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自由主义灵魂的希望
——个人自由与宗教中立的西方模式陷入困境，回到那些大问题是必要的。
作者：巴顿·斯温（Barton Swaim），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和书评人。
译者：张志超，同济大学哲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美学。译著有《大地法的地理学：主权、空间与施米特》（华夏出版社，2023）、《埃塞克斯犬军》（在译）。
编者志：本文为《我们为何如此焦虑》（Why We Are Restless: On the Modern Quest for Contentment）一书的书评，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21年9月17日）。该书近日已出版中译本（本杰明·斯托里 / 珍娜·西尔伯·斯托里，《我们为何如此焦虑》，赵宇飞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自由主义陷入了困境。我指的不是后-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党的狭隘“自由主义”，尽管那也遇到了麻烦。我指的是广义的、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一种关于政府和社会的主张，囊括了自由市场、代议制民主、个人自由、对国家权力的严格限制以及宗教中立。
25年前，这种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但今时已不同往日了。在左翼看来：市场会产生不平等；民主只有在达至恰当结果时才会有效；个人自由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涉及性革新（sexual innovation）或堕胎；国家就是一切；以及宗教不应该保持中立。在右翼——至少是知识分子（民粹主义）右翼——看来：市场破坏了传统的道德习俗；民主大多是骗局；个人自由助长行为异常；国家权力是向善的力量；以及第一修正案对确立国教的禁止可能是个馊主意。（[译注]第一修正案，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其内容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该修正案于1791年12月15日获得通过，是美国权利法案中的一部份。）
党派观念强的人会对这些描述持有异议，但美国（以及欧洲）的自由秩序正在遭受批评——这并非无缘无故。华盛顿的政治辩论丧失了诚意，教育系统将自我怨恨和性混乱理想化，甚至连企业领导人也热衷于背诵白痴的格言，直到近来，人们还指望他们来倡导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
我读过许多批判自由主义的作品，但没有一本像本杰明·斯托里和珍娜·西尔伯·斯托里所写的《我们为何如此焦虑》（Why We Are Restless: On the Modern Quest for Contentment）一书如此富有创见。或者更准确地说，该书与其说是在批评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在解释自由主义为何既不是我们问题的原因，也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
斯托里夫妇（作者：Ken Fallin）
斯托里夫妇现年分别为46岁与45岁，在富尔曼大学大学教政治哲学，并负责托克维尔项目，本学年，他们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我最近一次访问富尔曼大学校园时，在斯托雷夫人堆满书籍却一尘不染的办公室，我见到了夫妇两位。（[原注] 透露一下：我女儿在富尔曼大学读书，不过她避开了政治哲学的科目，她的理由不无道理，“政治让我压力很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在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中，受过教育的人非常乐于接受近因论证（proximate arguments），而对终极论证则完全不感兴趣——换言之，现代人能够讨论手段，但不能讨论目的。
他们所说的“目的”（ends）是什么意思呢？“我教柏拉图的《高尔吉亚》，”斯托里先生说，“苏格拉底正在与卡利克勒斯讨论何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因此，就这样问，我会问我的学生：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通常的回应是：‘你在说什么？’他们看看我，好像在说：‘你不能问这个问题！’”
他认为，在自由社会，情况普遍如此：我们可以辩论所有问题，但终极问题除外。“我们正在假定这些问题不可能有答案，甚至连问都不用问。”他说，在课堂上，他和他的妻子都“试图将学生从教条式的怀疑主义立场转变为探究式或寻求式的怀疑主义立场，从前者出发，人们假定在探究开始时，你不能问终极问题，从后者出发，你得承认，尽管你有种种怀疑和顾虑，但你至少要提出关于上帝、善和宇宙本质的问题。”
自由主义起源于 16、17 世纪，是对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期间剧烈的政治冲突的一种回应，这些政治冲突即所谓的宗教战争。欧洲的哲学家和政治领袖们探求一种政治世界观，按照这种世界观，一个人无需按照其周围主流文化的神话，就能够持有自己的观点，并信奉自己的宗教。若将这一看似完美的思想简而言之：在公共生活中，他会表现得像一个忠诚的公民；在私人领域，他可以肯定或否定圣餐变体论，或者决定对此是否在意。
自由主义的起源最明显地体现在约翰·洛克（1632—1704 年）的哲学中，但洛克的著作并不以易读著称，因此斯托里夫妇从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 年）开始写起。蒙田不是哲学家，而这正是重点：他是一位并不追求普遍真理的出色散文家。斯托里夫妇将蒙田的理想称为“内在的满足”（immanent contentment）：这一观点重视当下的满意，而对宏大原则——按照这种原则社会可以被重新制序——不感兴趣。由此看来，蒙田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斯托里夫妇认为，尽管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很有吸引力，但它已经不再令人满意。“自由主义在很多年轻人中并不受欢迎，”斯托里夫人说，“因为自由主义本是为解决与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不同的人类学问题而设计的。与当初构建自由主义制度以解决战争和迫害带来的冲突时的人们相比，我们已是不同的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她说，是专门为那些“已坚定地忠于教会、地域、职业和家庭”的人而设计的。但是，当私人生活破败时——家庭破裂、地域的重要性减弱、宗教生活缺失——自由主义的架构制度就不再有意义了。”她说，年轻人尤其对“平淡无奇”（prosaic）的蒙田式生活不感兴趣：“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它没有超越性，他们要摆脱它。”
许多关于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很快就变成了批判自由市场。由于市场是可以通过法律的力量来改变或重新安排，所以，这是一个诱人的解决方案。斯托里夫妇却不以为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经济问题，”他说，“从根本上说，是教育和哲学问题。前进的道路是一项多代人的事业，而且这一事业要从学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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