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编者：王正兴，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非战争因素及战场形势变化有独到见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将略》，对历代经典战争作了深入、客观的辨析，是了解中国历史进程，理解战争规律的必读之作。对中国历史和战争史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下面链接购买，深表感谢。您的支持，我的动力，我们的收获。
1938年7月初，高宗武秘密来到东京。这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一趟旅行。
有人会问：高宗武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在抗战正激烈时，积极从事“和平”运动呢？背后动因，乃是江浙财团势力因为抗战受损，他们要求和谈的意愿强烈且迫切。用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话说：抗战使“四川的地主和军阀（的重要性）取代了上海的银行家。”
（上海外滩旧照）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高宗武和他的老师、人称“浙江财团驻南京政府的全权大使”的吴震修一起，与日本有过和谈的接触。“太郎”西义显后来还通过江浙财团大佬钱永铭，直接劝蒋介石与日本和谈，结果功亏一篑。
对于高宗武私自出访日本，蒋介石态度如何？汪精卫为何最终走上叛国投敌之路呢？
（貌合神离的汪与蒋）
六、蒋汪的反应
书接前篇。“五郎”松本重治把高宗武送上了驶向日本的“皇后号”轮船，自己随后乘坐飞机回到东京，全程参与高宗武秘密访日的活动。用松本的话说，高宗武在日本受到“隆重的接待”。在短短半个月内，他会见了多个日本重要高官，包括首相近卫文麿。日本内阁经过四次“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大藏相）讨论，决定“扶汪代蒋”。
参与会谈的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回忆：“高（宗武）似乎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两国间的事变的方案已经死了心。”甚至后来影佐在接受战犯审判时，一把将责任推到高宗武头上。他说：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完全出自高宗武的策划，“日本军部与政府上下，只是对高君之谋略，言听计从而已。”
表面上看，一切是按“高宗武路线”在进行，但实际上，日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政治解决中日问题的方略，而仅仅作为分化抗日阵线的谋略——这就是高宗武悲剧的根源！
对高宗武来访唯一不高兴的，是外相宇垣一成。因为这时他的部下，正与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商谈“和平”。最终由于孔祥熙坚决不同意“蒋介石下野”这一条件，双方谈崩。
有人评价高宗武的所作所为，大半出于“年轻气盛，自许过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
高宗武毕竟聪明过人，离开东京的“包围圈”，头脑就清醒下来。7月下旬他回到香港后，害怕返回武汉遭到逮捕或监禁，于是写成长篇报告，派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庠送到重庆，并附上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这些材料经周佛海的手，首先呈给汪精卫看。汪精卫的反应如何呢？这时汪精卫仍想保持“蒋汪合作”，还没有动外逃的心思。“和平运动”（投敌叛国的代名词）的重要参与者陶希圣回忆：“汪（精卫）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蒋介石的态度更是耐人寻味。他7月22日接到高宗武的报告，看了之后放于书案上，未置可否，只是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接高报告，知其误事不浅也。”
三天之后，蒋介石突然雷霆震怒，对陈布雷说：“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并下令停发高宗武经费。周佛海从宣传部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资助高宗武继续活动。
蒋介石在7月25日日记中写下：“与汪（精卫）、张（群）谈高宗武报告內容，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
（周佛海回忆，他亲眼看见高宗武的报告在蒋介石办公桌上放了三天）
七、“重光堂”协议
高宗武回到上海后，突然“失踪”了。直到半个月后，8月10日，“五郎”松本才接到高宗武的电话。原来高宗武回来后，紧张、焦虑，导致肺病复发，吐血住进了医院。松本跑到医院看他，两人相约8月下旬在香港继续商谈。
松本按约到达香港，这时高宗武的病情还没有完全好转。他对松本说：“阿重，我的健康状况不能东奔西走，我与‘佛’（周佛海）商量后，由一个叫梅思平的代替我，你与他仔细谈谈好吗？”松本说：“我不与不知底细的人谈话。”高宗武请求：“梅思平参与‘和平’问题半年多了，是‘佛’推荐保证的，你容忍一下，与他谈吧。”
他们口中的“谈”，就是即将在上海举行的“重光堂”会议。这次会议，是汪精卫叛国的重要节点。
重光堂位于上海虹口区。八一三抗战时，整幢建筑被打得弹痕累累。1938年11月初，这座空置的西式洋楼，突然进行了修缮，摆上了桌椅。主人是三个日本人：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太郎”西义显、“三郎”伊藤。1945年日本投降，就是这个今井，作为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首途芷江与中国方面洽谈受降。
（重光堂主人、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
他们迎来了分别乘船到达的中国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主要充翻译）。有人认为梅思平之前的职务不过是一个县长，窜升太快。其实他任的是五个模范县之一的江宁县县长，深得蒋介石、汪精卫器重。梅思平这时开始，不断在上海、香港、重庆间来回穿梭，成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的主力。
作为“发起人”，高宗武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今井回忆：“（我）与梅思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认为高在会谈中始终抱着批判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的，有时很轻易地就同意了日本方面的主张，这倒使我怀疑他的诚意。”
初步会谈后，今井回国报告，得到日本高层肯定。日方加派陆军省军务科长（6月调任）影佐和国会议员犬养健来上海，于11月20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简称《协议纪要》），以及《秘密记录》和《行动计划》。这三份文件，统称为“重光堂”协议。
协议很长，概括起来就是：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二、中国赔偿日本侨民损失，但不赔偿战费；三、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日军完成撤兵；四、按“高宗武路线”，汪精卫逃离重庆，拉拢地方军阀，在非日占区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地建立新政府。
这几条内容，与后来形势的变化大有关联。
（梅思平后任汪伪政权组织部长、内政部长等职）
八、“撤兵”不见了
这里还要插一段有意思的细节。
高宗武提出，汪精卫计划于12月8日离开重庆，10日到达香港。为防止意外发生，在必要时会请求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给予保护。现任的总领事中方不熟悉，请日本改派田尻爱义来港任总领事。
高宗武提这个要求时，离10日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非常紧迫。影佐立即向国内报告。
利益驱动下的日本战争恶魔，展现出惊人效率：12月10日，田尻乘坐陆军专机飞到广州，于中午时分乘一艘炮舰到达香港。当这艘名叫“宇治号”的小排量炮舰驶入海湾时，发出20响礼炮，震动了香港全城。
（老照片中的香港）
隆隆炮声，是“高宗武路线”巅峰时刻的标志。他这时也许还为日本人的“诚信”、“守时”而感动万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重光堂协议”签署后的第十天，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日华新关系方针》。日本最高层决策，继续对中国实行“分治合作”。侵略者的野心一点没变，甚至变本加厉了。
“重光堂协议”，在日本人眼里就是随时拿来撕碎几页破纸。它跟第二次近卫声明一样，都是钓汪精卫叛逃的诱饵！所谓“高宗武路线”，不过是他们少数几个人的臆想。随后形势的发展，完全偏离了高宗武的“设计”。
接下来是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进程：12月8日，因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汪精卫未能按计划离开；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到昆明，在龙云帮助下飞河内；12月22日，近卫按事先约定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12月26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陈布雷起草的万言演讲《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对汪精卫发出警告；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想了解具体过程的读友可参阅《军统四大金刚徒有虚名，本来可以打死汪精卫，却犯了一堆低级错误》）
（汪精卫投敌乃错指乾坤）
获得如此成果，“首功”的高宗武应该高兴吧？相反，高宗武很苦闷。从东京回来后，他感觉上当受骗了，开始变得消极起来。近卫声明的内容，让他更为郁闷，因为近卫声明本应以“重光堂协议”为基础，但声明中通篇没有“撤兵”二字。如此重大变化，让高宗武惶恐、徘徊起来。
后来汪精卫多次问高宗武：“我能相信日本人吗？”高宗武回答：“他们说的东西只有四成可信。”
日本“反悔”撤兵原因何在呢？因为日本政府根本无法控制日本军部。“不扩大派”的堡垒——参谋本部，随着石原被调去关东军、影佐调往陆军省、参谋次长多田骏离职，现在已沦为强硬派的地盘。
参与“重光堂”会谈的犬养健回忆，他在近卫首相隔壁办公室，接到影佐打来的电话。影佐告诉他，强硬派军官“坚决拒绝承认如此丢脸的声明”，“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的有损威严的事来，这样做，太对不起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
一墙之隔的近卫显然听到了犬养健和影佐的对话，他怂了。也许，他想起了犬养健的父亲——前首相犬养毅。1932年5月15日，军方不满内阁政策，十几名青年军官闯入首相官邸，将首相枪杀。当时犬养健正与来访的卓别林观看相扑表演而逃过一劫。
（被日本少壮军人杀害的首相犬养毅）
更神奇的是，这些凶手非但没受到惩罚，反倒获得日本民众英雄般崇敬！
——请记住这句话：“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紧接着，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总辞职，由平沼麒一郎组阁。
汪精卫这时悬崖勒马，完全来得及。但他没有，他仍然发表“艳电”响应缺少撤兵条件的近卫声明。蒋介石派人多次劝说他回国或者赴欧，都被拒绝。他一条道走到黑，最终成为大汉奸。
（重光堂会议合影：左二高宗武、左三梅思平）
九、再向东京行
1939年2月初，汪精卫将高宗武召去河内，二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汪坚持我去一趟东京，我无法拒绝。”高宗武回忆道。
在长崎飞往东京的飞机上，高宗武对来迎接他的犬养健，说出了此行的意图：“是否有必要以日本的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使之鼓起勇气？”
鼓起谁的勇气？——亲汪反蒋的那些地方实力派。
汪精卫逃离重庆后，以为他出面一呼，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川军将领刘文辉潘文华、山西阎锡山等等，纷纷响应，“高宗武路线”轻松实现。
但是他们的企图破灭了。
我们看看北伐名将、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想法。张发奎以前十分崇拜汪精卫，简直是汪的“小迷弟”。但汪精卫叛国，张发奎十分反对。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薛岳对蒋先生的忠诚更甚于我。薛岳向我出示他的日记内文，说在抗战期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拥护蒋先生。”
薛岳当时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如果他们跟着汪精卫跑，后果不堪设想。
在大是大非考验面前，他们立住了脚跟！
（北伐名将张发奎）
张发奎、余汉谋等人通电指斥汪精卫《艳电》“谬论谬辞，为敌张目”，“挠阻抗战，淆乱是非”。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谴责“汪言行逾范”，表示“率全省党政军民竭诚拥护中央”。
蒋介石意识到，最关键的是掌握住“云南王”龙云。他派龙云一向尊重有加的云南元老李根源去警告龙云：“若你发出通电，一小时后，你就会被消灭！”他又派唐生智去昆明，劝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
龙云帮助汪精卫出逃，又接到汪精卫长信，要他反蒋叛国。但他分析利弊后，决定留在抗日阵营。他在给蒋介石电报中说：“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到5月份，龙云公开谴责汪精卫，表明了态度。
就连后来私下与日寇签订秘密停战协议的阎锡山，这时也不敢吱声支持汪精卫。
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一股同仇敌忾、愈挫愈勇的浩然正气。中国统一，中华崛起，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每个有操守、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明白“钻狗洞”当汉奸，遗臭万年的后果；地方实力派，不仅出于爱国之心，而且他们必须掂量掂量，叛国投敌，必将被抗日怒潮瞬间摧毁，众叛亲离，身败名裂！
（汪精卫与敌人走到一起）
见这些地方未能如愿拥汪，汪精卫判断是给他们的压力不够，如果他们军事上再遭打击，就会改变主意。于是他派高宗武去东京，希望日本展开“牵制性”作战，加深国统区困境，动摇不坚定者。
但日本刚占领了的海南岛，还未“消化”，对汪精卫和高宗武的提议并不积极。
高宗武此行来得勉强，他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变化。他到达长崎后，首先去拜访了父亲的旧交、曾任北洋财政顾问的黄群（字溯初）。他们为了防窃听，用温州土话交谈。黄群劝高宗武：“不要再跟着汪精卫走这条‘和平’路线！”后来黄群当面劝过汪精卫，但汪听不进。黄群还去重庆见过蒋介石，为高宗武传递信息。他也是本故事的重要一环，后文还会提及。
上一次高宗武来日本受到“隆重”接待，那时不免沾沾自喜。现在接待仍然殷勤备至，但高宗武心情不同，观感已是迥异。他回忆道：“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时候，会非常客气，向你九十度鞠躬，满足你任何要求。”“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在屠杀中国的士兵和百姓，一边又如此招待我？”
（日本人表面彬彬有礼）
十、“分裂”与“投敌”
3月16日，空手而归的高宗武回到香港。他旧病复发，将报告交给陈璧君带去河内。
高宗武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的谈判。“我看出来日本人所有的允诺只有一个目的：要汪当他们的傀儡。”他在报告中郑重写道：“我的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伎俩，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
紧接着，戴笠下达对汪精卫“制裁”令。3月21日凌晨，军统杀手闯入汪精卫在河内高朗街寓所，对汪的卧室乱枪射击。没想到里面住的是汪精卫秘书曾仲鸣夫妇，汪精卫逃过一死。（具体过程参见《军统四大金刚徒有虚名，本来可以打死汪精卫，却犯下一连串错误》）
汪精卫后来刻意隐瞒派高宗武去日本，请求日军“牵制性”进攻这一重大情节，单方面指责蒋介石对他的暗杀，仿佛是暗杀逼得他投敌一样。他有没有想过，无论什么理由，引敌国攻击本国，已经是罪不可赦！
（影佐祯昭）
日本决定“救”汪精卫出来。影佐回忆：“鉴于河内情势的急迫，我奉陆军大臣之命，为从河内救出汪，将其带到安全地带而被派往河内。”同行的有犬养健、伊藤等人。在驶往上海的“北光丸”号货轮上，汪精卫向影佐明确表态，今后将实行在日占区成立政府的“周佛海路线”。
“高宗武路线”的核心是“分裂”，“周佛海路线”的核心是“投敌”。笔者个人看法，分裂之祸，甚于投敌。还好“高宗武路线”未能实现，不然中华民族会更加灾难深重，高宗武本人也会罪孽深重！
（高宗武夫妇）
“高宗武路线”失败后，高宗武消极下去的同时，更加清醒起来。影佐去河内，事先没有知会高宗武，而是在船上通知他去河内汇合。高宗武拒绝了，并劝他们：“我的东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务人员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北平的傀儡王克敏为他被日本人欺骗而每天以泪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精卫成为王克敏第二，或溥仪第二。”
他同时发电报给汪精卫，劝汪不要接待影佐他们，认为汪精卫应该去欧洲休养。
可惜，高宗武的劝告，汪精卫根本听不进去。日本人反而怀疑高宗武的动机，甚至怀疑他是蒋介石的卧底。
（抗战爆发后杜月笙避居香港）
高宗武离开香港去上海同汪精卫汇合，杜月笙劝他不要去。他回忆：“杜（月笙）拍胸口极力劝我留在香港。我跟他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故事较长，分为三篇，此为第二篇。末篇将讲述高宗武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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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