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曾经长期盛行个人崇拜，人们对领袖人物的过分颂扬始于斯大林时期。20世纪20年代，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相继被击败后，斯大林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得以确立。随后，国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流行起来。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50岁寿辰，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把斯大林吹捧为“列宁的唯一助手”“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者”“活着的列宁”。1934年，《真理报》在当年第一期上用两版篇幅刊发了前反对派主要人物之一拉狄克撰写的长篇文章，文中称颂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他和列宁一样能够高瞻远瞩”。前反对派代表人物尚且能够改变立场，转而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其他人的表现就可想而知了。1934年1月底2月初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联共（布）中央各主要领导纷纷发言，称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此间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发言时指出，要将斯大林讲话中的一切建议和考虑作为我们的法律。古比雪夫在会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更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都归功于“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卡冈诺维奇甚至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列宁又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说列宁、列宁主义，应当用斯大林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联共（布）十七大通过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以后，苏联各地党政领导人不是在讲话中称颂斯大林，就是在发表的文章中吹捧斯大林，称之为“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科学的泰斗”“永远不犯错误的理论家”，等等。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该书被誉为“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由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被吹捧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1950年，苏联大张旗鼓地出版《斯大林传略》一书，更是不遗余力地颂扬斯大林，甚至把他的错误说成是“英明”“伟大”的功绩。与此同时，苏联各地几乎每个城镇的广场和公共建筑物内都竖立起斯大林的全身或者半身塑像。1951年7月，斯大林以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的大型纪念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股风气一直蔓延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才得以暂时平息。可是，以反对个人迷信著称的赫鲁晓夫大权独揽以后，“个人迷信重新复活”。他越来越丧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谦虚品德，喜欢别人拍马，甚至肆无忌惮地鼓动别人吹捧他。他逐渐地越来越强烈地期望能够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和照片。那些对他阿谀奉承的人也是不遗余力地每天不是发表他的冗长讲话，就是大量刊登有关他的新闻图片。1964年4月17日，苏联为赫鲁晓夫举行隆重的70寿辰庆典。苏共中央在《贺词》中说“在尼▪谢▪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使我国的经济、国防和思想政治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苏联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赫鲁晓夫的大幅照片。莫斯科、列宁格勒大街的建筑物上也用金属构件架起赫鲁晓夫举手致意的全身画像。莫斯科政治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赫鲁晓夫的言论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当天，赫鲁晓夫寿辰庆典从早晨开始。上午9时，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来到列宁山上的赫鲁晓夫寓所，勃列日涅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宣读了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集体签名的《贺信》，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意”，并说第一书记才度过了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希望他起码再活70年”，“也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下午，正式庆祝典礼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许多外宾参加，勃列日涅夫代表苏联党和政府给赫鲁晓夫颁发第四枚金星勋章，并亲吻了他三次。晚上，盛大的招待会把整个庆典活动推向高潮。赫鲁晓夫虽然曾经强烈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但是并不反对，甚至竭力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也像其两位前任一样大搞个人迷信，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勃列日涅夫不仅得到苏联党、政、军的最高头衔，还获得比其他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要多的奖赏和荣誉。1973年4月，他获得列宁和平奖，还获得2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和7枚列宁勋章。1976年5月，他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同年11月，关于勃列日涅夫生平的大型文献传记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在全国上映。影片从勃列日涅夫年轻时期在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活动开始，一直拍到他在苏共二十五大上作报告。内容除了反映他的党务、国务活动外，还有他的生活，包括狩猎、与孙子散步和观看体育比赛等。同年底，勃列日涅夫70诞辰时，苏联掀起了颂扬他的高潮。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为他开辟了7天的专栏，刊登庆贺文章。有的文章甚至说“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勃列日涅夫欣然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歌功颂德，甚至公然自称“我就是沙皇”。1978年以勃列日涅夫个人名义发表的《小地》《复兴》《垦荒地》等3本小册子——苏联卫国战争回忆录获得列宁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格▪马尔科夫在授奖仪式上说：这些著作在苏联国内的影响和对读者群众的教育作用方面是“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苏联媒体也连篇累牍地进行了相关报道。1978年11月12日出版的《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民到处都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源泉”。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为此，该书一版再版，发行量大得让人吃惊，截至1981年底，共印刷19602次，平均每2个苏联人手头就有1册。然而，就是这3本作品，竟然都是由他人代劳的赝品，其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另外，有媒体在报道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时写道：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报告过程中，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已经超过了斯大林时期。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为了制造对他的新的个人迷信，真是费尽了心机。个人迷信作为一种畸形的精神现象在苏联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及社会原因。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俄国有崇尚皇权的历史传统。皇权主义是俄国的传统。俄国不仅崇拜皇权，而且推崇极权制。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强有力的极权君主一直被俄国社会奉为圣明。强有力的个人极权君主，在历史上曾经为俄罗斯的政治疆域扩张和社会进步发挥过重要作用，俄罗斯社会的强国追求又一贯把强有力的极权君主作为民族的象征。这样，皇权崇拜又和强国追求融合在一起，皇权崇拜成为强国追求的支点。第二，个人崇拜是领袖集权的产物。历史传统的存在，并不注定苏联就要泛滥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盛行一直蔓延至80年代初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集权模式以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长期实行个人专权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权威，最高领导人极易自觉接受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皇权崇拜思想。第三，干部任用制度存在缺陷所致。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命（委任）制，民主制度很不健全。由于上级领导的个人意见好恶在人事安排上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久而久之便把整个干部队伍的视线都引向了上级。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一些人采取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为人处世态度便成为逻辑必然第四，政治高压政策导致的结果。众所周知，苏联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斯大林时期政治高压案例接二连三发生，如大清洗运动、列宁格勒案件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有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迫害运动等。在长期实行高压政策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在暴政或专制面前沉默；另外一些人，则反过来以吹捧、赞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能事，心甘情愿地充当其“马屁精”与“应声虫”以自保。第五，领导人乐于接受个人崇拜。尽管有上述诸多导致个人崇拜产生的客观因素，但是如果领导人主观上坚决反对并且自觉抵制这种风气，那么个人崇拜之风也是不可能盛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无一例外，都喜欢别人对自己肆无忌惮的赞扬与吹捧。即使吹捧者“言不由衷”或“口是心非”，被吹捧者也从不拒绝。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苏联一再上演“荒诞可耻的（个人崇拜）戏”，绝不是偶然的，其影响也是极其恶劣的。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分析认为：个人崇拜之风长期盛行，不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苏共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而且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