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镀金时代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本文摘自：〔美〕埃里克·方纳 著，《美国史》，王希 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出版。
随着美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美国人力图认识新的社会秩序。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辩论吸引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注意力，其范围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狭窄的学术圈子，传播到了由自我教育的工人和农民、各色各类的改革者、报纸主编和政客们组成的公共领域之中。这场波澜壮阔的公共讨论导致了数千种书籍、小册子和论文的出版，这些出版物讨论了一系列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土地税和货币改革等；公共讨论还引发了对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和道德影响问题的广泛辩论。
许多美国人感觉到，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出了差错。关于“更好的阶级”、“受人尊重的阶级”以及“危险的阶级”之类的谈论主导了公共讨论，充满敌意的劳工动乱的发生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在镀金时代，国会和一些州建立起专门委员会，就劳资关系展开调查。相关的听证会显示，雇工和雇主相互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1881年，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报告说，几乎每个在福尔里弗（当时美国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接受调查访谈的工人都对超时工作、恶劣的居住环境和暴政式的管理进行了抱怨。
自由、不平等与民主
与一个不断扩大的百万富翁的阶级同时出现的，是一个被马萨诸塞州棉花制造厂主爱德华·阿肯金斯所称的居住在贫困边缘的“永久性工厂人口”，这种鲜明的对比对传统的美国的自由定义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美国做出的普通人可以获得经济独立自主的承诺是否还继续存在于它为普通公民提供的机会之中？“旧世界的最大邪恶——将社会分割成阶级”，《民族》杂志宣称说，已经来到了美国。显然，要将工资劳动力视为一种最终走向经济独立途中的暂时栖身之处，或者将西部看成东部的失去机会的小生产者可以指望的天堂，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当国家的生产能力已经获得如此巨大的扩展时，许多美国人认为，财富的集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和可以为进步需要所认可的结果。到世纪交替的时候，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在说，工资是由供需关系的铁律所決定的；财富并不流向那些工作最努力的人，而是流向那些最拥有商业技能和通向金钱渠道的人。革命时期产生的并由内战强化的那种认为自由与平等是紧密相连的观念，已经成了老皇历。社会科学的任务，铁厂主艾布拉姆·休伊特说，就是找到办法说服那些“在自由上平等的人”接受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在（财富）分配上……不平等”的现实。
第一批跳出来应战的是自称为“自由派”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信仰与当今美国那些被称为“自由派”的人非常不同，现代的自由派鼓吹一个能动主义的政府应该力图解决社会的需要）。这个由报刊主编和专业人士组成的群体在1872年时与共和党决裂，并改变了北部公众舆论对重建的看法，但他们的计划不只是针对南部问题的。与18世纪80年代领导制定一部新宪法运动的人一样，镀金时代的改良主义者担心，如果让低层阶级群体利用政府权力来推动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么，民主就会变成一种对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威胁。有些人甚至要求恢复早期被抛弃的、将选举权限制在财产拥有者之内的传统。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曾写道，民主的反对者“都躲藏在心里头”。到了 19世纪 70年代，一位观察家写道，“对全民选举权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的言论能够经常从……我们社会的上层那里听到。”
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一些群体具有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天生优越性，这个观点曾在内战前用来解释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奴隶制的合法性，此刻这种思想也通过现代科学词汇的形式再度出现，用来解释不同个人和社会阶级会成功或失败的原因。1859年，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这部当时最有影响的科学著作提出了进化论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植物和动物往往会取代那些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同类。
人们把从达尔文那里借来的语言，如“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等，用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解，引入镀金时代关于社会问题的公众讨论中。根据后来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人类社会的进化，如同一个在自然界发生的过程一样，政府必须不能插手干预。这个理论认为，那些企图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政策，如制定工作环境的法律和对穷人提供社会救济等，都是最具误导性的政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大产业公司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们比早期的企业模式更好地适应了自己的环境。如果政府通过立法来限制它们的运作，等于将社会重新降低到一种更为原始的水平。
即便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也没有动摇这种广泛传播的观念，即穷人基本上应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将“值得”救济的穷人（即那些并非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遭遇贫困的孤儿寡母）从那些“不值得”救济的人中区分出来，后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前者。一个人未能在社会中取得成功往往被看成品质上有缺陷，在困境中缺乏自力更生和自信。直到1900年，美国最大城市中有一半都没有设置任何公共救济的机构，除了为那些住在济贫所的人提供的救助之外。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工人们应该学会如何精打细算，避免欠债，用市场经济的原则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而不是指望从政府那里获得资助。
这一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对萨姆纳来说，自由意味着“人人拥有的保障”，即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享有和处置财产，而不受任何人和政府的干预。如此界定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坦然接受不平等的现象。社会面临两种而且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要么是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的生存。”1883年，萨姆纳出版了《论社会各阶级间的相互责任》一书。他的回答是：一般来说，各阶级相互之间谁也不欠谁什么。“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无人有权“要求他人给予帮助，也不应该被要求去帮助他人”。萨姆纳相信，政府存在的目的只是保护“男人的财产和女人的名誉”，而不是颠倒由自然决定的社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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