。
我们对孔子似乎很熟悉，但是，我们真的了解、理解孔子吗？
未必。
且不论千载而下的我们，即便是孔子的同代人，也未必理解孔子。当时，叔孙武叔、陈子禽都觉得，孔子不如他的学生子贡——当然，子贡是有自知之明的，觉得“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孔子其实是一个有点矛盾、不太好理解的人。
2024甲辰年公祭孔子大典上。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他有时候对出仕表现得很热衷。“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去哪个国家都要准备给君主的见面礼（“出疆必载质”）。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意思是跟贾雨村一样，“玉在椟中求善价”。哪怕是公山弗扰、佛肸之类的小角色召他去，他都想去看看有没有一试身手的机会。
他有时候对出仕又表现得很疏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与学生们谈人生理想时，学生曾点说自己的理想是过过闲散日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深表赞同（“吾与点也”）。
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都在仕与隐之间纠结踟蹰。
比如陶渊明，算是很淡泊的人了，明明已经辞官不做，种豆南山下，但依然感慨“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期待“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比如杜甫，算是非常入世的人了，在最落魄的时候依然“每依北斗望京华”，但他也说过，“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他们在仕隐之间徘徊不定，其实，根源就埋在祖师爷孔子那里。
孟子曾把贤人分成几种类型：一种是伯夷这样的“圣之清者”；一种是伊尹这样的“圣之任者”，一种是柳下惠这样的“圣之和者”，而集大成者是孔子这样的“圣之时者”。
伯夷、叔齐是隐逸派，孤芳自赏，算是后世隐士的鼻祖。这类人，史不绝书，比如与孔子同时代的楚狂接舆、荷蓧丈人，后世的管宁、梅福、庞德公、孟浩然、林逋、王冕等。
伊尹、柳下惠其实区别不大，都算是事功派，只是事功大小不同。他们都勇于任事，不挑剔环境，希望能充分施展才华，致君尧舜。这类人是儒家的主流，历代的贤臣循吏，大抵如此。
孔子呢，既不同于伯夷、叔齐，又不同于伊尹、柳下惠。他没有伯夷那么清高，不想做辟世之士——“鸟兽不可与同群”，人毕竟还是生活在社会中，隐居逃避社会，并不是可取的态度。
他也没有伊尹、柳下惠那么“随缘”。孔子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周游列国，希望能遇到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让他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当然，他首选是希望在自己的母国鲁国寻找机会，但当时鲁国掌权的“三桓”不成器。孔子又跑到别的国家寻找机会，可惜奔走一生，如流莺漂荡，英雄无用武之地。
游客从“尼山圣境”景区高72米的孔子像下走过（12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王毓国摄
孔子不是不想出仕——“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事实上，他也当过鲁国的司寇，摄行相事，颇有作为。但孔子不是为了做官而做官，而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才做官。如果理想落空，那就没必要尸位素餐。
他本质上是一个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看来，读书人有义务去弘道救世，出仕是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但是，做官要有原则、有底线。所以，当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队列阵之法，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祭祀礼仪），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他便离开了卫国。
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当然，何谓“可以仕”，何谓“可以止”，这个原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事，并没有客观标准。孔子打算应公山弗扰、佛肸之召前往时，子路就很不以为然；从后来的情况看，子路的看法其实是对的。孔子只是圣贤，不是能预知未来的神仙。
孔子对别人的评价也很有意思。
虽然他有强烈的济世情怀，但他非常敬重伯夷、叔齐，说“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他也敬重把天下让给弟弟的泰伯，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他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敬重伯夷，可是他也敬重品格上有争议，但贡献很大的管仲。子贡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矛盾吗？是有点矛盾。我们感觉这位“圣之时者”的标准随时在变，用颜回评价老师的话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学生们在孔子像前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怎么理解孔子的一生行事与衡人标准呢？
我觉得，孔子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惟其有出世之心，所以他敬重伯夷、叔齐等隐逸之士的品格；惟其想做入世之事，所以他一生都在努力寻找出仕的机会。
儒家提倡“内圣外王”。“内圣”追求的是品格，要达到“内圣”，就要有鄙薄名利的出世之心；“外王”追求的是事功，要实现“外王”，就必须做入世之事。
在理想的境界上，“内圣”与“外王”是可以统一的，孟子所谓“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传说中的尧、舜、禹都是这样的典范。
但落在实际上，“内圣”很难带来“外王”。孔子本人实际上也只实现了“内圣”，未能实现“外王”，只是个“素王”。
如果在“内圣”、出世的路上走得远一点，儒家其实就近于道家了。比如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人设与道家就很相似。孔子另一名“亡在草泽中”的学生原宪也是如此。
相反，如果在“外王”、入世的路上走得远一点，儒家又近乎法家了。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就是大儒荀子的学生。后世不少治世名臣，比如诸葛亮、王安石，也是外儒内法。
孔子本人虽然未能完美地实现“内圣外王”，但他为后世树立了人格典范。
当然，仕与隐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有的人先隐后仕，比如诸葛亮、谢安；有的人先仕后隐，比如范蠡、张良；有的人仕如隐、隐如仕，比如李泌、刘秉忠、姚广孝。
在很多士大夫看来，最理想的人生，其实是先仕后隐。有隐无仕，或为废物；有仕无隐，或为禄蠹。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泛舟五湖，是相当完美的人生安排。
所以，李白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又说“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辛弃疾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又说“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表达得最好的，我觉得是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欲回天地入扁舟”，七个字，前四个字表达了对入世、对事功的渴盼，后三个字表达了对出世、对隐逸的向往。
“欲回天地入扁舟”，这大概也是孔子以及古代无数读书人的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