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还是“理学”？
“道学”者，道统之学也。元人修《宋史》，除旧有的《儒林传》外，另立《道学传》四篇，第一篇记载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北宋五子的事迹，第二篇记载谢良佐、游酢和杨时等程门弟子，第三篇记载朱熹与张栻，第四篇记载朱子门人，把整个宋朝道学的主要人物都囊入其中。
宋元明七百年的学术思想其实不叫“理学”，而叫“道学”。《朱子语类· 卷六》里记载，朱熹说：
“道是统名，理是细目。”又说：“道便是路，理是那纹理。”“‘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
这说清了“道”与“理”的区别，“道”的概念要比“理”宽泛，“道统之学”可以分为许多派别，而“理学”只是其中一脉。
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在他的体系里，“理”作为本体范畴，有多重含义。在“理一分殊”的划分下，当“理”为一时，它便是“天地万物之总名”，也就是太极，此时“理”与“道”相近；当“理”为分殊时，它又是具体的理，如火有热之理，冰有寒之理，人有人性之理（仁义礼智信）等，此时“理”包于“道”中，后者像道路一样宽广，而前者如纹理一样清晰。广义的“理”跟“道”是同一个意思，但狭义的“理”要低于“道”。
朱熹与王阳明
道学起源于何人？
《宋史▪道学传》认为道学复兴于北宋中叶，彼时周敦颐（1017-1073）得圣贤不传之学，创作了《太极图说》和《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成为道学的开山鼻祖。
早在《宋史》之前，朱熹就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周敦颐置于祖师的地位，认为道学应以周敦颐为开端。然而，黄宗羲在编《宋元学案》时，却摒弃了这个观点，他按人物生平时间先后来排序，把周敦颐排在范仲淹（989－1052）、欧阳修（1007－1072）、邵雍（1011—1077）等人之后，认为道学的先驱是胡瑗（993～1059）和孙复（992－1057）。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说：“伊、洛（二程）所得，实不由于濂溪（周敦颐）。”“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认为后人夸大了周敦颐在道学中的地位。
其实，朱熹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述道统的承继，黄宗羲和全祖望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编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以哲学的历史为线索，而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则以哲学家的历史为主线。朱熹是根据哲学的逻辑来编纂《渊源录》，因此他的观点更为深刻，实现内容上的统一。而黄宗羲采用历史传记的写法，按编年的顺序来记叙宋元两代道学家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它在内容上是彼此孤立的，只是采用了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外表而已。
周敦颐与邵雍
在周敦颐之前，胡瑗著有《论语说》、《春秋说》，孙复写了《春秋尊王发微》，范仲淹有《易义》，欧阳修也著有《童子问易》等。但这些著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道学，而是两汉经学的继续，它们没有具体论述道统，更类似于说经的讲义，缺乏系统的世界观。
在这些书中我们看不到“理气之辨”、“理一分殊”、“动静无端”等道学的命题，也没有出现围绕“太极”、“阴阳”、“心”、“敬”、“气质之性”等范畴的论述，因此不能算是严格的道学著作。只有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邵雍的《观物内篇》中，道学思想的基本体系才第一次完整的呈现了出来。
《太极图说》推演了太极、动静、阴阳、五行之“理”，并将此“理”赋予人，说“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教导人要“立人极”，要“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这样就把道学的最终目标也提了出来。《观物内篇》则从阴阳刚柔、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一直推到走飞草木、性情形体，最后将人视为“能灵于万物者”，又把“圣人”称为“人之至者”，呼吁人人都要修身学道做圣人，其逻辑思路与《太极图说》殊途同归。
《二程集》记载，一天程颐去拜会邵雍，程颐指着桌子问道：“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处？”邵雍于是向他“极论其理，以至六合之外。”程颐听后叹道：“平生唯见周茂叔（周敦颐）论至此。”可见周敦颐的道学体系与邵雍一样，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都是从天及人，由天理而至性情。
所以朱熹认为周敦颐和邵雍才是道学真正意义上的鼻祖。同时，认为周敦颐的气象比邵雍还大，他说：“周子从理处看，邵子从数处看，都是这理。”“从理上看则用处大，数自是细碎。”
周敦颐、邵雍与张载、二程合称“北宋五子”
“性”与“天道”是道学思想的主题
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与“天道”是孔子思想中的“上达”部分，《论语》中论及“性”的地方只说：“性相近，习相远”。论“天道”的时候也仅仅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对于诸儒而言，“性”与“天道”是两个很高深的问题。
其实，孔子对“性”与“天道”是做过丰富论述的，其论“性”多录在《中庸》内，论“天道”则散见于《易传》。战国时期，孟子论“性”则说“性善”，论“天道”便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论“性”则说“性恶”，论“天道”则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战国之后，六经焚于秦火，西汉承其弊，儒学复兴的首要任务也就放在了考校经典、复归原古之上，孔子增删六经的精神被继承了下来，但他论述“性”与“天道”的思想却罕有人问及。在马融、郑玄等人的著作中，更多的是考校、训诂和注释，那些涉及思辨的、哲学性的东西只是偶尔闪现而已。
因此，宋儒为往圣继绝学，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一千年来被忽略了的“性与天道”问题。所谓的“道学”，其核心问题也就是“性”与“天道”。
因此，黄百家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学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