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刘彝说：“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当时王安石作《三经新义》，颁于学校，定为教材，养太学生三千人，威望极盛。
然而刘彝却回答说：“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认为胡瑗闻道比王安石早，当他已是名满天下的道学宗师时，王安石仍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举子，此其一也；其二，胡瑗的道学注重君臣父子、仁义礼乐这些普遍的伦理，属于“历世不可变”之“体”。而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则是“垂法后世”之文，是读书人考取功名的工具。接着刘彝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
科举产生于隋唐，但隋唐以来很少出现大思想家，这说明读书人都沉浸在文章之中，而于思想上缺少发明；自宋初以来，还没有人能打破这种局面。王安石掌权后，对科举进行改革，发明了“制义”之类的时文，更加将读书人限制在死文字之中。而胡瑗早在宝元、明道年间就主张“明体达用之学”，要把读书人从经书文字中解救出来，专注于文字背后的义理和哲理，为此他“专切学校”，扎根教育，从苏广之地开始讲学，历经二十年之久，培养了数千名门生。其中钱藻、孙觉、范纯仁、钱公辅这些当朝宰辅都出自胡瑗门下，而北宋道学的集大成者程颐也是胡瑗的得意门生。所以比起道学先驱胡瑗的教育成就来说，王安石难望其项背。
王安石自己也在赠给胡瑗的诗中写道：“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闻。文章事业望孔孟，不复睥睨蔡与崔。十年留滞东南州，饱足藜藿安蒿莱。独鸣道德惊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视其为开一代学风的人物。
胡瑗的生平及思想
在程颐的《语录》中，当谈及启蒙老师周敦颐时，都会称呼其字“茂叔”，以示亲切；而讲到胡瑗时，必称之为“安定先生”，以表恭敬；程颐曾说：“安定先生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于从政乎何有！”认为胡瑗教导门人专注学术真理，切实亲仁爱民，而不是为了考取功名才去研究经书。这种价值观有利于将学术思想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原来学道的目标并不只能是为了做官，还可以纯粹是为了追求怎么学做圣人。
胡瑗的毕生也是在实践这一理念。他年少时因家境贫寒，便前往泰山游学，与孙复、石介成为同窗。为了求得大道，他一去就是十年，每次拆开家书，看到里面写有“平安”二字，就将信件投入山涧中，这样做是担心因牵挂故乡而扰乱心神。
卒业后，胡瑗在吴中教授经术，得到范仲淹的赏识，聘为苏州教授。景祐初年，宋仁宗下诏更定雅乐，范仲淹便推荐胡瑗，使其能够以平民的身份在崇政殿中应诏对答，获得讲师的席位。
胡瑗的授学方法是这样的：他设立“经义”与“治事”两个科目，从诸生中挑选出那些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向其讲明《诗》、《书》等六经，是为“经义”科；而“治事”科则因材施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知识内容繁多，囊括治民、讲武、水利、算历等多种领域。《宋史·选举志三》说：
“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
胡瑗的教育方法让诸生不再局限于章句，能够兼顾到实际，所以称为“实学”。他的“经义”科保留讲解章句的传统，而“治事”科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章句的束缚，认为读书学习并不都是为了做官治民，讲武、水利、算历也应是学习的内容。无论是好尚经术的学生，还是喜谈兵战、醉心文艺的门人，胡瑗一律接待，按着学生们的兴趣进行分班讲学，偶尔要招学生过来面谈，“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
最初，人们并未信服他的做法，一时间“谤议蜂起”，胡瑗仍讲学不倦，不久之后其教育思想逐渐被接受，“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朝廷也决定采纳“湖学”的模式，用来改革太学。
嘉祐初年，胡瑗成为天章阁侍讲，“四方之士归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军居以广之”，可见胡瑗当时的名望之大。在他退休还乡之时，全国各地的弟子都前来送行，导致帐篷搭了百里之长，被当时的人视为一大盛况。
胡瑗的教育思想开一代之学风
《言行龟鉴》说：“安定先生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苟趋禄利，及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
胡瑗之所以被奉为道学先驱，是因为他扭转了隋唐以来“尚文辞”、“趋禄利”的学术风气，让读书人们重新回到经业中来，一方面专研经典背后的义理，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章句，鼓励广泛学习各种知识。这样价值观念影响到了后来的程颐。
在胡瑗给的命题作文《颜子所好何学论》中，程颐指出颜回所喜好的学问不是“《诗》《书》六艺”里的章句，而是“学以至圣人之道。”道学的关键不在于专研六经，而是怎么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圣人。因此，胡瑗读到这篇习作之后，大为震惊，立即招其来相见，并“处以学职”。程颐晚年而作的《伊川易传》仍提到胡瑗，说：“予闻之胡翼之先生”、“安定胡公移其文曰”云云，在不少地方借助胡瑗的理论来讲解《周易》；还说：“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
胡瑗讲解《周易》的著作叫做《周易口义》，据说是当时弟子们所记录的讲义。他讲课时，音韵高朗，旨意明白，每次讲完后，还要“引当世之事以明之”，例如讲解《小畜》时，解释说“畜，止也，臣止君也”，接着引用宋初赵普向宋太祖举荐人才，宋太祖撕碎奏牍抛掷于地上，赵普面不改色，仍继续进呈的例子，讲明“臣止君”之义，令诸生大为叹服。
因胡瑗作为讲师，大部分时间都在讲学，故而其传世著作《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等都不过是讲解经书章句的作品，难以反映其思想全貌。所以薛季宣在写给朱熹的信中才有：“教之以安定之传，盖不出于章句诵说，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学，其效远不相逮。要终而论，真确实语也”的说法。
胡瑗虽仍未能脱离章句的束缚，但在他身上已经呈现出学术转型的趋势。道学开始从政治中脱离出来，学做圣人与为官治民可以互相分离；张载说“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程颐说“做官夺人志”，反映的都是知识阶层渴望脱离政治，以便进行纯粹学术研究、自由思辨，追求“高明自得之学”的趋势。道学表现为士大夫的生活旨趣，与枯燥的官方经典章句分离，开启了后世的道学思想风潮。故而，胡瑗被奉为道学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