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革命：福建农村扫盲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1949—1960）

与资本主义时间政治不同，社会主义时间政治中国家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考察1949—1960年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这一案例，能够展示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具体内涵与特征。扫盲运动中，国家通过征用和协调时间来实现作为社会资源的农民时间的公性化和安排的优化。而引领着扫盲的国家社会性改造工程大势标示出一个个向前跃进的时间节点，由此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得以反复显现。逐渐内化这两个过程所承载的社会主义新伦理，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时间观的农民在一系列国家时刻努力奋斗，表明他们获得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国家介入时间政治的程度问题，进一步拓展了时间政治研究。

时间革命；社会主义时间政治；扫盲运动；农民

一、引言

时间议题十分重要。长久以来，“时间”是不易言说，却又被学者们不断探讨的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时间就是人的生活。马克思就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仅是人生命的尺度，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由于人始终处于社会之中，因此时间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反映、规范和安排着社会生活。正如涂尔干所言，个体的时间实际上是社会时间，后者成为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保证。而以时间的社会性为基础，多个生活领域组成的社会体系的时间性表现，即是时间结构。在确立时间结构的过程中，将时间作为展开自身的核心维度的人为权力，则会引发时间政治。而时间结构中的非权力因素，如自然因素并不导致时间政治。

马克思

在传统农业社会，循环往复的自然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时间的属性，这种自然因素因此成为形塑时间结构的主要因素。这当然不是说自然时间结构没有相应的时间政治问题，只是这一问题尚不凸显。中世纪晚期到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人类的时间经验发生了巨大改变。虽然时间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的节制，但从本质上说，以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为基础的新的标准时间结构，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人为因素的产物，时间政治问题因此凸显了出来。不过，在此之中国家的主要作用在于确认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此外就“只能以调节和补偿的方式插手某些问题”。资本家所以要精细地控制和使用工人的时间、对其时间进行“操练”以持续增加利润，是因为他们所遵从的朝向未来、不断前进的线性时间观的推动。在此时间政治中，工人与标准化时钟时间规范的斗争，要早于围绕时间控制的斗争。而那种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不加区分的“任务导向”的劳动被严格区分两者的时间导向的劳动所取代，以致于分散的时间被聚积起来，可能逃逸的时间也被控制，事实上既是新的时间规范确立起来的标志，也意味着围绕时间控制斗争的开始。资本家最初试图通过更为直接地规定工作时间来与工人的舞弊行为斗争，而工人们的情绪波动乃至罢工都是为了让工作钟息声以获得更多自由时间，官方的作为则往往是确认双方斗争的结果。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标准时间结构中，个体性的线性时间观推动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权力关系所引发的时间政治的基本问题，始终都是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分配的博弈。最近五十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变形，标准的工作时间逐渐走向弹性化，这使得大多数人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设法缩短工作时间，而是做好时间管理，以便提升时间使用的“质量”。由此，个体性的线性时间观持续驱动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引发了新的时间政治，而政府所做的主要是对双方角力的结果赋予合法性或作出适当修正。

雅克·勒高夫著《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

不难发现，既有研究是通过探讨时间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来探问自古迄今的时间政治问题的。自然时间结构少有权力关系因而传统社会时间政治问题并不凸显。在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标准时间结构及其弹性化发展趋势中，资本家（雇主）、工人（雇员）等不同社会群体或者说个人这种较小政治主体之中的权力关系，引发了资本主义时间政治。至于国家，则因为权力受契约关系制约，对时间政治的介入主要只是对前述主体博弈结果的确认和适当修正，因此作用十分有限。而较小政治主体之中的权力关系，则是个体性的线性时间观驱动的结果。这说明，这种类型的线性时间观是孕育资本主义时间政治的根本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主张“进步”的线性时间观是所有现代性构想的共同基础，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概莫能外。但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性的线性时间观（社会主义时间观）所生产的，是国家这种较大政治主体主导的与较小政治主体（作为群体或者说个人的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而引发不同于资本主义时间政治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

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完成政治革命以后，新中国是在社会革命的价值理念中建构成型的，因而，与通过自生自发秩序完成社会建构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社会具有总体性的支配能力，以引领人民实现指向未来理想目标的社会改造。因此，在胡风的视野中，1949年才是时间的真正开始，因为这是作为祖国人格化身的领袖带领人民向理想时代进军的神圣时刻；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号召，则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对时间的理解，以及对整个社会进行时间性重塑的标志，因此它也是国家指引下人民应有的昂扬奋进的状态。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绝不是像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在时间政治中无足轻重，而是通过主导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揆诸历史可以发现，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十分刚性。例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传统时间结构，就因为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深入而被改造革新。

张乐天著《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总结来说，虽然诺伯特·爱里亚斯指出过时间支配的中心向国家层面转移的问题，但因学者主要关注国家基本缺席的资本主义时间政治，致使国家主导下的权力关系甚少进入既有时间政治研究的脉络。但是，现实中这种缺席实际上无助于解决当今西方社会的人们对于时间问题的诸多困惑。因此，“找回国家”不但是理解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基本前提，更有助于以此为基础来探索所有现代国家介入时间政治的程度，即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公民的时间，才能有助于满足其愿望的问题。显然，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能够开辟时间政治研究的新境界。

本文拟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1949—1960）这一具体案例，来深入发掘改革开放前经典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具体内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时间政治研究。之所以选择扫盲运动为分析对象，是因为在国家推动的这一社会改造工程中，农民原有的时间结构被急速改变，从而前所未有地纳入到新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中：他们原本由生产、家务和休息等事项排布妥当的日常生活秩序因为扫盲运动的进场而被重整。被动员的农民、组织农民的干部和包括民师（农民业余教师）在内的积极分子，都开始面临如何挤出和安排学习时间的问题。因而，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有可能充分地展示国家通过对时间的改造，将农民置入到一种新型时间结构的历史，国家主导的与农民之间刚性权力关系所引发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由此得以完整呈现。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只有扫盲运动才能透视本文的主题。事实上，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由旧社会进入到一个新世界的普遍性巨变之中，因此，社会主义时间政治其实也普遍地出现于当时的每一个社会改造之中。但是，由于扫盲涉及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是如何从不愿意在学习文化上花时间，最终转变为全力配合国家，将自身置于一种全新的时间结构之中的从心理到行为的改变，因此，较之其他案例，它有可能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由国家所发起的社会改造对于时间政治的触动与重塑，有助于揭示正在形成的“总体性社会”时间政治的核心内容——使得时间革命（国家）化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呈现其具体内涵与特征，因而具备了成为典型案例的条件。

年代宣传画

为了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时间政治，我们尝试从既有研究中整理出社会时间所具有的可资分析的社会意象。首先，对于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区分毫无疑问主要是把时间理解为一种社会资源。其次，以成为资源为基础，时间还进一步象征着社会组织群体活动的节奏，以便实现社会行动的协调和同步，这说明，节奏这种社会标准中蕴含着社会权力关系。再者，时间不止是一种资源并象征着节奏，还饱含着人们的情感和生活意义追求，换言之，人们是在时间中实现人生价值。正是通过时间所具有的社会资源、社会节奏和情感与生活意义这三种典型的社会意象，我们得以看到农村扫盲运动中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具体内涵和特征。以此思考为基础，我们作了如下的框架设计：

Henri Lefebvre著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首先，笔者将展示和分析，当作为社会资源出现时，国家是如何实现农民时间的公性化和安排的优化的，下文第二节即展示了国家主导的这一过程。其次，在国家社会性改造工程大势的引领下扫盲运动中显现何种社会节奏，下文第三节讨论了这一过程。再次，在上述两个过程承载的社会伦理被农民内化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何种时间观、以何种状态表达其所获得的情感和生活意义，文章第四节即是对此的分析。最后，在完整展示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基础上，我们将尝试探索现代国家介入时间政治的程度问题，以便彰显本文对于时间政治研究的意义。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前后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的案例分析来达成目标。为清楚呈现这段历史，我们使用以地方档案为主的一手材料。这些保存在福建省档案馆和福州、三明、泉州、闽侯、尤溪、惠安等市县档案馆的档案，共有百余件之多，内容涉及有关扫盲运动的政策指示、运动细节和阶段性总结等。虽然档案的生产也基于特定的立场倾向，但其事无巨细的记载还是会使大量“无事件境”的历史面相被保留下来。通过它们，我们既能看到国家运动的高歌猛进，又能窥见与感受运动中农民的茫然与适应，显然，这对于我们诠释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完整内涵十分必要。

理查德·惠普、芭芭拉·亚当、艾达·萨伯里斯编《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二、征用和协调时间：一种社会资源的公性化和安排的优化

（一）征用：私性时间的公性化

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说，扫盲运动中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首要目标是创造出公性时间。这种“公”是在国家“教育农民”，克服农民“自发性和盲目性”，即私性的意义上而言的。这就要通过征用把私性时间纳入国家化（公性）轨道。为了理解这一过程，首先需要厘清农民在时间问题上的私性表现。历史表明，农民因为忙于自己的生活而没有时间参加学习，是其最直观的私性表现。

千百年来，绝大多数中国农民胼手胝足，终日为衣食奔忙，读书识字对于他们来说，即便有心也无力，这就是民国时期曾经大力推行扫盲的晏阳初指出的平民识字问题上因“穷难”而“忙难”的困境。他们说，“我们没有时间[读书]，我们太穷了”。国民政府在推行识字运动时所依赖的民众学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大量民众不分昼夜为生活而忙，没有时间去参加政府所施的民众教育；为生活所迫而终年忙于田事，每天日出而作的农民到了晚间便要休息，很难再有心思读书。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开展时，一般农民为生活无暇他顾的情形依然没有改变。在福建，有的人认为农民是种田人，整日忙于劳作，时间很少，“哪能学文化”。如果晚上还要学习不能睡好觉的话，第二天干活就没劲。对于妇女来说，除了要和男人一样下田劳作，还要操持家务、带孩子，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在海澄县某乡，被发动入学的妇女都说：“白天生产，晚上带小孩，哪来的时间学习。”

陈礼江编著《民众教育》

由此可见，虽然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深入，农民希望做好记工算账和维持合作经济的良好运行，但由此被激发出识字脱盲需求的他们，因为忙于生活仍然难以把心思和时间花在扫盲上。即使勉强投入其中，也常常无法克服时间上的冲突。

事实上，忙于生活而难以参加学习还只是农民在时间问题上的一个私性表现，另一个则是农民不愿付出时间识字学习——抱持实用主义的他们认为识字对自己没有用处，因此不值得花费时间。这种来自传统乡土社会的“识字无用”观念十分牢固，并没有因为合作化发明出农民的识字需求而骤然改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扫盲运动中，相当多的福建农民即持有这种观念：“种田人不需要文化”；“识了字，没有用，不能当饭吃”；甚至认为“不识字同样可以过社会主义”；而有的妇女则觉得，“学文化是男人的事，自己学了没有用”。

生活的忙碌和“识字无用”的观念，使得农民难以也不愿付出时间来识字学习，平心而论，这是他们基于生存理性的自然表现。这曾让晏阳初徒叹奈何，他只能以相对迂阔的文盲是“瞎子”，“瞎子”公民充斥的中国无法成为强国来对农民进行说教。而国民政府的识字运动除了诉诸实行三民主义、国耻与识字的关系和识字的益处、不识字的苦处之类的说教，就是强迫民众识字。

如何改造农民在时间问题上的私性表现，让农民付出时间，从而真正投入运动，同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农村扫盲运动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难题。细究起来，与识字问题上的“忙难”相较，因为“识字无用”而不愿付出时间所折射的私性时间观，即农民一向认为时间由自己支配，是否使用、如何使用属于自己的私事的观念，才是农民投入扫盲的根本障碍。因为无论生活如何忙碌，只要农民观念发生转变，认为应该参加学习，就多少能够挤出时间。因而，党所主导的扫盲运动便通过赋予私性时间以公性的意义——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因此为学习而花费的时间就属于国家的时间，来破除农民的这种观念。这一花时间学习是在为国服务的说法大体内容是，农民应该提高文化水平以增加集体产量、提升社会主义觉悟等；妇女还应藉此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民师教人识字则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行动。

花时间识字学习的重要性被为国服务的政治伦理所强调，夯实了农民私性时间公性化的观念基础，而“忙难”导致的不少时间冲突则随着政府的策略设计与积极分子的介入而有效化解。例如，为解决妇女学习与带孩子难以兼顾的问题，永春县汤城乡在10个民校（农民业余学校）中准备了21张床铺供孩子们睡觉并组织妇女轮流照顾。针对孩子多而往来不便的妇女，妇代会还组织女学员帮她们背送。上杭县有的积极分子一吃完晚饭就帮别人洗好碗筷喂好猪料，一起上学。由此，私性时间走向公性化的现实可能性被打开。

Barbara Adam著Time and Social Theory（中译本题名《时间与社会理论》）

至此，关于时间的观念和现实层面的问题，均已基本得到妥善处理，即使有的农民仍然迁延观望，也已经没有不参与学习的合法性了。于是，当运动的浪潮一波波席卷而至，在私性时间被国家征用而纳入公性轨道的过程中，如长乐县东吴乡一般农民时间被支配的历史图景就会浮现出来：

风雨不停课，白天下雨不出工，也要集中[到]民校学习……看戏、看电影、听评话不停课，如附近乡演戏、映电影、讲评话不去看，本乡演戏、映电影，则一律规定八点钟开演，而民校提前上课，学到七点半止。

更多的则是如全省第一个无文盲乡——古田县秀峰乡一般农民主动挤出时间参与扫盲学习的景象：

平时在路边、田堘上经常有人拿着课本读，生产休息时，用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妇女们在做饭和舂米时也带着书，有空就学。

积极分子更是“课本不离身”，在繁忙的劳作和料理家务之余挤出休息时间学习。而民师也是努力挤出时间开展教学。在福州农村出于自愿且秉持不误生产原则的民师中，有的主动利用休息时间备课及批改作业；有的虽然到山区劳作，但每逢学习日还是会赶几十里路回来上课；还有的民师因为一部分授课对象是渔民，便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渔民有空就划着小船去给他们上课。

这些材料生动地展示出农民因为时间被征用而投入运动的热烈画面。当然，也有材料反映农民对扫盲的响应可能是源于压力，如有的妇女队长是通过白天讲、晚上谈、田间说、家里劝等方式动员并非扫盲主要对象的老年人。除了社群压力的因素，积极分子也多少能获得相应的荣誉和金钱奖励。但是从总体上看，学习文化、为国服务的新伦理教化，也的确开始渗入到农民的心理和认知结构而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

扫盲运动旧照

（二）协调：优化公性时间安排

国家征用时间所展示的私性时间公性化，从微观上构成了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首要表现。不过，时间作为社会资源被改造的进程并未就此止步。因为按照社会革命理念内含的进化逻辑，国家还要优化一些公性时间的安排，以便提升“公”的品质。这是上述进程的自然继续，从微观上成为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另一表现。

众所周知，随着合作化的深入和完成，农民的劳动已不止是为维持自身生计，更是“为革命种田”而被纳入集体生产的轨道，其劳动时间由此带有明显的公性生产时间色彩。因而，虽然在征用私性时间后公私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解决，但因为学习与集体生产及附着于生产的诸多会议之间还存在张力，公性时间之间的冲突又成为推进扫盲运动时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这种冲突意味着国家必须将多样的公性时间统合在一个良性的等级体系之中，其原则是既要保证优先公性事务的完成，也要合理安排次优公性事务的时间，以便更好地为国服务。受此指导，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便想方设法，采取许多措施来协调学习时间和生产、会议时间之间的冲突，以实现公性时间安排的优化。

首先是学习与集体生产之间。一种矛盾是，生产作为中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使得不少干部不愿搞扫盲，甚至破坏扫盲工作。不论是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没有三只手，不能抓学习”；“学习不顶粮食，只抓现兑现（生产），不抓看不见（学习）”；生产才是主流，“搞不好打屁股，扫盲搞不好没关系”这样的认知中，还是从不发、不借、不垫民校灯油费，威胁扣掉学习积极分子的工分等公然破坏扫盲运动的行为中，都能看出这些干部在学习与生产的时间冲突中的偏向。另一种矛盾是过于重视学习而未能服从于生产的要求。南安县1953年的扫盲工作总结就提到，由于县里有关干部对“扫盲服从于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的观点不够明确，致使下面过于强调学习而影响了生产工作。

福建省的扫盲课本

为了合理安排生产和学习时间，以便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努力兼顾学习，各地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一方面从农事忙闲的情况出发，根据“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的指导原则，定出以生产时间为先、学习时间随之调整的灵活步调；一方面将学习时间落实到田间地头，力争做到“社员下地带书本，田头歇气也学习”，从而“挤出”生产之余的时间来推进扫盲，实现两者的紧密接合，所谓“四跟四走”的学习模式即是如此：民校跟生产走，课本跟民工走，民师跟学员走，黑板跟民校走。这些协调两种公性时间的做法，是在适应集体生产时间需要的前提下灵活充分地安排学习时间，以便实现时间安排的优化的。

不难看出，这些做法暗含着两种公性时间的优先级排序：能够给国家提供粮食的生产工作具有压倒性的优先性，而学习虽然能促进生产，但也只是处于次优地位，“挤出”一词即是对这两种公性事务所用时间优先级排序的呈现。至于附着于集体生产的会议，虽然十分重要，却不具有和生产本身一样的优先地位，因此，当学习和开会这两种次优公性事务发生时间冲突时，处理的方式便会有所不同。

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评工记分会议是决定家户生计的重要环节，而这些会议基本安排在晚上，并且常常花费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会挤占晚上的集中学习时间：有的合作社每晚都评工记账，有时甚至拖到晚上八九点；而评工时“为了一厘，评到鸡啼”和“不敢出主意，怕伤害感情”的情况更是在无谓地消耗时间。至于农村干部等人，除了要参加评工记分会，还得频繁参加各类生产性会议，因而更没有时间学习。在有的生产队，据说“遇事不论大小缓急，动不动都要开会”，而开会时常常把干部和党团员叫走，把晚上学习用的汽灯拿走，以致民校无法正常上课。在晋江县池店乡，甚至一些已经参加学习的团员也因会议过多而不得不中途退出民校。

1950年12月，浙江杭县挟着课本上学去的农村妇女

显然，在生产之余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学习和包括评工记分在内的生产性会议这两种难分轩轾的次优公性事务的时间冲突，不可能通过保证会议时间的前提下给学习“挤出”时间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协调的办法从前者中为后者“腾出”时间，从而优化时间安排。其具体措施一般是优化评工记分手续、减少开会次数和时间以保证学习时间。首先是将每晚的评工记分改为“田头评、家里记”，同时推行劳动定额，以保证农民每星期都能固定若干晚上的时间来学习文化。其次是精简社队会议。一般的会议能合并开的就合并，能通过学习班来贯彻的就不必再开会，从而“避免事事都要开会”。确实要开时也应做到有计划有准备，以便缩短会议时间。秀峰乡就规定，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每次学习两小时。这些做法的内在逻辑和经典表述就是“三先制”——先学习后评工记分、先学习后开会、先学习后研究工作。在此要求之下，过去曾出现的教师要学员上课、记工员抓评分、干部叫开会、俱乐部要排戏等互相争时间的矛盾逐步得到解决，“四马分尸”最终成为学员满意的“四统一”。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教育志》

三、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的显现

在征用和协调之下，扫盲运动中作为社会资源的农民时间就已实现公性化和安排的优化，这是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微观表现。由于不断革命的国家持续追求设定的宏大愿景，扫盲运动中社会主义时间政治在宏观上的面相，即不断跃进的运动（社会）节奏得以浮现出来。诚如日历通过表达社会活动的节奏来保证这些活动的规律性，引领着扫盲的国家社会性改造工程大势所标示的社会时间节点，则是通过表达这种运动节奏来保证人们行动的运动性，而运动性即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果稍稍拉远历史的轴线，将扫盲运动的起始时间定位到农业合作化以前的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能在把握住扫盲自此时到“大跃进”时期完整历史的同时，清晰地感受到这种运动节奏的脉动。

福建省的《农民速成识字阅读课本》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福建乡村扫除文盲工作主要通过在冬闲时间学习的冬学来进行，其办学面在1950年以后逐步扩大。也是从这一年，福建全省开始有计划地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扫盲工作。1951年，福州市的冬学规模较上年扩大不少，做到了村村办冬学、乡乡有民校，还涌现出不少模范教师和学员。1952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的大背景下，国家大力推行祁建华所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在此过程中福建不免出现“轻率冒进”乃至“轰了起来”的状况，重视速成而轻视民校的偏向十分明显。有的地方甚至将速成法神秘化，宣传三个月就能认2 000字，却未讲清这需要350个小时的课堂突击。在此之中，还出现了通过竞赛、创模唱戏、戴光荣花等“轰轰烈烈的做法”来突击开展运动的现象。

祁建华

概言之，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通过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也掀起高潮，形成了扫盲与合作化的节奏共振。这表明，如合作化一样，扫盲运动也进入了不断自我加速，不断向前跃进的时间轨道。这种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背后，是一种集体奋发向上、渴望实现共同理想和目标的“超前的时间”意识在指导农民。不过，因为运动无法持续保持这种自我加力的节奏，后者只能维持一段相当有限的时间便不得不暂时停歇。这里值得分析的是，既然在农民眼中运动已经从“起火”（高潮）走向了“打火”（低潮），那么这种乍现乍隐的运动节奏对他们来说意义何在？其实，所谓“起火”，乃是农民体认并紧跟国家意志的结果。换言之，当运动节奏渗进农民生活之时，国家政治经济大势内含的要求他们在扫盲中紧跟的规训，已经在逻辑上先行。因此，进入这种节奏实际上成为农民内化这种紧跟国家的政治伦理规训的体现。在后者的驱动下，已经停歇的运动节奏还会再次显现。

1955年夏季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走向高潮，与之相呼应，扫盲运动也再次火热起来。资料显示，1956年上半年，福建省组织包括农民文盲在内的200多万文盲参加识字学习并扫除10余万文盲，这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扫盲成绩。惠安县还制定了四年内扫除全县青壮年文盲的规划，壮志雄心由此可见一斑。在此热烈的氛围中，一些深具跃进色彩的做法又出现了。如永春县不少地区在交通要道设立识字牌进行拦路教学，要求往来过客把牌上的字读几遍才准通过。还有个别地区采取扣工分、罚挑土肥等措施促使农民入学。

针对这种现象，《人民日报》提出了批评：

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但有少数农村扫盲积极分子不管这一情况，占用农民的休息时间来扫盲……个别的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认字……扫盲工作是应当积极地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第1版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可见，与农业合作化高潮相呼应，扫盲运动同样走向高潮，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又一次显现。对于带有卡理斯玛型支配色彩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断创造奇迹是对其的内在要求，而这就是在接续创造扫盲奇迹。卡理斯玛型支配的这种不断革命性格最终要把运动推至沸腾状态并取得完全成功，以便夯实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因此，虽然1956年的反冒进运动抑制了扫盲工作的过度铺开，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大势的进一步跃进及农民在扫盲中的紧跟，上述运动节奏的共振仍会再度发生。

马克斯·韦伯著《支配社会学》

从1957年8月开始，一场主要围绕粮食统购统销等议题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国农村开展。当这场运动取得预期效果后，1958年，在以党委领导、政治挂帅、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的引领下，扫盲运动突进到了最高潮。在此之中，运动明显地表现出只争朝夕的时间紧迫感。本来，1956年1月公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计划在5年或7年内基本完成扫除农村文盲的任务，同年3月中央的扫盲决定也是如此要求，6月福建省执行这一决定的指示亦无改变。而到了1958年，福建省开始出现要求当年“十一”、“八一”甚至“七一”前实现脱盲的规划。到1959年，有的公社开始制定青年在5年至8年内达到高中或大学水平的规划，而到1960年实现全省范围内的无盲化和使大多数青年进入业余高小则已是基本要求。

这些不断加码的目标时间所释放的信号，是国家大势对于完成扫盲的催促，这表明“超前的时间”意识已不能满足需要，那种“过去和现在都消融在马上就被超越的未来的创造之中”的“爆发性的时间”意识，开始引领农民。而在紧跟国家的心理之下，最为亢奋的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开始显现。这一时期，在本已忙于生产的农民那里，这种节奏表现在还要为学习花费更多的时间。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原本按照1956年中央扫盲决定的要求，农民业余学习的时间和进度，应该根据农事忙闲的不同情况，做到“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而“大跃进”期间福建已经开始提倡“大忙小读”、“农忙不停课”或者“大忙机动学”而不中断学习。在此情形下，每年至少学习240个小时的国家标准早就被超越，而福建“铁民校”每年学习250甚至400个小时的时间标准，也已跟不上“争早上、抢中午、保晚上”，争取早日成为文化人之类豪迈口号下热火朝天的形势。惠安县某水库的做法，可以说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尽最大可能挤出学习时间的实践：

领导……就考虑，工地这样紧张……挤出时间学文化会不会影响生产呢？指挥部同志就实地观察，发现打夯、挑土、挖土中间，民工都断断续续自行休息……进一步想出了办法，提出“无时无刻不劳动、学习，劳动就劳动，休息便学习”的口号。

这种“无时无刻不劳动、学习”的提法实乃一种精细入微的权力技术，目的在于使农民保持追求最大效率的理想状态。在此极限情形下，他们的每一片刻都被充分使用，又好像还有进一步使用的空间。毫无疑问，这是对时间的彻底开发。以此为基础，之前被否定的突击运动的做法又重新出现。档案记载的尤溪县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拔掉文盲乡白旗，插上无盲乡红旗”，最终基本实现全县无盲，即是此时突击运动的一般做法。这说明，扫盲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达到了顶点，宏观社会主义时间政治最为革命的面相由此得以打开。

回顾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的完整历史可以看出，引领着扫盲的国家社会性改造工程大势标示出一个个向前跃进的时间节点，由此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得以反复显现。不难想象，虽然事过经年以后个体记忆会与国家运动之间产生“时间的褶皱”，以致许多激情澎湃的岁月被人们遗忘或记错，但在扫盲的那个特殊时期，这种运动节奏却会在经历者心目中刻下实实在在的印迹。不过，“大跃进”在1961年以后走向低潮，作为大规模国家运动开展的扫盲随之逐渐落幕，这种从宏观上代表着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运动节奏也最终停下。

贺萧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在社会主义时间政治，即运动性时间政治终结之后，扫盲实践中出现的已经是常态性时间政治。在这种时间政治中，似乎不仅看不到跃进的运动节奏，还看不到时间的公性化和安排的优化现象。例如，在1961年的扫盲和业余教育规划中，福建省提出了许多限制性条件，要求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对象和不同生产生活安排的情况，在不影响生产、休息、整风整社和配合整风整社的前提下，“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适当开展业余教育，为生产和政治运动服务”。在此要求之下，“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不办”则是做好扫盲工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这说明，鉴于“大跃进”时期的扫盲教训，此时国家对农民的日常时间安排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重，不再强力推进扫盲。在秀峰乡（秀峰生产大队），上级部门承认有些农民时间紧张，需要通过降低毕业要求来实现脱盲，甚至对有的农民因为太忙而不可能脱盲表示理解，即是对此的现实反映。但是，仔细看来，上述要求和原则实际上仍然既有安排时间的意味，也包含节奏准则。1964年在闽侯县开展的通过拼音识字扫盲的试点，就既考虑到农民能够抽出多少私性时间和与生产时间相协调的问题，也注意制定合适的学习节奏，以便顺利推进扫盲。由此可见：即使是常态性时间政治，也是国家在主导，就此内在基础而言它与运动性时间政治别无二致。而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方向无时无刻不是在表达改造“日常”、走向革命或者说运动的理想。当然，不同时期革命或运动所能达到的深度往往不同。因而，所谓常态性时间政治，仍然内在地与运动性时间政治共享同一种革命性格，只不过从外在表现看它是后者对日常妥协的产物，以致显得不够“革命”。所以，从造成时间革命的层面来说，运动性时间政治才是对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经典表达。因此，本文在运动性时间政治这种狭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概念。

Georges Gurvitch著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中译本题名《社会时间的频谱》）

四、奋斗的国家时刻：农民情感和生活意义的获得

不难看出，以上两节所考察的时间作为社会资源被公性化和优化安排，以及表征的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既分别从“为国服务”和“紧跟国家”两个方面承载起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伦理，又是这一新伦理所内含的社会主义时间观的体现。

时间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被公性化和优化安排，承载的是农民应该为国服务的伦理。这是一种旨在保持革命国家团结向上而必须被农民接受，从而直接指导他们日常生活的信念，这种信念着眼于展开某种共同历史与未来。而当时间表征不断向前跃进，愈益催人奋进的运动节奏时，紧跟国家的政治伦理则持续把农民带入指向宏大未来的阶段性规划中，这是一种向前的“持久革命”的展开。概言之，由于国家主导设计的共同未来成为并不断超越现在，因而社会主义新伦理所内含的社会主义时间观就是一种创造共同历史、走向宏大未来的时间观。通过以上两节的考察可以看到，落实这种时间观的过程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刚性权力关系必不可少，但这不等于说农民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事实上，农民的传统时间观与社会主义时间观并不十分抵牾。

John Hassard编The Sociology of Time（中译本题名《时间社会学》）

千百年间，农村那种稳定而不急迫，以至于显得模糊的循环时间观一直是型塑农民田园牧歌般生活的主要规范。小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事件境”的周而复始，即是人们“过日子”的时间基座。不过，即便如此，“过日子”中仍然含有某种“低度”的线性时间观。因为农民总是希望在长时序的人生历程中抓住机遇，实现成家立业、生子养老等家户发展的目标。虽不汲汲于富贵，但在条件许可时，还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从“田舍郎”飞升登入“天子堂”。这种低度的线性时间观表明，农民基于中国人自古以来始终坚守的精心把握“时机”、将有限的个体融入无限的集体历史追求的时间观念，并不拒绝而是欣然悦纳长足乃至突变的进步，以便在家国天下中成就大写的人生。故此，当扫盲运动这一国家事件进入之际，农民对于社会主义时间观有着积极接纳的一面。

扫盲运动中，农民普遍体会到要办好合作社、提高产量，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好文化。他们说，“没有文化真困难，不会写字不会算，生产生活不方便，干起工作很麻烦。有了文化真正好，会写信来会看报，国家大事能知道，生产技术能提高”。有的妇女说，在新社会妇女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不识字的话就很难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还有的文盲妇女在识字以后看到民校缺少教师，便主动申请担任民师并发动全村青年男女参加学习，最终数十人摆脱文盲状态，其中一些人还成长为干部和民师，她认为这“为祖国贡献了很大力量”。

年代宣传画

事实上，农民不但不排斥社会主义时间观，甚至在内化社会主义新伦理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时间观之际，还获得了一种与此时间观相匹配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而社会时间——从扫盲运动发轫到走向最高潮的一系列国家时刻，实际上成为表征这种获得的符号，广大农民则是通过在这些时刻的奋斗状态来表达他们所获得的情感和生活意义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获得，这些国家时刻才不那么单调乏味而充满奋斗精神。

对于农民来说，接纳社会主义时间观而将时间公性化的奋斗状态，即是他们以国家为中心的热烈情感和生活意义的外显。如曾是扫盲学员的将乐县民师王木英所述：

1954年夏天，我家院子里办了民校。当时，我……看到新社会各项建设工作正飞快的进行，自己虽然残废，再不学习将来怎么办呢？因此，我第一个报了名并动员几个女伴也入了学。上课时专心听讲，课外一有空就抓紧自学，人家休息，我还是读写，每天夜里放学回来，不管多迟，我总是多学一个钟头，并且把明天的新课看了……大热天，我看别人打算盘，也挤进去学。人家劝我说：“木英你底子差先别学。”我说：“……如果我会打算盘，我也能帮助社员算算账。”

年代宣传画

在国家社会性改造工程大势所引领的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显现之时，形成社会主义时间观的农民紧跟节奏的奋斗状态同样诠释出他们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的获得。在秀峰乡，

1955年冬……农业合作化形成高潮，在这个形势的鼓舞下，群众学习文化的劲头也来了，纷纷要求办民校……他们（指乡扫盲协会会员——笔者注）的口号是：“响应党的号召，向文化进军，青年人不怕苦，不怕困难，人人识字。”

“大跃进”时期，描画时间被公性化和优化安排，以及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的历史图景则更为清晰。在此之中，内化社会主义时间观的农民以最富进取精神的奋斗状态来表达他们所获得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

[闽侯县陈厝乡]119个学习班（组），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全部订出学习公约。马腾社的学习劲头更大，每个学员都写出学习决心书，纷纷保证：每天要争取课内外学习二小时到四小时……[福州市郊黎明农业社]在文盲中也开展勤学苦练运动……团员潘梅□不但自己起早摸黑学习，而且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动员群众坚持学习，并为个别掉队学员补课……[1958年]三月中旬社里突击搞积肥、修水利时……就提出黑板下工地的学习形式，边劳动边学习。当开展双反双比运动（指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笔者注）时……就组织全体民校师生投入运动，在民校里写大字报……干部群众皆大欢喜。

年代宣传画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系列国家时刻广大农民进入奋斗状态，这昭示着他们获得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大跃进”时期既为生产跃进的大好形势擂鼓助威，又象征着文化大繁荣的诗句，如“过去文盲全乡里，现在多是识字人。男女勤劳搞生产，生活幸福心欢喜”，即是对此的生动描绘。此情此景，在国家的视野里意味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诞生。

总之，传统上大体抱持“江月年年望相似”之循环时间观的农民逐渐进入到革命国家的社会主义时间观。由此，他们同时在一系列国家时刻努力奋斗，这表明其获得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这是一幅“天涯共此时”的景象，显然，这里的诸多“此时”所表达的就不再是空洞的同时性，而是被赋予特殊的情感和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绝大多数农民的心灵以国家为中心，乃是外力引导的结果。前文曾提及，时间被支配和农民主动奉献时间这两种面相，都是理解私性时间被征用的视角，但仍可断言是逻辑上在先的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的权力技术引发了农民的主动性。与此相似，他们形成社会主义时间观并获得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也需要这种权力技术的先行才能激发出主动性，毕竟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人生中完全没有过的新事。因而不难理解，当这一反复施行的权力技术弱化之时，农民的主动性就会有所减退。

Benedict Anderson著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61年以后，作为大规模国家运动开展的扫盲随着“大跃进”走向低潮而逐渐落幕，运动中多次闪现的高光也随着上述权力技术的弱化而消失不见，一度获得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的农民心态开始向扫盲前回归。例如，闽侯县竹岐公社榕岸大队榕西村从1952年以后每年都办民校，1964年夏，福建省教育厅在该村开展通过拼音识字扫盲的试点工作，当基层干部和民师又挨家挨户动员农民入学时，有些人不相信通过汉语拼音识字能够扫盲，“认为58年没搞成，现在也搞不成”。还有一些人不了解汉语拼音的作用，认为“拼音是外国字”，怀疑中国人学这种“外国字”的用处；觉得中国人学习汉字已经很吃力了，再学习汉语拼音是增加负担，学起来更加困难。我们不难从这些话里读出农民奋斗状态的消退和对于运动前情感与生活观的回归。但是，这种回归自有其限度。因为农民内心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与生活意义早已深植，即使有所退潮，也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人生价值追求，还会通过奋斗状态表达出来。因此我们看到，在基层干部和民师向农民作了许多解释以后，他们就打通了思想，报名入学的人也多了起来。有的学员不但自己带头学习，还动员所在生产队的五个社员参与进来；有的学员坚持勤学苦练，只用一年时间就学会了写信打条子。此外，师生还集体做副业，通过上山砍柴、给大队挑砖瓦、帮国家运送粮食来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伴随扫盲运动产生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在运动退潮以后逐渐常态化，但是这一运动退场之后，其他运动又接踵而至，这种国家运动的此起彼伏，使得不断浮现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仍然支配着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生活。它因此成为此一时期国家宏大社会改造工程在时间问题上的基本表现，是改革开放前整个中国时间政治的根本内容。

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

五、结论与讨论

在充分打开1949—1960年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历史之际，已经能够发现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关键特点。很明显，在这种为确立新的社会伦理规范而革新时间结构的时间政治中，国家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在粗览中国历史之后我们发现，在传统社会，国家对时间议题的介入较浅；近代以来直至共产革命成功以前，这种介入虽然有所加深，但仍保持在十分有限的程度和范围。

回溯中国帝制时代不同群体的作息时间可以看到，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表在整个帝制时代没有变更；官员的时间表则会随着国家形势等因素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变化颇大的是商人的时间表。总体而言，在这些延续着一个持久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时间表中，有些还是因为中央政治权力的增强和商业的兴起等原因产生了某种改变。葛兆光在考察古代中国关于白天与黑夜时间分配的观念时就指出，官方对于“夜聚晓散”总是抱有一种“传习妖教”或者“图谋不轨”的批评和警惕，这实际上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对建立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基础上的时间观念的强化和发挥。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商业城市的出现和都市生活习惯逐渐瓦解了这种观念，日夜不息的运作和夜不归宿的生活开始使都市与乡村的生活秩序区隔开来。晚清以降，世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突飞猛进推动中国城市时间结构沿着这一轨道精细化发展，后者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此开启。而国家并没有自外于这一进程。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不同政府都在身体的钟点化开发和管理中关联起身体的国家化，以便使个体为国家和民族服务。这表明，虽然城市里新的时间结构并非国家主动造成的结果，但国家却有意利用它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不过，必须指出，因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进入程度有限及相应权力技术的限制，时间的国家化还只能达到十分有限的程度，并且只局限于城市的范围，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村时间结构中国家仍然缺席。而在共产革命取得成功以后，随着国家力量持续而绵密的下探，国家主导的与群体（个人）之间刚性权力关系所支撑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在整个社会的空前延展，变得势不可挡。

湛晓白著《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

因而，与中国长久以来国家只通过时间进行有限的政治规训而整个社会仍大体遵循自己内生的时间观，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只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来确认与适当修正较小政治主体在时间问题上的博弈结果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对时间的改造程度要更加深入，改造范围也更为广泛，以至于时间表现出显著的国家性。这从两种意义上意味着时间的革命：一是对传统循环的自然时间结构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指向不断进步，时间因此具有了不断的前驱性；二是对典型的资本主义时间政治中国家作用有限性的革命，国家成为时间政治的主要支配力量。本文即是通过考察1949—1960年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的历史，来全面展示使得时间革命化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具体内涵与特征。

在征用私性时间以纳入公性轨道从而有效解决公私之间的矛盾后，国家又协调公性时间之间的冲突以优化时间安排，从而确保既能做好生产工作，也有时间学习文化。在此征用和协调之下，扫盲运动中作为社会资源的农民时间就已实现公性化和安排的优化，这是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微观表现。而引领着扫盲的国家社会性改造工程大势标示出一个个向前跃进的时间节点，由此宏观上不断跃进的运动节奏得以反复显现。这两个过程既分别从“为国服务”和“紧跟国家”两个方面承载起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伦理，又是这一新伦理所内含的社会主义时间观的体现。逐渐内化新伦理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时间观的农民在一系列国家时刻努力奋斗，表明他们获得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至此，通过社会资源、运动节奏和情感与生活意义这三种典型的社会意象，造成时间革命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具体内涵与特征得以完整展示。

在进入时间政治的研究脉络展开讨论之前，可以先来思考社会主义时间政治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不难想象，承载着为国服务伦理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微观表现，意味着农民已经对扫盲这一国家事件产生了基本的意识和自觉。承载着紧跟国家伦理的宏观运动节奏的多次显现，则使这种政治伦理最终在农民那里稳固确立起来，在此过程中他们对于国家事件的自觉性越来越高。而农民通过在国家时刻的奋斗状态来表达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则诠释出他们对国家事件的高度体认。进一步说，这种服务于国家事件需要的时间革命，是通过不断重塑农民原本无事件的个人生活来给他们输入一种高度的事件性自觉。因而，这一使得农民凝聚在国家事件旗帜之下的做法，有效打破了他们所处的“无事件境”，成功将其带入一种国家化的“有事件境”。由此，内化了“国家大事”的农民开始成为“国家的农民”。这说明，时间革命实际上成了国家改造农村社会的基础性手段。事实上，这不只是农民，而是全体人民对国家所开展的强力社会改造的最日常体验。因而，既往研究所注目的党执政以后推动人民形成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旨在重塑心灵的“话语”和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刻上社会主义新伦理印记的“身体”维度的改造，也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真正深入下去。

应星著《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那么，对于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分析，能在哪些方面深化我们对于时间政治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时间政治，进而尝试讨论现代国家介入时间政治的程度问题，以便彰显本文对于时间政治研究的意义。

第一，时间作为社会资源被公性化和优化安排，以及表征不断向前跃进的运动节奏，意味着时间是以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为中心安排的。乔治·古尔维奇眼中从未出现过的以国家意志为中心的社会时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为现实，显然，这是一种亘古未见的革命性变化。整个社会则在时间安排整齐有序的基础上走向了彻底的协调和同步。不过，这种刚性社会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诸多选择自由。以作为必要劳动盈余的自由时间，以及自由时间中的自主行为即休闲为例，前文提及农民因为白天忙于生产到了晚上就想休息，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的消极休闲需求，而地方政府组织农民晚上识字学习，则是试图把自由时间凝聚成作为新生活方式的自由劳动，即积极休闲——以自由时间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形式。但是，这种“积极休闲”因为取消了消极休闲而常常令人身心俱疲，对于农民来说它更像是一种负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积极休闲。与社会主义时间政治不同，资本主义时间政治中没有强力的国家意志这种基本标准，因而社会主义社会整个时间安排整齐有序的情形，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想象也无法做到的。相反，该社会较小政治主体之中的动态博弈使人们的时间安排处于十分自由却失序的状态，这种活动和节奏的非同步化，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整合出现了某种危机。在此背景下，虽然有些人还是希望“时间自主”，另一些人却产生了个人工作时间重新实现“标准化”这种期待社会再次走向良性整合的愿望。概括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时间政治的实践表明，国家对于时间政治的介入程度不同，个体自由和社会整合的程度就会随之有异。国家的强力进入虽然达成了社会的刚性整合，却要以对个体选择自由的限制为前提，这说明这种整合存在问题；而国家的基本缺席虽然放飞了个体的自由，却使社会的良性整合难以维系，散沙般的社会就透露出“自由”的泛滥。这提醒我们，应该将保证个体的选择自由和社会的良性整合，同时作为思考国家介入时间政治程度问题的理论出发点，从而摆脱国家“进”“退”之间的两难。

吉尔·利波维茨基、塞巴斯蒂安·夏尔著《超级现代时间》

第二，社会时间以国家意志为中心，承载的是“为国服务”和“紧跟国家”的新伦理，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创造社会、走向共同理想未来的目标，这表明社会主义时间政治是一种公（国）私时间合一，以公为主轴，旨在创造公性时间绩效的时间政治。这是完成其他意义上的改造和革命，推动社会主义从方方面面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基础。不过，就本文考察的农村扫盲而言，其实际成效与宣传的成绩相比还是有不少落差。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国家运动多有这种情况，这说明公性时间绩效常常有其限度而不能尽如人意。而在资本主义时间政治中，由于国家基本缺席，较小政治主体对于如社会主义条件下一般创造公性时间绩效的意识十分有限。个人主义的后现代和打破后现代而更加个人主义化的“超级现代”氛围则使得意识形态上的集体原则和以此为内核的英雄主义进一步消退，人们的这种意识因此更趋淡薄。因而，与社会主义时间政治不同，创造公性时间绩效并非资本主义时间政治的基本内容。虽然这不等于说用来保证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服务的公性时间绩效因此就一定很差，但是全球化以来民众对以此为基础的国家能力的要求日渐提高所引发的困境却无法忽视。简言之，国家介入程度太深和过浅的两种时间政治实践在取得公性时间绩效方面都有其问题所在。而上一点讨论言及的应该在同时保证个体选择自由和社会良性整合的前提下确定国家介入时间政治的程度，正是为了更好地取得这种绩效国家所应遵循的原则。因为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有可能既避免国家通过社会的刚性整合来创造公性绩效过程中“用力过猛”，即限制选择自由所导致的社会活力有限、绩效不好的问题；又克服国家放任个体“自由”泛滥成灾所导致的社会良性整合崩解，以致于公性绩效不足的问题。

哈尔特穆特·罗萨著《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第三，人们从“为国服务”和“紧跟国家”两个方面内化社会主义新伦理，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时间观，获得以国家为中心的情感和生活意义，说明社会主义时间政治所锚定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人。这种新人的最大特征，就在于个体是通过国家政治来寻找并实现人生价值的。换言之，社会主义时间政治从国家角度解决了人们的人生意义问题。为了将国家确定的宏大未来变为现实从而实现人生的意义，人们的“现在”变得十分明确：它既因为有了远虑而少有焦虑，也不是享乐的时候，而是奋斗前进的“现在”。只不过，这种对于人生意义问题的解决也在很多时候限制了人生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时间政治中人被分割为能够从时间上加以规定的承担特定职业角色的在职者和“个人”，使得人们常常是在这些职业角色和“个人”之间展开有关人生价值的定位和纠葛，而与国家关系很小。在此背景下，后现代氛围中个体性的此时此地，即个人主义化的不思未来的“现在”具有至上地位，人们往往沉溺于当下的享乐，无忧无虑。但当前人们开始进入一个异质时间增加、感到时间减少，因而总是“赶时间”的时代。

韩炳哲著《时间的味道》

因此，这种无忧无虑正在被“超级现代”氛围中，面对节奏“加速”的情形所表征的不确定的未来时的焦虑所撼动，它惊醒了当下的享乐。在焦虑常常无法化解的情况下，已经成为一个个瞬息即逝时间点的“现在”，甚至成为人们想要摆脱的对象。就是说，“现在”虽仍居于中心地位，却也处于衰落之中，人们开始呼唤确定且有意义的未来。能够提供这种未来的，或许就是可以补充个人主义的集体理想。通过两种时间政治的实践可以发现，国家的全面进入并未真正解决个体生命意义的问题，而国家的基本缺席则是在酝酿并坐视人生意义的危机。对于个体来说，徘徊于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人生意义追求背后，始终潜藏着如何更好地实现个性解放和集体理想的问题。这对国家介入时间政治提出的要求，同样是应该兼顾个体的选择自由和集体理想所对应的社会良性整合。因为，唯有保证前者，才有可能解放社会刚性整合所限制的生活，通向自由的人生；而唯有保证后者，才有可能拨开过度“自由”所制造的人生迷雾，追逐共同的理想。

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吴毅教授曾给予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作者：孟强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杜照钦，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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